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長期研究各種書畫、版畫，從中發現不少時代、自然與人性密碼。
攝影／林俊孝

「我大學的時候曾想過要當記者，也去考過，」台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回憶道：「但最後還是去讀台大藝術史研究所了。」碩班期間，跟隨現為中研院院士的石守謙學習。石老師上課經常帶著學生注視一幅畫，慢慢去理解它。林麗江深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著迷。

「比如畫竹子，竹子有各種型態，有的葉子墨色比較黑，有的比較淡，有的向四面伸展，有的往下垂。那葉子比較淡、而且往下垂，代表甚麼？很可能是當時正在下雨，水分比較多，所以葉子被雨淋到下垂。怎麼證實呢？畫作上如果寫有『玉珠』之類的文字，就能說明作畫者的意圖。如果沒有文字，有時靠著圖與圖之間的比較，也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石老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帶著我們從畫中的蛛絲馬跡，去了解畫家的企圖、畫中的意境，以及當時的文化意涵。」

就這樣，林麗江對中國藝術史愈來愈感興趣。除了上課很好玩之外，就是可以像記者或是偵探一樣「解謎」，從畫作中發現背後的文化現象。1991年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博班時，即選擇了當時較少人研究的「版畫」作為博論主題，從中挖掘許多奇妙的故事。

張居正別有用心的《帝鑑圖說》

版畫，就是將畫稿刻在版上，印製出來的畫。目前最早有紀年的中國版畫，是藏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製作於唐代的《金剛經》扉頁的說法圖。版畫在隋唐時多數為了宗教而作，宋代時印刷出版的種類變多，到了元明大眾文化興盛，則特別多戲曲和小說版畫。

明代有一種版畫，是大臣做給皇帝觀賞的「規諫圖」，其中最有名的是名臣張居正（1525年—1582年）編給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也就是有名的萬曆皇帝）的《帝鑑圖說》，匯集了好皇帝與壞皇帝共117個歷史故事。當時萬曆才10歲，因此需用這種圖畫配上文字的方式來吸引他。

《帝鑒圖說》成書於明朝隆慶六年，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為明代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編撰，供明神宗閱讀的書，由多個小故事構成，每則故事配以形象插圖。
圖片來源／《帝鑒圖說》（局部）此版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圖書館

「這些故事是怎麼選擇的呢？」林麗江說：「我曾將張居正龐大的文集翻了一遍，發現他為了這件事，真的煞費苦心。」要編一本教育皇帝的童書，照理來說，就是將好皇帝如何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的賢良事蹟，以及壞皇帝如何做壞事都列一列，就足以讓萬曆有所借鑒。

「結果我仔細分析後，發現裡面最多的故事，都在表達『要將政事交給值得託付的大臣』，告訴皇帝『要尊敬顧命大臣』。換句話說，就是要尊敬張居正本人。」

《帝鑑圖說》之外，張居正還很愛跟萬曆講論《貞觀政要》，告訴他要像唐太宗尊敬魏徵那樣，聽顧命大臣的話。教育他要節儉，要勤政愛民。萬曆的生母李太后曾非常鄭重地把萬曆託付給張居正，宮中太監們更會跟張居正回報萬曆的所作所為。因此，萬曆從小就逃不開張居正的手掌心。

結果張居正死後被抄家，萬曆才發現他非常奢侈腐敗，因而崩潰不已。後來他30年沒上朝，不但是用他的方式對抗大臣，更像是對張居正的叛逆。他痛恨《貞觀政要》，認為這對君臣根本不值得模仿，要大臣們不准再跟他講論這本書。張居正的童書教育，宣告失敗。

自我吹捧的《養正圖解》和《人鏡陽秋》

萬曆一直都不立太子，他鍾愛鄭貴妃，想要立她所生的三兒子，不想立皇長子。但這麼做違反祖訓，故與大臣們僵持不下好多年，皇長子因此一直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養正圖解》原本是作為一本教育皇子的教科書，為明朝大臣焦竑編撰。後來為許多清朝皇帝所推崇。
圖片來源／《養正圖解》1597的版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有一位叫焦竑（1540年—1619年）的大臣著急了，希望皇長子趕快出來講學，就上了《養正圖解》給萬曆。他挑了60個值得效法的古人古事編成書，書中就有如何培養、教育太子的故事。最後一則是宋代的忠臣王曾（977年—1038年），他也選了60則故事成書獻給皇帝，很明顯，焦竑就是在自比宋代的忠臣。

「萬曆拿到書一看就不開心，」林麗江解釋：「他心想，你這些人都跟張居正一樣，就不理他。皇子們當時還有其他的老師，覺得焦竑編書卻沒找他們商量，不但擺明了瞧不起，更是居心叵測，於是群起反對。」

焦竑無奈，只好將《養正圖解》帶到南京，不死心的他找來畫家丁雲鵬（1547年—1628年）幫書加上插圖。皇子用的教科書配上有名畫家的插繪，馬上引起大家的興趣，一出版就大賣。宮廷向來會派人從北京到南方買書，焦竑就串通某個太監，將這本新版的《養正圖解》收購回宮，獻給了萬曆。

「後來萬曆還是立了皇長子為太子，搞不好就是這本書起的作用呢。」林麗江笑道。

另一本起於民間的《人鏡陽秋》，是模仿《養正圖解》而作。作者汪廷訥是徽州商人，出版許多版畫都相當精美。他也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人鏡陽秋》蒐羅歷史上的典範人物，將他們忠孝節義的故事彙集成書。
圖片來源／《人鏡陽秋》日本京都府立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

林麗江說：「汪廷訥編這本書，原本只想樹立模範人物，他自己說呢，在鄉民的慫恿之下，把父母事蹟也編了進去。後來甚至在書的最後一卷，以編年的方式，羅列出他認識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打過紅毛番等等作過的生平大事，稱之為續貂之作。」

本來深具教育意義的書，到頭來都變成自我彰顯、自我吹捧的著作。但這個現象在明代並不稀奇，比如有一個叫徐顯卿（1537年—1602年）的文人就出過《徐顯卿宦跡圖》，將他的一生際遇，呈現為彩繪自傳圖冊，內容非常精彩，甚至有點怪力亂神，當時這類的宦跡圖還不少。又如《明狀元圖考》，將76位考上的狀元，分別繪像、立小傳，說明他們怎麼考上狀元。突顯出明代在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下，出現五花八門的書籍，當時人用各種方式來彰顯自己，其他人跟著敲邊鼓，也就不足為奇了。

版畫是權威象徵，更是高檔流行

這種版畫傳到了日本，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1592年到1598年，日本侵略朝鮮，掠奪了大量的物資回去，其中也許就包括《帝鑑圖說》。由於有圖有故事，看起來非常有趣，又是來自唐國的文化產品，後來在日本被重新印刷，就是所謂的「和刻本」。

豐臣幕府更將書中內容製成畫軸或是屏風，或是畫在拉門上當作室內裝飾的一種，就成了「帝鑑圖」。各地的大名也開始製作這些圖繪，幾乎跟《源氏物語》一樣，成為當時流行的畫題。

林麗江分析：「照理來說，好壞皇帝一起呈現，是要你學好皇帝，不要學壞皇帝，可是好皇帝都是端坐在朝堂，相當無聊；壞皇帝卻都做一些異想天開的怪事。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卻是值得嚮往的浪漫事跡，畫成圖繪比較吸引人。到後來甚至有屏風只畫壞皇帝，不畫好皇帝。這是日本學者小林宏光研究後的發現。」

除了因為異國風情而廣受歡迎，一開始這些帝鑑圖會流傳開來，卻是起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原來，權臣豐臣秀吉（1537年—1598年）去世後，繼承的兒子叫豐臣秀賴（1593年—1615年），年僅15歲，而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卻虎視眈眈。眼看秀賴年幼勢弱，快被取而代之，剛好這時取得了《帝鑑圖說》，他的老師就建議他出版此書，理由是：因為張居正用它來教育年少的萬曆皇帝，出版《帝鑑圖說》就代表豐臣秀賴擁有政治權力的正統性。

當然，歷史證明，一本只有象徵意義的圖書，無法抵禦真正的軍事實力，但這樣迂腐的建議，卻無意中造成帝鑑圖的流行，為日本藝術史帶來不一樣的風貌。而原本是大臣編給皇帝看的童書，到了異國居然有這些特殊發展，原作者張居正大概也是始料未及。

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研究這些藝術作品，對林麗江而言，最大的意義就是探討文化，以及挖掘創作者的人性故事。「翻資料、寫論文的時候，我常常都覺得自己有點像明代的調查記者呢。」這是林麗江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下，獨自享受的隱藏版樂趣。

長期研究版畫的林麗江強調，圖像的背後是文化，文化的背後是人性。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麗江（2014）。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5）。明代版畫《人鏡陽秋》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麗江（2016）。明中後期蘇州地區敘事畫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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