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場惡夢，

我正在設法從夢裡醒來。

──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History is a nightmare from which I am trying to awake.

──James Joyce (1882-1941), “Ulysses”

愛爾蘭文豪喬伊斯在小說《尤利西斯》寫下這句耐人尋味的話。

雖然喬伊斯沒有直指那場難以醒轉的惡夢為何，但或許是指20世紀前後，發生在愛爾蘭島上一連串的動亂。為期數年的反英戰爭和內戰關鍵性地導致愛爾蘭走向分裂，使得島內一分為二，東北邊屬於大英帝國，以南則是如今的愛爾蘭共和國。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英國脫歐導致南、北愛邊境出現貿易障礙，徵顯「同島不同命」的歷史枷鎖，複雜的國族與宗教認同，仍像惡夢般困擾著當代愛爾蘭人，等待時間給予答案。

究竟這座給人翠綠印象的島嶼，曾發生過怎樣複雜的歷史事件，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愛爾蘭劇場和文學呢？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高維泓從愛爾蘭戲劇，看這座小島的多舛身世。

他回憶說：「我大學初到愛爾蘭時，發現許多人正在關切好萊塢劇組在當地拍攝的《豪情本色（Michael Collins,1996）》。很多當地人應徵劇組的臨時演員，化身歷史人物麥可・科林斯（Michael Collins）周圍的愛爾蘭群眾。電影推出後全球票房不錯，但也產生出『好萊塢電影』英雄化歷史人物的爭議，愛爾蘭人對於麥可・科林斯的歷史地位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令我很感興趣。」

《豪情本色》1996上映時的官方預告片。
影片來源／youtube

麥可・科林斯——民族英雄？還是分裂國家的罪人？

首先，我們得先認識「麥可・科林斯」這位先生。高維泓說：「愛爾蘭在20世紀中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和媒體避諱談論麥可・科林斯，教科書也避免提及這位導致南北愛分割的爭議人物，還有國安人員監聽電話、拆閱信件，封鎖有損政府威信與反動的訊息。」

19世紀末之前，愛爾蘭還是大英帝國的領土。1916年一群民族主義者掀起獨立建國的「復活節起義」（The Easter Rising）。起義失敗兩年後，時年28歲的科林斯，因曾參與革命和領導手腕，成為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Sinn Féin）的南科克（Cork）議員，隨即參與了「愛爾蘭國民大會」的成立以及1919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

約1919年的麥可・科林斯。
圖片來源／wiki

1919年的科林斯，還未滿30歲，已被推選為愛爾蘭共和兄弟會主席、第一屆愛爾蘭國民議會財政部長等要職。科林斯展現了他的政治與社交手腕，不但成功躲避英國政府的逮捕迫害，更以建國名義籌募資金運作武器走私入境、維持共和軍運轉、制定各地游擊隊的戰略行動、成立暗殺部隊對付英國特務等，可說是反英運動中最具聲望的政治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百廢待舉，亟需喘息，被迫與愛爾蘭簽訂停戰協定。1921年科林斯便被指定為全權代表，前往倫敦與英國政府進行獨立協商。

「英愛條約」（The Anglo-Irish Treaty）的主要內容，除了結束愛爾蘭長達70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但愛爾蘭島被分割為兩部分，北部6郡（現北愛爾蘭）劃歸英國。南部26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原則上享有自治自決的權力，卻必須絕對效忠英王；愛爾蘭議會所通過的法律，也需要經英國總督批准方能生效。1922年1月7日愛爾蘭國民議會以64票對57票通過此條約，導致部分共和派人士激烈抗議，認為柯林斯等人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對不起為獨立運動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爆發傷亡遠大於之前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愛爾蘭內戰」（The Irish Civil War）。

「《豪情本色》雖然在愛爾蘭與全球開創了票房佳績，卻惹來歷史學者批評『過度英雄化』，與史實不符。」高維泓點出。相較之下，愛爾蘭劇作家湯姆・邁英泰爾（Tom MacIntyre,1931-2019）在《晚安，科林斯先生》（Good Evening, Mr Collins,1995）將這名「民族英雄」刻劃為更具備複雜人性，不單重現其狡猾、好色、殘暴的性格缺陷，備受爭議的矛盾處境也展露無遺，歷史人物並非只是單純的犧牲烈士。另一位當代愛爾蘭劇作家克林・墨菲（Colin Murphy）的新作《條約》（The Treaty,2021），雖然是想像性的作品，亦力圖重現柯林斯在與英國代表折衝樽俎協商時，為爭取獨立、避免重起戰爭的困難與矛盾。

重大歷史事件的詮釋和再詮釋

不過，這些戲劇作品的切入方式為何有差異？

高維泓闡述：「動盪時代的經典故事，勢必會再次被重新演繹、討論。而在不同的時空下，回想百年前的起義，必然勾起歷史詮釋的許多問題，同時也會反應出時代背景的經驗和挫折。」

《英愛條約》簽訂後，曾引起許多愛爾蘭共和派分子強烈反對。在條約之下「自由邦」並非獨立的共和國，而是一個仍須效忠英國的自治區，「未」真正獨立後的領土非但不完整，幾個戰略港口仍為英國海軍所占領，這些條約都讓共和派非常失望。內戰爆發後，心有不甘的革命人士甚至將矛頭指向科林斯，認為他是造成愛爾蘭分裂的叛徒，他也在同一年被暗殺身亡。

「造成重大傷亡的獨立戰爭和內戰，以及戰後恍如白色恐怖般的威權統治，都是愛爾蘭人心中難解的傷疤，談論科林斯更成為禁忌。不過，愛爾蘭劇作家早在歷史學家爭辯暴力革命意義之前，就開始揭櫫各種意識型態的矛盾，支持或衝撞現有的解讀框架。」

雖然科林斯生前有許多爭議，但他被殺後，幾乎所有愛爾蘭人都上街弔謁，認為科林斯白犧牲了。圖為愛爾蘭畫家約翰・萊弗里（John Lavery, 1856-1941）的繪畫《愛爾蘭之愛》（Love of Ireland,1922）。
圖片來源／wiki

高維泓接續提及，早期劇作只要有嘲諷復活節起義的情節，便會引起觀眾不滿，但在1950年代之後，狀況逐漸趨緩。「有些劇作家意識到民族主義會對創作產生侷限，因此嘗試發展其他詮釋復活節起義的方式。值得玩味的是，劇場呈現的復活節起義不總是圍繞著革命烈士或叛徒身上，更多呈現邊緣人物真實或虛構的各色記憶。」

如丹尼斯・莊士敦（Denis Johnston,1901-1984）於1958年所發表的《大鐮刀與落日》（The Scythe and the Sunset），以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廳為背景，聚集了愛爾蘭志願軍、紅十字會傷患救助人員、英軍人質，以及彈奏鋼琴的老太太，暗示各個社群的縮影。此劇情節部分來自劇作家在復活節起義時的真實經驗。有些劇中人物認為起義只是場「意外事故」，甚至嘲笑朗讀《獨立宣言》的人士，響應革命的平民倏忽間變成百貨公司搶匪，大膽跳脫愛國框架的敘事。

高維泓解釋該劇使用「悲喜劇」結構，能有效擊中觀眾內心的痛點：「當劇院關燈，觀眾跟著融入劇情，會忍不住發笑，但看到後來會覺得可怕，發現作品背後隱涉的社會現象有多悲哀。」他接續補充：「愛爾蘭劇作家向來關注改變中的社會，寫實與實驗交雜的劇場傳統，也促使他們不斷求新求變。他們善於從社會及政治現實取材，讓觀眾『直球面對』真相的不堪，使劇場成為意見衝撞與交流的平台。」

不斷反省「暴力」的意義

劇作家將所認知的歷史搬演上舞台，有助於將歷史觀點具象化，引導閱聽人一次次檢視過往的歷史迷霧。戲劇作品的特點在於能結合歷史真相的虛虛實實，打破傳統史觀的窠臼，讓「復活節起義」不只是歷史事件，而能疏理愛爾蘭千絲萬縷的歷史糾葛，甚至產生跨國界的影響。

高維泓再舉一例：《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1952）— 因1980年代以降臺灣本土劇團多次改編，這齣劇可能是臺灣人最熟悉的愛爾蘭劇 — 作者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早在1948年便完成這齣以法語撰寫的劇本。

「不過這齣劇絲毫不見愛爾蘭元素，民族主義的政治意涵也非常薄弱。」高維泓解釋，這與貝克特刻意將自己與愛爾蘭民族主義切割有關。在劇作家成長的過程中，愛爾蘭社會總瀰漫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息，許多推崇民族復興的作家，刻意用蓋爾特語（Gaelic）寫作，以抵抗在他們眼中是殖民掠奪者英國的正統英語。

「但有能力讀、寫蓋爾特語的貝克特，不願意跟民族主義者過度宣揚本土意識掛上鉤。」高維泓提到許多20世紀中葉對文化鎖國政策及新聞檢查制度（censorship）不滿的作家，紛紛前往其他國家發展，即使有新作品也不願投稿國內刊物，轉投其他海外英語或法語刊物，貝克特正是當中的一位代表。這些作家多描繪加諸在社會邊緣人身上各種有形及無形暴力，希望更貼近「人」的經驗，挑戰愛爾蘭官方長久以來造神式的論述。

高維泓說道：「觀看不斷重新演繹的歷史劇場，可以讓閱聽人得以理解建國史的因果關係，以及隱含的各種暴力。藉由不同的角度、邊緣人物和故事，讓愛爾蘭人重新省思建國史並非全然都是榮耀、值得慶祝的歷史，同時也間接提醒施行武裝暴力的『愛爾蘭游擊隊』（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簡稱IRA）一個重要訊息：暴力並不是值得稱頌的偉績。」

高維泓期待更多人發現愛爾蘭文學與藝術的風采。
攝影／陳怡瑄

劇場就像是一面鏡子，能讓觀眾彷彿看到自己的處境及社會上的各種荒謬，進而產生反思，甚至跨越文化產生「蝴蝶效應」。高維泓指出，愛爾蘭文學能提供我們觀察的面向是：在一個後全球化的狀態下，族群間可以如何更包容？

愛爾蘭於1973年加入歐盟，走進全球經濟體的一環，突然間小島湧入多種族裔的人，接觸到多元的外來文化，反倒緩解了歷史傷痕，同時也反應到劇場創作之中。

高維泓與其他研究者都看到這樣的變化，於2015年創立了「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經常舉辦推廣愛爾蘭文學的講座，活動實況並上傳到Youtube等網路媒體跟大眾分享。期待透過推廣愛爾蘭文學、電影、踢踏舞等文化，讓更多人發現這座島不會因為小、而抹滅自身的風采。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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