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陳登武教授的博士論文，原本研究的是唐代法制，卻不小心走進了地獄。

「一開始，我只是想找點資料，看『地獄』的觀念對於唐代政府防範犯罪有甚麼幫助？」陳登武眼中帶笑：「結果發現，地獄怎麼那麼精彩！」地獄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極其恐怖、充滿慘叫與痛苦、想起來都全身發麻的鬼地方，但對歷史學家如他而言，竟如登寶山，有趣極了！

「人間煉獄」這句成語，本指人間痛苦得跟地獄一樣，陳登武卻有另一種解讀。他認為，「地獄是俗世的投射」，人間長甚麼樣子，地獄就長甚麼樣子。反過來說，了解了地獄，也有助於了解人間。而地獄也並非自古存在，是逐漸發展而成的，歷朝歷代的地獄也不一樣，甚至一直到現代，不管是人員、體制或設備，都還在進化中！

陳登武認為，人間長甚麼樣子，地獄就長甚麼樣子。地獄也並非自古存在，是逐漸發展而成的，直到近代，人員、體制與設備，也跟著汰換更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讓陳登武帶你一步一步走進地獄的奧秘吧！

觀音菩薩為何那麼紅？

如果要做一個「中國最受歡迎神仙排行榜」，觀世音菩薩恐怕永遠名列前茅。這跟祂「大慈大悲」、「聞聲救苦」的神格有直接的關係。「觀音信仰」的發展與傳播是從六朝開始的，為何祂會迅速成為廣受歡迎的仙佛，而且至今依然如此？

魏晉以來佛教宣教書籍很多，稱為「釋氏輔教之書」，包含：南朝劉義慶（西元403年—444年）《幽冥錄》、《宣驗記》；南朝宋傅亮（西元374年—426年）《光世音應驗記》；齊王琰《冥祥記》；唐朝唐臨（西元600年—659年）的《冥報記》等等，都留下許多觀世音靈驗救贖的故事。 　　這些故事中，有「身陷賊營而逃走」、「遭逢水難、火難」、「被賊盜搶奪」、「求子」、「死而復活」、「遇猛獸」、「從地獄逃出」等，但「臨刑獲救」卻佔足足四成之多，高居第一。

觀音菩薩為什麼得以高居華人信仰排行NO.1？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唐朝范瓊《大悲觀音像》。局部。

原來，當時治安敗壞，搶劫掠奪層出不窮，官府往往無法抓到真正的犯人，為了逃避責任、免受牽連，只好濫用刑訊，屈打成招，甚至牽連無數，使得許多人無辜受害。出現大量觀世音從監獄、刑場救出犯人的故事，正反映了審判不公，以及人民痛苦的心聲和訴求。

唐朝中葉以後，觀音菩薩刑場、監獄救贖故事相對減少。明清時期，觀音的形象與「水神（或海神）」相當接近，甚至沿海居民將祂與「媽祖」視為同一神祉，主要是因為當時海洋貿易發達，以及人們渡海移民，導致船難事件頻傳，海上成為另一個需要「聞聲救苦」的場域。觀世音遂成了無處不在的救苦形象。

明清時期，觀音的形象轉變為水神、海神，甚至沿海居民將祂與「媽祖」視為同一位神祉，背後都與民眾所遇到的現實困境有關。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邢慈靜《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相》。局部。

因此陳登武認為，神的故事，反映人的故事。觀音菩薩之所以深入民心，其實跟當代的社會現象有關。地獄的演化也是如此。

地獄的樣子是別人告訴我們的

中國本土原本就有一套豐富驚悚的地下世界觀。《左傳》已有「黃泉」之說，《楚辭．招魂》所說的「幽都」，記錄充滿恐怖的地獄場景，以及秦漢方士喜談「蒿里」、「泰山」，都是最早期的地獄。出土文物顯示，早在戰國時期，地下世界已經有「官僚組織」，有「地下主」、「司命」負責管理地下世界。

佛教在漢魏傳入中國後，迅速傳播，卻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遭到士大夫、道教團體反抗。佛教為了證明對國家統治有幫助，他們大力宣揚「地獄審判」，並透過各種「釋氏輔教書」書寫地獄諸苦，希望透過地獄審判進行宣教，減少來自國家、各界的敵意。在與道教和儒家的地獄觀互相角力後，逐漸融合為唐代晚期的《佛說十王經》，建構了當今人們對地獄的想像，比如：地獄分為十個殿，以及著名的閻羅王等。但在這部經典完成前，地獄又是怎樣演變而來？

魏晉南北朝的地獄圖象，多為刀山劍海，還沒有閻王審判圖像。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魏晉南北朝前的地獄圖象，多半為刀山劍海，看不到審判現場。直到唐代唐臨（600年—659年）的《冥報記》，開始出現類似「地獄遊記」的故事：有人暴斃，胸口還有餘溫，家人不敢埋葬。三、五天後醒來，他已在地獄遊歷一番，地獄中的人告誡他，要回來告訴人們做壞事會遭受怎樣的懲罰。

本來，地獄長甚麼樣子，是記載於經典裡，現在居然有人真的去了一趟地獄，回來跟我們說裡面有甚麼了，那我們還能不相信地獄真實存在嗎？比如有一個叫柳智感的人，有一天晚上突然過世，醒來說閻羅王聘他去當判官了，還形容他見到的地獄：

至曹。曹有判官五人。連感為六。其廳事是長屋，人坐三間。各有床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座，空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座。有群吏引將文簿來，取智感判置於案上。……智感省讀案如人間案者，於是即為判勾之（截自唐代唐臨《冥報記》）。

（柳智感到了地獄的官府，府內有五個判官，他是第六個。廳堂是長方形的屋子，使用其中三間，各有坐床和几案，公務很繁忙。西邊第一間沒有判官，官差帶引柳智感就坐，馬上有幾位官差把卷宗拿來，請他審判。卷宗放在案上，柳智感看了看，發現和人間的一樣，便開始提筆判案。）

陳登武說：「我觀察地獄觀的發展，一直強調是『地獄書寫』：誰來告訴我們地獄在哪？長甚麼樣子？誰在審判？誰來見證？我們對地獄的概念，其實都是別人告訴我們的。」

唐臨通過「死而復生」的故事告訴我們：地獄裡有官廳、有案桌，然後輔佐閻王斷案、並掌管冥界事務的官叫作「判官」；其次為「六曹官」，負責記錄死者生前的善事、過惡於簿書；提供拷訊證據的稱為「善惡童子」；管理牢獄和行刑的獄卒稱為「牛頭馬面」等。

陳登武認為，唐臨就是第一個把唐代官制帶到地獄去的人，讓地獄更富人味，他發現：「判官」其實是唐代具有法律身分的副官；「曹官」則仿照中央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地方政府的「工倉戶兵法士」六曹；至於行刑者和獄卒，便是現實牢獄常見的執法人員。地獄不再是虛擬的概念，而是俗世司法的投射。

陳登武認為，唐臨是第一個把唐代官制帶進地獄的人，讓地府更富人味。
攝影／林俊孝

而地獄種種酷刑，比如：刀山、拔舌、鋸解、毒蛇、劍樹等等，其實也來自人間。唐代的刑罰極其殘忍，武則天時代為酷吏最多、刑罰最濫的時代，種種殘害肢體、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花樣百出，都影響了地獄的酷刑書寫。陳登武感嘆道：「地獄其實就在人間。種種地獄的酷刑，到底是佛經的描寫？還是俗世法庭的寫照？恐怕不容易回答。」

因此，「地獄」之形成，來自人間的投射。有甚麼樣的人間，就會創造出怎樣的地獄。宗教灌輸這樣的地獄觀念，會讓人們警惕：「別以為你逃過人間的刑罰，還有地獄等著你呢。」無形中對社會產生遏止犯罪的強大作用。

地藏王菩薩如何成為幽冥教主？

閻羅王是永不妥協的酷吏，在充滿殺戮的地獄世界，有無力量可以制衡？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漢魏六朝以來，佛經裡的地獄是個充滿驚悚與恐怖，充斥各種無窮酷刑的幽暗世界，沒有希望，沒有出路。閻羅王是個沒有人情、不可親近的審判主，像個永不妥協的酷吏，令人思之戰慄。

唐朝中葉之後，地獄突然出現了一個救贖使者──地藏菩薩！

一開始，地藏菩薩只是站在地獄門口，告訴即將入地獄受審的犯人，如何誦讀經文來避免在地獄受苦，甚至得到閻羅王的赦免。後來變成與閻羅王平起平坐，在審判席上旁聽的角色。隨著地藏菩薩信仰逐漸展開，到了唐朝中期的《佛說地藏菩薩經》中，地藏菩薩已經能與閻羅王別床而坐，防止閻羅王斷案不公，或搞錯文件、犯人罪不致死、刑期結束卻沒有出獄等冤枉事。

唐朝中期的《佛說地藏菩薩經》問世後，地藏菩薩開始與閻王互相制衡。
攝影／林俊孝  

陳登武指出：「這不正跟漢、唐以來君王強調的『恤刑』、『慮囚』不謀而合嗎？」

「慮囚制」是唐代帝王經常性的恩典，他們不忍囚犯受寒暑風露之侵，過度刑訊之苦，或該出獄而滯獄未出，導致病死獄中；同時也不滿管理獄政官員濫權、胡作非為，因此下詔要「恤刑」，並檢查獄政。原來，地藏菩薩在地獄的地位逐漸提升，正是因為當時代監獄弊端嚴重，需要有人拯救這些犯人。

當地藏菩薩以「恤刑」的姿態親臨地獄時，就代表祂的地位已超過閻羅王，難怪在唐代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閻羅王會向祂無量讚嘆。晚唐五代至宋朝的絕大多數〈十王經圖〉，都是以巨大的地藏菩薩為中心，周邊圍繞著閻羅王等地獄十王，可見地藏菩薩至此，已成了幽冥教主。

「地藏菩薩有名的誓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不也是『恤刑』的終極目標嗎？」陳登武說，可見地藏菩薩地位之提升，及其信仰在民間的深化與普及，實與唐代「恤刑思想」有著密切關係。

地藏菩薩位階與現世發展息息相關。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精怪、鬼話」其實深藏寓意

看似荒誕的精怪故事，是否也在反映時代？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記載一個故事：

後魏有挽歌者孫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逐之。變為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

故事大意是說：後魏時有一個人叫孫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太太，但三年來她晚上從不脫衣睡覺。孫巖很奇怪，有一天趁她熟睡時解開衣服，發現她毛茸茸的，竟有狐狸尾巴。孫巖大驚，就跟她離婚，美女拿出刀子，把孫巖的頭髮割了離去。大家追了出去，她就化為狐狸逃走了。而被這樣割掉頭髮的人，就超過了130個。

陳登武解釋說：「這個故事發生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正史《魏書》也有記載。《洛陽伽藍記》號稱北魏三大奇書，藉著寫佛寺興衰來反映洛陽的歷史，它不是在寫一個荒誕的筆記小說而已。」北魏是剃髮的鮮卑族，這個故事反映當時洛陽漢人，遭遇到剃髮的恐懼，就好像你的枕邊人，隨時想拿剪刀把你的頭髮剪掉一樣。

《洛陽伽藍記》裡的精怪故事，卻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剃髮的恐懼。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朝《毛詩品物圖考》。局部。

陳登武因為研究地獄，相關的鬼神文本也看了許多。別人研究鬼故事，都在解讀其中思想，陳登武卻以歷史學者的眼光，從中探討其反映的現實社會和人的心理。

時移事異，身處科學時代、視鬼神為迷信的現代人，還需要有地獄的概念嗎？

陳登武思考了一下，說：「墨子說過，如果你心中有鬼神，就不敢作亂。地獄觀是需要的，畢竟有助於引導向善。但不需要讓小孩子從小就了解那些恐怖的意象，會嚇壞他們。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信仰觀念，自己會去了解。」他認為信仰依然對社會有積極的教化作用，何況地獄反映人間，瞭解地獄，對瞭解人類歷史，還是很有幫助的。

陳登武認為地獄的存在，對於人們有著警惕、教化的意義。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登武（2005）。從戴孚《廣異記》看唐代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06）。《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
陳登武（2006）。魏晉南北朝時期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08）。唐代士人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10）。皇權‧政爭‧司法審判權：唐代御史台制度新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陳登武（2017）。《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的宗教、社會與國家》。臺北：臺師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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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幸活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能把世間萬物收進口袋。如今透過「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人類更得以將珍貴的史料文本透過電子形式保存，並利用資料檢索、資料探勘、資料探勘分析史料，只要動動手指便可穿梭歷史！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TBDB，網址：http://tbdb.ntnu.edu.tw/）從2017年正式啟動建置計畫，至今陸續匯集了彰化縣、南投縣、澎湖縣、臺中市、臺北市等地，橫亙300多年，超過2000位歷史人物的傳記文本。除了收錄全臺許多縣市方志傳文，TBDB還具備便利的檢索功能，更運用資料視覺化技術，為歷史研究者提供新穎多元的探勘工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柯皓仁曾參與國科會和文化部執行多項數位典藏計畫，但不只是典藏而已，該如何結合數位、人文，透過兩個看似壁壘分明的領域，幫歷史學家打開全新研究視野？
攝影／林俊孝

「電腦不只會撿花生，還可以做歷史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柯皓仁幽默地開場。

曾協助雲門舞集、優人神鼓等藝文團體執行數位典藏計畫的柯皓仁，是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主導創建者之一。他如何發揮跨域溝通能力，將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轉化成人文社科研究的助力，實踐「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願景？與研究團隊共同打造的TBDB還有什麼特色與潛力？如何為歷史研究帶來洞見？從無到有建立資料庫的過程中，又有哪些跨領域合作的甘苦談呢？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歷史人物資料庫

過去歷史學家必須在繁複的史料、藏書中梳理歷史脈絡，但人眼、記憶總有侷限，不免遇上遺忘、漏看等問題。
圖片來源／Unsplash

柯皓仁解釋，「人」是推動歷史的主體，多數歷史研究的開展都以「人物」當作中心或起點。然而，已逝的歷史人物無法直接開口說話，想重建他們的生平事蹟與社會關係，過去的歷史學家往往要皓首窮經，仔細爬梳龐雜零散的史料文獻。但如果每次研究一位新人物、一個新主題，都得自己回頭重新彙整文獻，不只曠日廢時，還可能出現人為疏漏。

為此，柯皓仁偕同多位歷史與資訊科學學者，企圖借重資訊科技的力量，高效率統整卷帙浩繁的史料文集。包括：直接收錄各縣市人物志的電子全文資料，或者利用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技術將早期文獻進行電子化；透過命名實體辨識（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從文本自動爬出人物的出生年、出生地、重要事蹟發生地，以及傳文中提到的其他歷史人物等重要資訊；甚至以OpenCV函式庫對老相片進行人臉偵測、辨識，企圖從「歷史的快門」中抽取文書裡看不到的訊息。

屬於臺灣的TBDB

點擊TBDB網站，映入眼簾的是臺灣島嶼剪影，和背後以臺北101為視覺主體的城市遠景。你可以輸入感興趣歷史人物的「姓名」、「出生地」或任何關鍵字，查找資料庫的傳文資料。

舉例來說，在出生地欄位輸入「臺北」，很快就會看到「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1921-2011）的資料。點擊「檢視傳文」便能見到楊千鶴的家庭背景和她傳奇的生命經歷：在日治時期為臺灣女性發聲，1950年當選第一屆臺東縣議員，卻因戰後語言轉換問題與家務多舛，直到80年代末才重返文學與政治的公共領域。

每個人的人生，都不只是自己一個人的故事。你會注意到楊千鶴的傳文中也提到一些相關人物，如果這些人物同樣有被寫入地方人物志，這種情況在系統中被稱為「另有傳」，就像維基百科的關鍵詞連結，可以直接點入對應頁面。TBDB的最大特色功能之一，就是可串聯多名歷史人物的傳文資料，透過「人物分析」進一步勾勒出關係連結，讓歷史人物之間的社會網絡活生生地躍然眼前。

TBDB讓特定歷史人物間的社會網絡，活生生地躍然眼前。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

當然，TBDB並非世上第一個傳記資料庫。柯皓仁提到，最初之所以起心動念打造TBDB，正是受到「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CBDB）」啟發。由哈佛大學、北京大學、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維護的CBDB，遠從上個世紀末發軔，現已累積超過50萬名歷史人物資料，數量規模上相當可觀。不過，收錄年代與地緣脈絡的差異，仍讓TBDB與CBDB有所不同。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CBDB，已累積超過50萬名歷史人物資料。
圖片來源／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柯皓仁解釋：中國的CBDB注重「歷代」，其中又以宋朝資料最多，人物時代背景集中在8到15世紀。相對而言，臺灣的TBDB收錄大航海時代與明清以來400年間的歷史人物，年代上聚焦20世紀前後。

數百年的差距，歷史情境與文化交流所形塑的人物故事自然大異其趣。「CBDB的歷史人物大多屬於『官宦士人』，主要經由『科舉』奠定社會地位。」柯皓仁說，「TBDB裡的臺灣歷史人物則涵蓋『士農工商』，甚至跨越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各領域，凸顯多樣化的社會地位晉升途徑；也能看到許多跨國遷徙的生命經歷，例如曾到美國、日本留學等。」

TBDB的建置以CBDB為主要參考對象，雖然成熟度與資料規模都不如CBDB，但TBDB的收錄年代與傳記庫，卻更加貼近於近現代臺灣人物與臺灣史研究所需，具有無可取代的獨特性與重要性（資料來源：柯皓仁）。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數位人文研究實例：日治時期的詩社與政治

柯皓仁所任職的圖資所位於文學院大樓，是一幢雙層主體、由天橋連結兩端的建築，而跨過天橋，對面正是臺灣歷史研究所──資訊科學與歷史學，當這兩個乍看風馬牛不相干的學科相遇，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透過臺灣「詩社研究」，開啟數位科技如何開啟人文研究的新境界。圖為彰化文化重鎮－文開書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藉由資訊科技的奧援，輔助人文學、社會科學、傳播學等更廣泛領域的學者從事研究，正是「數位人文」理念的體現。柯皓仁以與臺師大臺史所張素玢教授等人合作的「詩社研究」為例說明。

日治時期臺灣文藝風氣鼎盛，許多詩社活躍於文化圈，成為文人與菁英階層交流互動的重要媒介。透過TBDB，歷史學家可以快速探勘不同詩社之間的關聯：哪些詩社的成員出現大量重疊？詩社之間是否會形成拉幫結派的群集關係？這下子都一目瞭然。

「有趣的是，將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等政治運動、或參選擔任公職的人物名單匯入之後，歷史學家發現：這些日治時期加入詩社的臺灣人表面看似很少從政，但其實往往是透過間接的社會關係網絡，對政治發揮影響力。」柯皓仁點出，以往的歷史研究者或許要從史料一條線、一條線的搜索，現在TBDB則可直接視覺化呈現人物彼此間網狀、多層的社會關係。

TBDB可呈現歷史人物間彼此間網狀、多層的社會關係，歷史學家再透過經驗、閱讀，從中找尋線索。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

這項研究於TBDB草創期執行，是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記載的人物為主。柯皓仁回憶，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當初的「打底」作業，便是從彰化縣志開始。

盛產稻穀的彰化縣，曾有「臺灣米倉」之稱，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人口超過100萬的縣份，而臺灣知名的望族「辜家」正是發跡於彰化鹿港。「還有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合作的歷史系教授剛好是彰化縣志的編纂者，手上就有文件檔案，而且對傳文內容最為熟悉。」柯皓仁笑著說。

電腦與人腦、數位與人文的1+1>2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好奇：電腦程式從史料中判讀資訊的能力，能贏過專業訓練的歷史研究人員嗎？

為使電腦運算更為精確，還有賴人腦投入、過濾，然後不斷滾動式調整演算法，才能讓結果更為精準。
圖片來源／Unsplash

柯皓仁再以詩社研究為例，用程式自動辨識文本提到哪些詩社，可達到96%的召回率，「也就是說，電腦幾乎能把文本中的詩社全部抓出來，避免人類肉眼可能漏看的問題。」不過他也補充，電腦辨識的「精確率」相對就沒那麼高，例如：行文如果提到「各地詩社」，可能被當作一個真實存在的詩社，所以還需要專業人員輔助過濾，然後滾動式調整演算法，才能更為精確的辨識。

換言之，自動化辨識、人工辨識的交叉比對非常重要。「人類跟電腦各有優缺點，是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不用比較誰贏誰輸。」柯皓仁說，「電腦很厲害，但要讓電腦發揮完整實力，不能沒有人腦。」

柯皓仁更進一步強調：就像數位、人文之間的關係，不管我們用資訊科學技術幫歷史學家統整、抓取了多少資料，資料依然只是資料，「故事」卻要由歷史學家才有辦法敘說書寫。

資訊科學與歷史學的跨域合作，一邊是追求高效率、應用規則解決問題的計算思維，另一邊是關注脈絡、意義與差異的歷史思維，雙方如何從溝通磨合走向通力合作？「我雖然是科技狂，深處還是有一些文青的靈魂。」他微笑說道，「就像工程師用程式語言跟電腦溝通，才能讓電腦輔助人腦，資訊科學和歷史學家也需要學會『說對方的語言』才行。」

「數位人文」的理念，是將資訊科學與歷史學等人文學科連結整合，透過科技的效率與力量，深刻改變人類對自身的研究與瞭解方式。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從TBDB到數位人文的未來展望

TBDB對臺灣史研究者而言是重要的基礎建設。像這樣的跨域實踐，既開創出不同以往的技術應用，同時也為人文社會知識的拓展帶來嶄新視野。柯皓仁以他的學生為例，一人從《山海經》的神祇人物，在不同神話中的定位差異進行索引標記；另一人探討《金瓶梅》故事人物喝了哪些「酒」、在甚麼場合喝酒、哪些詞語和酒共同出現在文本，探討飲酒的類型和場合如何呼應時代背景與社會氛圍。

「但《山海經》只是《山海經》、《金瓶梅》只是《金瓶梅》，」柯皓仁提醒，「不論對文本內部進行再多資料探勘，研究結果的詮釋都勢必融入背景知識與情境脈絡，才能提煉出有意義的發現。」他也據此坦然反思資料庫系統的限制，「不管我們把多少資料蒐集到資料庫中，外面永遠還有更多無窮無盡的資料。」

因此，重點不是無限上綱蒐集資料，而是如何找到好的切入觀點、善用背景知識、結合情境脈絡，從既存資料中獲致新的理解──這不僅是學者的考驗，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對每個人也都尤為關鍵。

柯皓仁指出，完備的資料庫系統並不是一蹴可幾，而是仰賴長期努力。未來將納入人臉辨識，期待開啟更多透過人眼、經驗還沒注意的新發現。
攝影／林俊孝

最後，完備的資料庫系統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仰賴長期努力。柯皓仁提到，目前雖然缺乏穩定經費支持，研究團隊仍持續投入老相片人臉偵測、登錄與辨識的研發工作，以及從後臺將歷史人物倆倆之間的「關係類型」進行人工編碼，期待未來對更多歷史研究展開神助攻。同時也期許「數位人文」的理念，能在將來繼續啟迪跨域學者交流合作，結合當代資訊科技的強大力量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深邃思考，催生更多意想不到的連結與應用可能性。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柯皓仁（2016-2017）。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對象──臺灣歷史人物社會關係文本探勘工具之建置。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柯皓仁（2018）。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探勘系統與數位工具之建置。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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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評鑑委員的王麗雲，走訪全臺各地學校時，發現緊鄰的兩間學校，資源、學生數竟有天壤之別的差異，於是取了個俏皮的名字：「西瓜學校」。
攝影／林俊孝

「兩間國小，明明距離不遠，一間學生數眾多，達2000多人，『冠蓋滿京華』，另一間卻學生數極少，不到百人，在廢校邊緣掙扎，『斯人獨憔悴』。」

時間是2009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王麗雲教授在走訪全臺各地學校擔任評鑑委員、進行教育研究時，察覺各縣市的國中小，經常出現一種特殊的分佈模式：兩所同級學校之間縱使距離不遠，甚至可能只是隔街相望，學校規模（以學生數或班級數界定）卻有巨大差異。她將這種呈現鮮明對比的學校組合，取了個俏皮的名字：「西瓜學校」。

學校有大小之分，背後往往隱含優劣之別的結果，這在臺灣家長與學子眼中，或許早已見怪不怪。但經過實地探訪，王麗雲發現一系列不容小覷的問題：當學校規模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將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的問題，更可能在無形中導致對弱勢群體的排擠效應，惡化原有的社會不平等與教育落差。

為什麼臺灣會出現「西瓜學校」？小學校的校長、師生面臨怎樣的現實困境？對家長來說，選大校就一定好嗎？臺灣教育政策又該如何調整，以免弱勢群體又一次次落入教育頹勢？

大學校不斷擴大；小學校不斷萎縮，將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無形中產生對弱勢群體的排擠效應，惡化原有的社會不平等、教育落差，讓不少孩子輸在起跑點。
圖片來源／Unsplash

何謂「西瓜學校」？

王麗雲解釋：在國民中、小學階段，臺灣採取的是「學區制」，也就是學生依戶籍所在地就近分發入學。照理而言，不僅保障全民受教權，同時也能達到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與合理性。

只不過，在升學主義文化盛行下，人人搶破頭的「明星小學」、「明星國中」仍層出不窮。臺灣家長們懷抱成龍成鳳的期待，常透過向親戚好友借寄戶口等方式，積極將小孩戶籍地遷入名校學區，形成「西瓜偎大邊」的現象。相對的，那些學生被「吸走」的學校，規模便被迫萎縮。

「我把這樣的兩所學校，稱為『大西瓜』和『小西瓜』。」王麗雲笑著說明，她之所以創造這組名詞，不只來自社會觀察，更有嚴謹明確的數據基礎。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為全臺所有學校進行定位製圖，結合各校學生人數的資料庫數據，即能根據「鄰近性」、「規模差異」兩項指標，劃定「西瓜學校」的成立條件。

鄰近性一般可以取600公尺、1000公尺或1500公尺為標準，規模上則以學生人數差距大於2倍或2.5倍差異來判定。以2021年的資料為例，全臺共有195所國小（兩校距離600公尺內、學生人數差距2倍以上），347所國中（兩校距離1500公尺內、學生人數差距2倍以上）有西瓜效應現象。

王麗雲補充，由於國中、國小的學生活動範圍和學校分佈狀況不同，用來判定發生西瓜效應的條件也有些許差異。而從比例來看，國中的西瓜效應明顯更嚴重。以臺北市為例，所有小學中超過25.3%出現西瓜效應現象，國中則有81.1%。

兩所學校極其鄰近（600~1500公尺內，步行不用半個小時的距離），人數規模卻差異甚大（2~2.5倍以上），便屬於「西瓜學校」。這種現象是因為家長集體「搶名校」、「擠大校」的共通心態，也就是「西瓜偎大邊」，使得「大西瓜學校」對「小西瓜學校」產生磁吸效應所致，在臺灣十分常見。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徒步不必5或10分鐘的兩間國小，規模竟往往能差到兩倍以上，而國中的規模落差又更普遍，顯示「唸大校」的吸引力隨著升學階段益發強勁。為什麼會這樣？王麗雲指出，關鍵就在臺灣家長們的「學校選擇行為」。

遷戶口、搶名校：「選校行為」與西瓜效應

臺灣家長細膩思忖，想為孩子尋覓最優質的教育環境。王麗雲指出，大學校與小學校在升學表現、風評、學習資源、師資條件、師生互動、硬體設備等外部條件的表現各有不同，但大校又別具優勢。

大量集中的教育資源、廣闊的家長人脈網絡、良好的升學率，都有助於一所學校打出在地的好名聲。實績加上口碑，形塑臺灣家長追逐大校的主流觀念，使得大校恆大；而在磁吸效應持續之下，小校恆小。

臺灣家長想為孩子尋覓最優質的教育環境，形塑著追逐大校的主流觀念，使得大校恆大；小校恆小，甚至弱勢族群變得更弱勢。
攝影／林俊孝

鑒於有些大校實在過於熱門，政府近年推動「額滿學校」制度，用更嚴格的標準（如學生親人須持有學區內房屋所有權狀、須有連續居住事實等）限制分發排序；若額滿情形真的太嚴重，教育局還可能選擇開設新學校來因應。

王麗雲曾在臺灣東部某縣市，見到一個值得玩味的案例：「當地原本有兩所學校，其中一所是老牌升學名校，因為太常額滿，教育局又在附近開了第三間學校。沒想到，家長自然而然分成兩邊，那些擠不進明星大校的漢人家長，都把小孩帶來唸新設立的學校；另一所舊的小校，慢慢在磁吸效應下成了原住民學生為主的學校。」

家長們的學校選擇行為，竟儼然變成自發性的種族隔離。「這當然不是他們有意為之，而是許多個別行動加總起來，最終成為有方向性的集體行動。」王麗雲進一步解釋，文化觀念、教育期待與價值偏好、教育資訊充足與否、家庭資源餘裕多寡，都影響著家長的教育選擇。

「家長選學校」看似是個人自主的選擇，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這些「選擇」延續著西瓜學校的現況，不僅導致規模過小的學校陷入經營困境，亦讓教育弱勢學生反而更難取得所需的教育資源。

從西瓜學校看見臺灣升學主義的燦爛與悲歌

「我曾看過某國小全校有61班，運動會上冠蓋雲集，議員致詞講不完；但路轉個彎，附近另一所國小剩下99名學生，一個年級只能編成一班，隨時都可能遭到裁撤。」研究期間，王麗雲頻頻在百步之遙的兩所學校，看見截然不同的風景。大學校坐擁在地口碑與豐富資源，意氣風發；小學校在招生困難與資源不足的窘境中，泅泳掙扎。

王麗雲無奈表示，政府提供的教育經費原則上按學生人數分配，所以大學校能得到較充裕經費，至於人少的小校，甚至連一個合格的理化老師都聘不起來。
圖片來源／Unsplash

「政府教育經費的撥款原則基本上按照學生人數分配，所以大學校能得到相對的充裕經費，但大校優勢不僅如此。」王麗雲解釋，「大學校的家長群，也經常包括在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因而可以獲得豐厚的人力物力支持，以及有力的督促；加上班級之間競爭性夠高，順勢拉抬了升學表現。」

至於人少的小校，「甚至連一個合格的理化老師都聘不起來，」王麗雲說，「不只經費問題，當班級數太少，沒有足夠的課程時數可分配，學校只好請代課老師充任。」但代課老師的授課情況並不穩定，在這所學校下課後，可能還要到另所學校兼課，無法在課間或課後提供學生學習指導。「小學校的校長非常辛苦，經常都要寫計畫爭取經費、資源，支持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

受到政府與社會冷落的小校，學生家庭及社經背景也常相對不利，或是家庭功能不理想，造成教師教學與輔導上的沉重負擔，且更可能缺乏獎學金等扶助資源。「有辦法擠進名校的家長，不會把孩子帶來這裡。」王麗雲無奈表示，小校老師的工作負擔沉重，除了努力提高學業成績，有時還得幫忙家長照顧學生課外的生活起居。

「我碰過一名很有愛心的老師，他對我說，他已經想清楚了，每年的極限是救三個。每一屆學生進來，他會選定三個學生，當成自己的小孩，幫他們課後加強輔導，週末帶去參觀博物館、美術館。」王麗雲無奈地說，「其他學生怎麼辦？我們不可能責怪老師，他已經盡力做到他所能做的，努力去拉拔學校的弱勢學生了。」

相隔不過幾百公尺，大小西瓜學校在許多面向卻有如兩個世界。雖然小學校看似處於弱勢地位，王麗雲仍在各地小校碰到不少令人鼻酸的動人故事。她呼籲政府調整相關政策，以減少西瓜效應對小校師生產生的負面影響，更期待能發揮小校的潛在優勢。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如何打破小校標籤、解決西瓜效應問題？

回想你的求學經驗，是否也曾意識到自己就讀的國小或國中，是當地的「大學校」或「小學校」？不論身在臺灣哪個鄉鎮市區，你也聽過當地流傳某些歌頌大學校、貶低小學校的坊間傳聞嗎？

貼在大小西瓜學校身上的標籤，既忽略了小校的潛在優勢，也無法幫助我們正確認識大校的缺點。事實上，過大或過小的學校規模，都會造成經營上與教育上的挑戰。從重視多元表現的108課綱來看，大校雖然因為師生數多，能夠開設多樣的選修課程，但也別忘了小校因為人少，個別學生得到的表現機會更多，而且師生關係緊密，更容易建立信賴與合作關係。

王麗雲從2009年至2021年長期追蹤，指出雖然少子化情況嚴重，10年間學校間的西瓜效應不動如山，不過部分臺灣家長追逐大校的傾向正逐步改變。「社會氛圍已經有了變化。我們開始接受實驗教育，比較有想法的家長會把孩子送到特色學校就讀。」小校汙名的平復，似乎指日可待。

從政策面分析，過去教育學強調學校的「最適規模」，然而每所學校的地理位置、學生背景條件、辦學風格各自不同。王麗雲則從研究看到，除了考慮學校最適規模外，也要考量學校的「最小規模」：考量師資組合、學生需求等多方因素，規範維持一所學校最起碼所需的規模、師資和經費，以幫助每一間學校都能正常營運。

另一方面，王麗雲也發現各縣市教育局「盲目設校」的問題：「教育局很容易因為社會壓力而開設新學校，附近蓋了一批新大樓、就蓋一所新學校，不是這個學區的家長也一窩蜂送學生來讀，排擠其他現有的學校，結果這批孩子長大，學校常常就沒人唸了，面臨廢校不廢校的難題。」

「偏鄉不遠，就在隔壁。」王麗雲結論道。
攝影／W. Xiang

當小校受到冷落，師生也會一同陷入困境，政府必須審慎考慮學校的分佈狀況與平均發展，才可能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透過學校間西瓜效應的研究，王麗雲俐落點出社會不平等如何在教育體制與家長、學生的個別選擇行為中持續複製，也提醒我們「弱勢」與「主流」之間相生共伴的關係。「偏鄉不遠，就在隔壁。」她結論道。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王麗雲（2011）。西瓜學校：學校規模消長成因及其教育機會均等意涵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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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科學理性、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為什麼仍有驅魔儀式存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黃涵榆教授為此撰寫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書，從基督教神學觀點、「異端」與「附魔者」當中的生命政治，以及現代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脈絡，重新反思「附魔」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通過對個體差異生命狀態的理解，黃涵榆對「治癒／疾病」、「正常／異常」、「理性／迷信」所預設的二元對立框架提出質疑；思考其中長期通過各種文化被建構，以及合理化的權力關係，賦予「附魔」事件作為發現畸零生命主體象徵的意義。

黃涵榆通過探討《舊約》和《新約》聖經的時代背景，直到中古世紀、早期現代，至十九世紀，以歷時性的歷史脈絡，拉開關照視野，重新理解人們如何詮釋「疾病」與「附魔」之間的關係。
攝影／陳怡瑄

研究問題的偶然時刻：一則驅魔實錄影像的衝擊

基於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黃涵榆之前做過一系列探討「妖魔」、「變態」、「偏執」、「邪惡」、「不死」等議題的研究。但這本書的完成，卻不是有意識的安排。

源自他在一個夜裡看到了1976年德國少女安納莉絲的「驅魔實錄」，這個短暫的偶發經驗，為他帶來了情緒與思考的雙重衝擊。

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少女、因驅魔儀式而被控過失殺人罪名的雙親與神父、以及拒開死亡證明的法醫；整起事件形成的權力張力反映在社會輿論圍繞著教會、學界和醫界之間複雜的紛爭。

黃涵榆表示：「在整個過程裡，安納莉絲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所有權和決斷不再屬於她，她的身心靈成了自然與超自然、神靈和惡靈，以及宗教和醫學、司法鬥爭的戰場。」這個案例構成黃涵榆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然而，當黃涵榆試圖用學術研究的形式來探討附魔這個現象時，其中所牽涉到的面向複雜度，已然溢出了精神分析的框架。但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附魔」的徵狀也一度與精神症狀相關，尤其是歇斯底里和瘋癲；因此和精神醫學脫不了關係。

他進一步從神話、宗教等方面去組織一個較嚴謹的學術架構。

「疾病」的接受史：附魔與惡魔學的形成

在西方文化，宗教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長一段歷史，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往往多與天譴或惡靈等宗教化因素聯想在一起。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們需要有一個態度，就是生病這件事情，包括附魔，基本上是一個經過社會政治、文化、宗教各種力量建構出來的事實。」黃涵榆強調，若我們以現在的眼光理解疾病，似乎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時代、文化、社會脈絡裡，對於「病」會產生不同的想像。甚至非西方基督教脈絡的社會，對於附魔的處理方式與詮釋也全然不同。

從自然科學或以醫學角度來看疾病，已經是很現代的事；早期人們可能透過一套「惡魔學」或「魔法學」的敘述來解釋，建構整個知識系統。

黃涵榆提到：「從比較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認爲每個時代有當時人們想象惡魔的方式，會與那個時代的集體恐懼和焦慮彼此糾結。」尤其人們無法完全理解疾病的時候，在基督教的思想下，疾病和惡魔被視為上帝的敵人；在不同階段裡，惡魔也會扮演著誘惑者的角色，而「魔」和人性的負面特質，諸如嫉妒、仇恨、野心、貪婪等心理狀態糾纏在一起，有時則被視為「惡靈」。因此，如何去對治這種異常狀態的「病」，則相應出現一套驅魔或靈療的儀式；而「附魔者」、「惡靈」和「驅魔術」就以三位元的結構，構成「惡魔學」。

驅魔與神聖治癒：「生命政治」與介入他者身體的權力機制

早期《新約》裡談到基督或門徒，碰到重病患者，多數只有癲癇、抽搐之類的詞語描述，較少直接以「魔鬼附身」來形容這些病徵，實際上也很少進行「驅魔」儀式；這些反而都是後期教會體制化之後才形成的詞語。

「『驅魔』基本上就是一個十足的『生命政治』。」黃涵榆進一步解釋說：「『生命政治』是指用一套權力機制、技術，介入他人身體、生命，從而去管理、宰制他人。因此，被判定為魔鬼附身的人便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各種宗教驅魔儀式，包括十字架、聖水等器具，以及神父的話語及經文等，都將施加在他身上。過程中，雖然有宗教的神聖性，但同時也是某種形式的暴力展現。這讓整個神聖與暴力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驅魔儀式的景觀化現象，現代人大概可從恐怖電影的畫面中趨近那種極具張力的戲劇性畫面：驅魔師不斷逼問被驅魔者身上的惡靈各種問題，透過不斷辨別真僞，去建構正與邪兩個世界。把謊言重新整頓，恢復所謂的「真理」；並把人從一個墮落、受到惡魔侵襲詛咒的世界，帶回到一個純潔的，可被接受的基督教社群當中。然而，歷經驅魔儀式後的人，並未重獲自由，教會體制還會隨時監看他的動靜，有時候也由醫生輔助；這些細節當中都體現著權力運作的痕跡。

行使神蹟即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
圖為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的畫作《Miracles of St. Francis Xavier》（1617-1618）。圖片來源／wiki

黃涵榆指出，亙古至今，基督教在面對癲癇患者的時候，實則都會展現權力。比如行使神蹟，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更後來，當基督教建制後，驅魔儀式的過程中，驅魔師就是教會體制的權力代理人。

「當基督教逐漸發展出《聖事禮典》（Rituale Romanum）這一套完整的系統，對於各種器具、程序，所有教會體制各種大大小小的儀式都有非常縝密的規範之時。驅魔儀式也被體制化了。如聖器象徵著上帝權力。從學術研究的批判視角來看，驅魔儀式，甚至是『療癒』，都是一種體制權力的展現；而後者到了現代則被醫學所取代。」

黃涵榆提醒，我們不應該把被附魔者當成一個極端或是超自然的事件。從事件本身實際上可以看出整體生命政治的運作。如果把生命政治的視角拉開來看的話，會發現，我們只要活著，在某些體制裡面生活，就會面臨一套、或者多套機制施加在我們身上。

或許我們更可從附魔的極端例子，思考普遍人們的生命政治經驗，發現有多少政治力量和權力是施加在人的身體、心理或行動等方面。

「治療」的合理性：精神醫學裡的模糊地帶

如果被附魔者，或者是說一個被視為異常的病人，他的身體具有反抗意識，並且也應重新賦予自主權力的話，那麼「治療」和「治癒」是不證自明的合理存在嗎？

黃涵榆隱然拋出這個問題：「我們對於疾病，好像停留在一個狹隘的、體制化的醫學想象。生病就投藥，比較屬於控制模式的。我想慢慢帶出這種想法，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他認為，如果將醫學視為理性，而將民俗學相關的靈療處置視為非理性的二元區分，事實上是窄化了我們對於生命的理解。薩蠻、巫師和通靈者的存在，某方面來說，滿足了某些人蠻長一段時間在身心上的安頓需求；嘗試去瞭解應該比用異樣眼光去排斥，來的更真實、更重要。

人要怎麼去回應生病這件事？
圖片來源／pixabay

「如果我們從病痛（illness），而不是從疾病（disease）的角度來看人受苦的經驗的話，我們會強調人的感受，如現在有一種比較現象學式、醫療人類學式的作法，就是順著對方的邏輯，進入到他的幻想世界；然後找到一些可介入的地方，給他一些勸告或協助。」黃涵榆對「治好」的邏輯提出質疑：從附魔者到瘋癲者，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途徑去理解他，讓他以一種自己能活下去的方式去生活？不一定非要打破那些被他人認爲異常的想象。

跳脫「不死生命」的狀態，接納「見證的不可能」

就某層面來說，附魔者與病人都凸顯了生命在語言邏輯或者其他框架所無法展示的面向；他們像是進入了一個不死（undead）的狀態，雖然活著，但屬於人的某些特質已經不見了。

黃涵榆以阿岡本（Giorgio Agamben，1942-）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類比這些介於雖生猶死、像人又像動物，被排除在正常人世界之外的人；被視為卑賤污穢的生命，但並沒有因此得到自由。像是附魔者、植物人，甚至是難民，他們皆是脫離於正常社會，卻沒有逃脫權力宰制的各種不同形式的不死生命。

這些被排除的生命，本身已經揹負著沉重的恐懼和焦慮；某種奇特的力量不斷催促著他，讓他無法安身立命。黃涵榆重新將超自然的附魔與自然的身心疾病現象並置，最終希望提出一個終極關懷：生命能不能用一種他自己覺得比較舒服愉悅的速度活下去？這樣是不是有可能跳脫生命這種不死的狀態？

黃涵榆最後從醫學人類學視角，希望開展「病痛敘述」（illness narratives）作為生命證言的倫理意義。「我想『見證的不可能』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面對病痛或者身體生命的本質，基本上不是任何話語、技術所能夠完全宰制的。」這背後牽涉著某些倫理思考：生命是否被某些東西所宰制？醫療診斷是否全然代表事實？

然而，即便來自痛苦主體的自我陳述，同樣也不盡然能表現完整的事實，卻能發掘體制壓迫和苦難的社會政治成因，照見籠罩在「療癒」大敘述下，存有異音的獨特生命。

採訪撰文／李筱涵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黃涵榆（2011）。「不死、經驗極限與救贖政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2）。「附魔、療癒與邊界生命：跨領域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涵榆（2017）。《附魔、疾病、不死生命》。臺北：書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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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繁複的科學算式、數字、週期表與符號，是否曾經讓你越學越覺得懷疑人生？
圖片來源／Unsplash

速度、加速度傻傻分不清楚？元素週期表背得頭昏腦脹？光合作用好複雜？過去臺灣國高中的科學教育，經常讓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科學彷彿成為「背多分」的科目，如今事情有了轉變：科學教育的研究與實務工作者開始攜手訴求跳脫填鴨式教育，回歸科學活動的本質──對自然現象的探究。

「下雨天，車窗起霧了，可是打開雨刷卻無法刷除乾淨。為什麼？怎麼做才能去除露珠？」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吳心楷用一道簡單的生活題，點出世界各國在自然科學教育上的新趨勢：「生活化」，以及對「探究能力」的重視。

吳心楷嘗試把科學融合生活化、探究精神，超越紙本考卷侷限，展望臺灣科教的未來。
攝影／W. Xiang

什麼是「科學探究能力」？為什麼在一個現代公民社會，每個人都應該具備這樣的能力？為了深植臺灣學子的科學素養，吳心楷嘗試把科技與多媒體帶進科學教育，超越紙本考卷的侷限，並在新課綱上路之際展望臺灣科教的未來。

科學怎麼學？「探究能力」是關鍵！

過去科學教育只強調知識傳遞，直到1970、80年代的美國，才開始注重透過實驗、觀察與測量等操作技能來認識科學。
圖片來源／Unsplash

科學革命至今數百年間，科學家們在摸索中追求科學知識，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庫存。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知識有系統又有效率地傳承下去？科學知識的組織與傳達，以及對教學成效的評估，即是「科學教育」領域的核心關切。

觀察全球科教趨勢，吳心楷指出科學教育的典範並非一成不變，近年出現了幾次變革：「最早的科學教育只強調知識傳遞，將科學研究成果包裝好，丟給學生吸收。到1970、80年代，美國才提出科學過程取向（Science – A Process Approach），主張科學教育要注重『過程技能』，開始讓學生進行實驗、觀察、測量等基本的科學操作技能。」

不過，研究過程的方法或技術，並非科學活動的全貌。學生若只是依循課本或老師的指示，一步步執行觀測或實驗，想必依然難以瞭解「為什麼要這麼做」、「當得到的結果和課本寫的不一樣，代表著什麼」。忽略方法與知識之間的連結對話，是科學過程取向後來漸受批評的主因。

「科學家的觀測與實驗，都必須由理論觀點出發。面對同一個現象，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的提問角度都不一樣。」吳心楷說，「經過嚴謹的觀測或實驗，最後得到了什麼結果；如何解讀與做出結論；怎麼扣回理論，對既有的知識進行修正或驗證？」

建立觀點、提出問題、設計實驗、蒐集資料、分析資料、產生結論──這一整趟結合思考與實作的過程，就是「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同時也是當今全球科學教育與臺灣108新課綱最為注重的科教目標。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簡單來說，科學探究就是著手去做科學家在做的事情。科學探究能力，就是學生從事科學探究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如何提升這種能力？吳心楷進一步研究發現，比起操作科學實驗的次數，學生探究實作的投入經驗和對於科學探究的好奇心，更有助於培養科學探究能力。

「不是背公式、做實驗，而是學會像一位科學家那樣思考和做研究。」科學探究能力可說是更加貼近科學活動本質的科教目標。

疫苗、核電、萊豬：考驗當代公民的科學性社會議題

從疫苗施打、萊豬到核電，看別人爭論的同時，這些科學議題你真的瞭解嗎？
圖片來源／Unsplash

現代人的社會生活已經與科學話題密不可分。政府興建核電廠的利弊為何？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如何解讀？萊豬對身體健康有危害嗎？在談論這些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時，人們如果對科學活動有錯誤的認知，便可能陷入雞同鴨講的溝通困境。

「科學探究能力的重要性不只在教室裡，更在學校外的公民社會。」吳心楷解釋，當涉及科學內容的新聞報導提供研究方法、數據來源等資訊，現代公民應該要具備解讀能力，「包括對科學方法和科學術語的初步認識；瞭解一種方法的限制在哪裡；推論是否合理等面向。」

由此看來，科學教育的長程目標包括幫助公民社會推動有意義的討論，做出具充分理性的集體決策。「社會大眾談論這些議題時展現的科學素養、媒體識讀，某種程度來說，正反映一個國家科學教育的成效。」吳心楷語重心長地說。

不過吳心楷也提到，在老三臺、兩大報的年代，事實查核相對不易，當時的國民教育也尚未強調科學探究的重要性。走出教室，科學教育如何擴展至成人、老人，或者學齡前幼童等族群？「社區大學、長青大學，或者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工藝博物館等設施，如今也都是科學教育的重要場域。」吳心楷近期也投入幼兒科學教育課程的開發工作。

吳心楷語重心長地說：「社會大眾談論社會議題時所展現的科學素養、媒體識讀，某種程度，正反映出一個國家科學教育的成效。」
攝影／林俊孝

當科學教育遇上數位科技

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時代來臨，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教育界也興起「遠端化」風潮。吳心楷帶領研究團隊開發了一套電腦化的科學探究能力多媒體評量系統（Multimedia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Inquiry Abilities, MASIA），帶動科學教育的與時俱進，也跳脫一般紙筆測驗，將「科學探究」所強調：提出問題、設計實驗、蒐集資料、分析資料、產生結論等，實際應用於學習。

「其實，這套系統就是把自然科學的考卷放上筆電、手機、平板，讓學生可以使用數位裝置回答問題。說來簡單，卻超越了我們過去一般對考試的想像。」在多媒體科技輔助下，這套系統可以將問題設計融入動態的聲音、動畫、影片，甚至是互動式的模擬情境，而不只是靜態的文字與圖片。

以人們冬天最常用的暖暖包為例，首先，科學探究能力多媒體評量系統（MASIA）透過一段暖暖包發熱影片，引導學生提出「研究問題」，包含：暖暖包為何會發熱？裡面是什麼成分？透過這些疑問，進入「設計實驗」階段，帶領學生找到最適合製作安全拋棄式暖暖包的化學原料，然後在系統中詳列各化學藥品放到水中的反應狀況、溫度等，藉由這些實驗數據瞭解如何「蒐集、分析資料」；最後，除了讓學生挑選出最適合的化學成分「產生結論」外，再以簡答方式，詢問背後判斷的邏輯、原因。

「這都是過去紙本測驗做不到的。」吳心楷解釋，「在電腦化評量中，學生不是把學到的科學知識拿出來，而是要『用出來』，進行比較複雜的資訊判讀與探究操作。」

KNO3硝酸鉀放到100公克水中，四分鐘後的溫度為13.9度；NaOH氫氧化鈉為64.5度；Na2CO3碳酸鈉為49.9度，為製作安全的拋棄式暖暖包，碳酸鈉為最佳選擇。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值得一提的是，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等國際性評比近年也出現電腦化趨勢，臺灣學生若熟悉科技化評量，將更有助於接軌國際。

未來，類似系統能否成功推廣進入校園？吳心楷發現教師的態度是關鍵。「雖然學校與家長的支持、基礎設施的完整性也都很重要，教師本身對科技化系統的態度仍是最有力預測使用意願的因子。」相關平臺陸續推陳出新，如何引導第一線教育人員熟悉運用，是往後科教研究的重要議題。

如果讓動畫入題，學生會…？

開發出一套科技化評量系統後，吳心楷好奇，如果讓自然科學試題變得活潑，學生考試還要看動畫才能作答，這份考題對他們而言有何不同？

以教育學的術語來講，這是「表徵形式」的問題：以往紙本考卷只能呈現靜態表徵，像圖表、圖片，但是當相同問題出現在電腦螢幕，卻換成以動態表徵呈現 ，如：動畫、影片等，會有什麼差異？是讓試題變得困難、還是變得容易？

當動畫融入考題可以讓學生更容易答對題目？評量結果顯示，對國中生而言沒有差別，卻能讓高中生答題變得較為容易。
圖片來源／Unsplash

由於自然科學涉及動態的操作過程，動畫照理而言可提供較豐富的資訊。吳心楷比較國中二年級、高中二年級的評量表現，得到有趣的發現：當考題的靜態圖文改為動畫呈現，對國中生而言沒有差別，卻能讓高中生回答起來比較容易。她解釋：「這可能是因為高中階段的學生才具備足夠的心智功能，可以從動畫中擷取需要的資訊來解題。」

「科技化、數位化，不是把靜態轉成動態就夠了。」吳心楷說，「最重要的是回到本質，思考多媒體資訊會如何讓評量更接近科學探究的過程，能不能有效幫助學生提升科學探究能力。」

所以，車窗起霧怎麼辦？

文章開頭車窗起霧的問題，你想到答案了嗎？
圖片來源／Unsplash

回到開頭的問題：下雨天車窗起霧，為什麼雨刷沒辦法刷乾淨？答案是：「因為起霧的水珠位於車窗內側」。那要怎麼去除？既然水珠在內側，用抹布就能直接擦掉了──只不過，對一名科學家來說，這些答案還不夠令人滿意。

為什麼外頭下雨，卻是車內的玻璃面起霧？這些水滴不是雨水，而是車內空氣的水蒸氣「凝結」所致。當雨天的冷空氣造成車窗玻璃溫度降低，又碰到溫度與相對濕度皆較高的車內空氣，水滴就會凝結在內側玻璃上，像剛拿出冰箱的可樂瓶。所以，只要調整車內外的溫度差或者降低車內的相對濕度，不論是開冷氣、開車窗，都可以慢慢去除玻璃上的霧。

這系列問題同樣來自「科學探究能力多媒體評量系統」，展現出新一代科學教育重視探究實作的特色。「我們的新課綱迎向更加多元、多樣化的科學學習目標，強調探究能力以及對科學本質的認識，整體而言和國際走向相吻合。」吳心楷致力融入最新的觀念與科技至臺灣科學教育中，同時也展望未來：「科學教育要培養的是『帶得走的能力』，讓下一代成為具備科學素養的公民。」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

研究來源
吳心楷（2011）。科學探究能力的數位評量：以模擬為導向的線上系統之研發─總計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心楷（2011）。科學探究能力的數位評量：以模擬為導向的線上系統之研發─多重表徵與數位評量：中學生在模擬導向的評量系統中之探究能力表現。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心楷（2014）。探討學生在電腦化評量系統中科學探究能力之表現及科學教師對電腦化評量的需求與實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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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國文系陳麗桂，在其著作《老子異文與黃老要論》，試圖帶你了解「黃老思想」。
攝影／林俊孝

「黃老」是戰國時代興起的學術思潮，諸子百家爭鳴和它有深切的關係。然而一直到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黃老帛書前，學者除了「清靜無為」之外，無法得知其詳細內容，更不清楚它是西漢「文景之治」的指導思想。

「黃老」到底怎麼出現？後來又為何消失？黃老研究的代表學者師大國文系陳麗桂，在其著作《老子異文與黃老要論》中有深度剖析。她語帶神秘地說：「黃老就是《史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的『道家』！」

也許你會生疑，「道家」不就是「老莊」？怎會是黃老？莊子跑去哪？「黃」又是誰？怎麼會跟「老」綁在一塊？

陳麗桂笑道：「因為齊國被田氏篡位了。」

姜太公隱居垂釣於渭水之濱，武王前往拜訪，邀他入朝輔政。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朝戴進《渭濱垂釣圖》。局部。

尊賢容眾、崇尚事功的立國風教

當年周武王（1076 B.C. – 1043 B.C.）消滅商朝、建立周朝，姜太公功勞最大，受封於齊。齊國位居東海之濱，夷族的原民文化根深蒂固，於是太公「因其俗而簡其禮」（尊重、順應當地文化來治理，不將整套周文化強加上去），果然快速安定秩序。

姜太公本是周武王「尊賢」而禮聘出來輔政，因此他治理齊國，也非常尊重、任用賢才。就算後來田和（？- 385 B.C.）篡位，承接姜齊富厚的政治、經濟遺產，也依然秉持著這股精神，才能延續齊國強大的霸業。

《戰國策》記載：田齊宣王（350 B.C. – 301 B.C.）見顏斶，說：「你過來！」顏斶也說：「大王過來！」宣王很不高興，臣子對顏斶說：「你是臣，可以叫君過來嗎？」顏斶回答：「我聽大王的話過去，是貪慕權勢；大王聽我的話過來，卻是愛才。」最後宣王服輸。這就是齊國「尊賢容眾」立國風教。

陳麗桂說：「齊國一面背山，三面環海，雖然可耕地少，缺乏發展農業的條件，卻有豐富的大海資源，適合經商；商人遊走天下，機靈多智，注重現實而講求效率，因此齊人也崇尚事功。」靠著這種崇尚事功、尊賢容眾的精神，齊國長期國力雄厚，從姜齊的桓公開始就是春秋首霸，一直到戰國的田齊，依然號稱「東帝」。

就在這裡，他們塑造了「黃帝」

過去諸子僅談堯、舜、禹、文武等聖君，從未提及黃帝，但在稷下學者鑄造下，黃帝戰蚩尤、敗共工、滅炎帝的各種傳說，在戰國中期傳揚開來。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朝《夏禹王立像》（局部）

田齊為了改變「篡位」的不良印象，開辦「稷下學宮」（相當於現代的中央研究院），用優厚待遇，廣聘各國賢才。管吃、管住，不予官職，只談學問；一人來、或一群來都歡迎，而且可以自由來去。一時羣賢畢至，當代著名的學者，如孟子、荀子、鄒衍、慎到、宋鈃、尹文等，都曾來過，助長了中國學術史上「百家爭鳴」的輝煌盛況。

傳說中，黃帝（約2711 B.C. – 2599 B.C.）原是數千年前的原始部落領袖。過去儒、墨推崇古聖王，都曾講述堯、舜、禹、湯、文、武，卻從未提及黃帝。在稷下學者塑造下，黃帝戰蚩尤、敗共工、滅炎帝的各種傳說，以及掛上「黃帝」之名的各種著作，霎時豐富地傳揚開來。

陳麗桂解釋：「姜齊是炎帝後人，而黃帝是接續炎帝之後的部落領袖，所以田齊就奉黃帝為祖先。這是為了顯示自己也有高遠的來歷，取代姜齊，只是光榮歷史的再現。」從此，以稷下學宮為核心、大量附會黃帝的各家各派著作紛紛出籠，造成盛大的學術思潮。

田齊原本來自陳國，東周時期偉大思想家──老子（571 B.C. – 471 B.C.）是陳國人，他注重精神的清靜超越，也多談治國的無為之理，與田齊承繼姜齊霸業的宗旨相合。於是，一種「治身」與「治國」並重，以黃帝為標幟、以轉化的老子思想為核心的「黃老思想」便誕生了！

將玄虛的「道」，落實為能操作的「術」

一般我們將老子歸屬「道家」。道家一詞，首見於《史記》司馬談（140 B.C. – 110 B.C.）〈論六家要旨〉，他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意思是說，道家以《老子》清虛、卑弱為重要精神原則，是因循客觀規律，又兼融陰陽、儒墨、名法等各家思想的統御之「術」。

司馬談的這個定義，過去讓學者一頭霧水，因為印象中，《老子》不但崇尚「無為」，反對「有為」，而且反對「名」、反對管理，更經常批判儒家。如何是一種治國之「術」？還兼採各家思想？

田齊來自陳國，而陳國有位偉大思想家──老子，稷下學者轉化其思想，掛上黃帝招牌，附會黃帝事蹟，「黃老思想」因此誕生。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朝張路《老子騎牛》。局部。

直到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經法〉等「黃老帛書」後，學者才恍然大悟：司馬談所說的「道家」，指的正是「黃老道家」！

黃老之學如何兼採各家之說？簡單來說：

• 天地有「道」，所以大自然規律地輪替運轉，萬物生生不息。「道」就是天地運轉的「度」、「法」、規律。所有人事作為（包含衣、食、住、行、祭祀、農事、政令、教育、使用物品等）若能配合自然規律來操作，必能如天地般平穩順遂、生生不息。這是「因陰陽之大順」。
• 理想的領導者應該沉穩、淡定，依循法規運作，而隨機應變，就各類人材的專長、能力（「形」），給予適合的官職（「名」位），並考核其業績是否相符，如此「循名責實」，管理會更精簡有效。這是《老子》的「虛靜無為」與法家「刑名之術」的參採結合，為「撮名法之要」。
• 法令的訂定，緣起於民間的需求與認可；立法的君主要率先奉行，才可以推動，這是儒墨的「民本」。

受到黃老的影響，漢代大儒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學者，都有這種兼具儒、道、名、法和陰陽的黃老素養。司馬遷寫〈五帝本紀〉，把黃帝升格為中國歷史第一帝，從此「炎黃」取代了「黃老」，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共識與溯源。淮南王劉安（179 B.C. – 122 B.C.）主編撰的《淮南子》，更是黃老的集大成之作。

黃老之治為漢朝打下穩實基礎 

秦朝以嚴刑峻法治國，殘酷嚴控，勞役永無休止，弄得民不聊生，終於走向滅亡。漢初改變策略，採用黃老思想，得到了極好的成效。

漢高祖打敗項羽即位之後，長安經濟瀕臨破產，不得不在內政上「與民休息」；外交上，和親、懷柔，盡可能不打仗；同時頒布「推恩」之令，讓諸侯可以自行將封地分封子孫，於是封地一代一代地縮小，諸侯實力變弱，無形中消泯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對立。

陳麗桂說：「漢文帝（180 B.C. – 157 B.C.）和漢景帝（188 B.C. – 141 B.C.）都是黃老之治的典範人君，司馬遷卻說他們『頗雜刑名』，就是指他們施政『陽道陰法』──表面上『清靜』不干預，骨子裡卻是法家高效的刑名管理。」

跟秦朝不同的是，黃老之治簡化各種法令，又減輕刑罰、勞役，力行節儉，蕭規曹隨，讓社會生產力逐漸恢復。到了漢武帝（156 B.C. – 87 B.C.）繼位，全國各地糧倉滿溢，終於有實力放手改革政治，討伐匈奴，開疆擴土。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黃老精神的傳衍 

然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黃老治術」由權力核心淡出。但黃老精神沒有消失，它融入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普遍表現在：

• 政治上，力求溫潤合宜，有效卻不苛刻的管理精神和原則。
• 養生方面，開展出中醫漸進而長期療養、調補的精氣養生論。中國古代有名的醫典《黃帝內經》，就是黃老養生、醫療之學的理論紀錄。
• 宗教上，「道」被「戒」化為教規，或具象化為「太上老君」，成為華人普遍崇奉的生活戒律、信條與神祇──也就是「道教」信仰。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陳麗桂說：「《淮南子》曾為黃老提出一個『宜適』的新價值標準，來取代老子虛無難捉摸的『道』。所謂『宜適』，就是恰當好用，容易遵循，而且在乎他人感受，讓大家可以成就自我；是一種溫暖、清簡的心量，放大空間，講求效用，不勉強、不霸道。這與現代民主社會的理想相當吻合。」

因此《淮南子》也說，君臣關係是「相報之勢」：老闆提供工作，夥計好好做事，大家雙向回報，公平而尊重，這就是「宜適」。而現代人最需要的，正是這種溫潤包容、不霸道的「黃老精神」。

陳麗桂認為，相較於其他學說，黃老思想講求實用，多元包容關照，在乎他人感受，跟當代民主社會理想相當接近。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陳麗桂（2020）。漢代思想與思想家。臺北：五南出版社。
陳麗桂（2020）。老子異文與黃老要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陳麗桂（2015-2018）。從各《老子》異文探討其思想之歧分與版本之價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麗桂（2013-2016）。「道」的異稱與衍化──以近年出土簡帛文獻為討論核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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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學生透過自身思考去學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洪榮昭教授建立許多可以提供現場教育的數位學習新教材。
攝影／張傑凱

「傳統科學實作教學，往往是由各領域的菁英把學術的最終成果直接教給學生，讓學生背誦記憶。」洪榮昭直指傳統教學的問題，就連科學教育也不例外。

他提到今年108課綱提倡了新教法，希望透過更多的「探究式學習模式（Prediction-Observation-Explanation，簡稱POE）」，讓學生透過自身思考去學習，不只是記憶前人成果，這樣才能因應未來更多變的時代。

不過洪榮昭認為，除了需要更多的探究實作教材之外，他測驗學生的學習反應，發現在POE探究式學習的「觀察」與「解釋」之間加入了「Quiz」（小測驗），針對學習流程的內容進行小評量，在後續更能幫助學習者解決學習流程中的疑問。

洪榮昭將傳統的POE模式加上Q（小測驗）推衍成『POQE模式』。
圖表繪製／李昀

「將傳統的POE模式加上Q（小測驗）推衍成『POQE模式』，就可以建立許多可供現場教育的數位學習新教材。」洪榮昭說過去的研究發現認知負荷越重，導致學習成效降低，但他藉由POQE 探究法減少了認知負荷的影響，有效降低學習壓力，增加實質學習成果。

他說：「透過電腦和網路，用類似遊戲般的互動體驗，達到學習的效果。畢竟相較於紙書，網路與數位是現在孩子更為熟悉的介面。」

從孩子感興趣的數位遊戲出發

洪榮昭研發POQE模式教材多年，他進而介紹研究團隊已經上線蘋果和安卓系統的諸多遊戲教材，都可以直接由學生自行操作，就像益智性電玩遊戲一樣。

「我們的教材只要透過簡單的說明後，學生就可以自行點擊滑鼠操作，無論是學習的節奏和思考內容等過程，都是學生自己主控，這樣讓學習變成學生自己的事，效率會比外界強迫灌輸更有效果。」

例如提供給高中職遊玩的「綠能工程教育磨課師」，以動畫呈現不同的流體和相異管柱直徑的個別關係，說明流體的磨擦力和管柱大小與流體本身三者之間的關聯性。

益智遊戲是洪榮昭認為可以最好的輔助POQE模式教學的方式。「透過螢幕上的動畫圖示，會比靜態的文字更容易吸收理解。」洪榮昭說：「之後我們也有提供給大專技職學校做過實際應用，測驗發現對於提升教學成效確實顯著幫助。」

透過螢幕上的益智遊戲動畫圖示，有助於輔助POQE模式教學。圖為「溯因聯想App」遊戲畫面。
圖片來源／擷自遊戲畫面

再如「空間能力」遊戲，可以讓人藉由判讀兩面直角牆上的投影圖，去尋找出正確的3D物體形狀。洪榮昭笑說：「你不要看這些遊戲看起來好像很簡單，有些成年人玩起來可能也會感到吃力！」

另外諸如「時空拼圖」、「記憶大考驗」、「見微之美」等心智發展遊戲。除了可透過遊戲訓練學生記憶、空間及觀察能力之外，更可以提升學生的特徵辨識能力和細心度。此類遊戲便適合給各學齡層，甚至可讓親子共同參與，促進親子關係。

也有很療癒感的遊戲App──「昆蟲飼養日誌」和「蝴蝶館」。前者可以讓玩家藉由虛擬樹林裡養殖環境合宜的昆蟲，認識不同昆蟲的生長習性。

後者收藏了臺灣20種近年常見的蝴蝶圖鑑，透過遊戲機制，讓玩家可以飼養照顧牠們，並收集圖鑒和資料。除了心情療癒之外，也可以讓玩家了解許多生態的知識和生物學的概念。

學生藉由虛擬樹林裡養殖環境合宜的昆蟲，認識不同昆蟲的生長習性。
影片來源／教育遊戲好好玩「【VR】蝴蝶捕捉」

除了上述介紹的個別遊戲之外，洪榮昭研發數十種──有音樂教育、情緒教育、科學教育、語言學習、技能訓練、數學教育、科技教育、運算思維訓練等遊戲App，應用的學科範圍非常廣泛。

VR模擬遊戲減少現實練習的危險

「不過我最新的遊戲是虛擬（VR）程式。」洪榮昭與時俱進，發展VR遊戲程式，讓玩家戴上專屬裝置，進入到虛擬的空間裡做各種技藝練習。

如「打擊樂VR」、「廚房助手VR」、「汽車美容VR」等現實模擬的遊戲。「現實中，我們打鼓怕吵到鄰居；切菜怕切到手指，反而不太有練習的機會，而現在VR都可以協助解決那些問題。」洪榮昭說打擊樂VR讓學生扮演鼓手模擬擊打樂器，學生除了可以進行節奏練習以及節奏創作之外，更可以增強情緒商數，抒發情緒。

VR遊戲可以協助解決現實中不太有練習機會的問題。
影片來源／教育遊戲好好玩「【VR】廚房助手-蔬菜篇」

而廚房助手VR更不用說，現實中刀工的練習往往伴隨著危險，不過VR可以擺脫現實的許多限制，讓人做更多的實際訓練。「同時這也是益智活動，可以訓練操作者的手腦反應。」洪榮昭強調：「虛擬實境的應用，預計未來會有更多的潛力。」

從創意出發，衍生更多創意

當我們問及洪榮昭為何想投身這個腦力激盪的研發之路？他慎重的說：「教育無非都是為了培養學生有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創意。然而創意並非天馬行空無跡可循的，是一套需要淬練的心法。」

為此，洪榮昭提出以易經八卦為分析觀點的創造性思考方法，藉由傳統的八卦表達新的象徵意義，並從其中淬鍊出思維的模式，建構一套「八卦系統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型」的思考模型。

傳統的八卦圖據說源於中國先秦時代，藉由一橫直線（陽）和中間有斷開的直線（陰），三條直線所排列組合出的八種符號。而這八個符號組成天地萬象，成為一個八卦系統，八個符號各自名為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代表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等象徵。古人藉由思考卦象本身的象徵意義，或探討八卦彼此之間對應的互動關係，創造出一個充滿隱喻意象的邏輯世界。

八卦圖本身就是很精彩的思考模式，洪榮昭透過這樣的思維方式，詮釋新的八卦意義，轉化成對於創意思考的圖象記憶流程。
圖為「八卦系統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型圖」，原圖來源：Hong et al., 2013。圖表美化／李昀

洪榮昭解釋道：「乾卦和坤卦代表問題的開始（發現問題）與結束（驗證對策），另外分成對立的三組直線，是面對問題時的三個不同的面相，而每個面相又有兩個對立的方向。」

例如面對問題，要全靠自己獨立思考（艮），還是要與周遭的人合作（兌）？就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接著，有時需要理性的分析問題（離），但也有要感受情感（坎）的時候。再下一步，震卦是代表有了想法後的各種修正力量，就是實行之後，可能會遭遇阻力或推力；巽卦則代表支持、強化自己想法的觀點，也就是分析自己所思所行的各種正、負面條件。

「透過這樣的思考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個人及團隊的整體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洪榮昭以他自己為例，他說生活中各種細節都是發現問題──創意的來源：「我本身就是個隨時觀察生活，並從生活提煉教學方法的人。」

他舉例之前訪視四川的都江堰，回來就一直想，從古人角度，這樣具科技的建築是如何建成的呢？如何將這份古人的智慧，設計成教材讓學生可以學到更多工程相關知識呢？這就是「乾卦」──發現問題的起始。

採訪撰文／賴修淯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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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米紙」又稱「蓪草紙」，使用於書信、畫作，甚至於1925年曾獲得法國巴黎國際手工業博覽會優等獎的殊榮！這個東西不是米、也不是草，到底是什麼？這種名稱上的令人猜不透，不只你會好奇，兩百年前的西方科學家也亟欲見到它的真面目，從而透過各方的採集，使蓪草成為臺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學名）的原生植物。

臺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原生植物

一般認定最早在臺灣進行植物資源調查的學者，是1854年4月登陸淡水的英國人福鈞（R. Fortune, 1812-1880）。但在那之前，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又稱邱園）園長威廉‧胡克（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就已經透過香港和廈門等地的人脈，陸續從臺灣取得蓪草部位標本進行分析，讓蓪草在植物學家還沒有踏上臺灣土地前，率先其他原生植物，在1852年公諸於世。

19世紀中葉英國皇家植物園園長威廉‧胡克（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繪像。
圖片來源／Wikipedia

胡克從蓪草紙、製作紙張的刀具、繪畫及蓪草的髓心、葉子標本等物品中，尋找將植物分類的蛛絲馬跡，發現了蓪草這種特殊的植物，進而正式命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劉湘瑤則在追蹤分析臺灣植物的採集和命名紀錄的過程中，抽絲剝繭發現了胡克長期追尋蓪草的歷史。

劉湘瑤追蹤分析臺灣植物的採集和命名記錄，抽絲剝繭發現了胡克長期追尋蓪草的歷史。
攝影／張傑凱

18世紀中葉，中國廣州一帶興起一種融合中西風格的水彩畫，被大量外銷到西方國家，繪畫用的紙張，歐洲人普遍稱其「米紙」（rice paper）。

劉湘瑤說，正是這個令人誤會的名稱，勾起了西方自然博物學家的好奇心。1830年胡克在一本由他創刊編輯的植物學叢刊中寫道：「如果把這張紙舉起透著光，眼睛可以看到精緻的、美麗的格子狀組織，那不是人工可以製造或模仿出來的。」因此胡克主張米紙並非用米製成，而是來自某種植物的髓心。

胡克所說的格子狀組織，就是蓪草髓心的薄壁細胞，姑且不論肉眼是否真的可以看到細胞，但透光查看，確實可以發現蓪草紙紋路具有規律性。輔以光學顯微鏡觀察，就可以見到六角狀細胞緊密排列，這絕非一般紙張或糯米紙擁有的特徵。

透光查看，可以發現蓪草紙紋路具有規律性。
攝影／張傑凱

劉湘瑤爬梳資料文獻，了解胡克為探討這個神秘紙張的來源，在中國還沒開放通商的年代，就已經透過廣州商館的醫官，取得了一疊米紙和一段植物的髓心。但要獲知植物如何成為紙張，並正確辨識植物、將其分類，光是這些材料還不夠。

直到1850年，中國開放通商後十年，胡克才獲得廈門領事寄來的植物髓心標本和製作米紙的刀具。他參考畫在米紙上、記錄米紙製作過程的繪畫，得知此植物生長在當時被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臺灣島北部的沼澤地。

在大航海時代後，有千萬種植物正待人們探索分類，胡克花費了不少心力尋找米紙的來源。他對蓪草的執著，竟願意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持續探討。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胡克相繼提出許多疑問：米紙和其他紙張有何不同？製作米紙的原料和方法是什麼？這種植物是木本還是草本？是單子葉還是雙子葉？它應該屬於哪個分類群？植物實際生長的環境和繁殖的方式為何？

最後，胡克透過殘存的葉子標本和一位業餘博物學者雇人繪製的米紙植物彩圖，確定這種植物應該歸類為五加科，將其正式命名為Aralia papyriferus（現用學名經後人修訂為 Tetrapanax papyriferus (Hook.) K. Koch）。當時，胡克還沒獲得蓪草的花和果實，就能從有限的資訊中正確鑑定和歸類物種，可見他的植物分類學經驗知識相當豐富。

「根據1852年胡克發表的期刊文章，我們可以知道當時臺灣的蓪草分布，及蓪草紙是新竹地區大量生產的工藝品。」劉湘瑤表示，後來親自到臺灣進行植物資源調查的福鈞，在淡水採集時清楚寫下了由胡克命名的蓪草學名。「因此，臺灣最早的採集記錄和物種，應該要納入胡克探究蓪草的這段史實。」

命名不是胡克探索這種植物的終點，此後他持續地探討蓪草在臺灣的地理分布、繁殖方式，最後在香港總督的協助下，成功地將活體蓪草運回英國，種植在邱園中。直到1855年12月，這棵植物終於開了花，讓胡克能進一步觀察蓪草的特徵，並正確的描述和命名。

摸得到的知識，激發學生興趣

讓英國皇家植物園園長執著追尋的植物，確實不一般。蓪草除了是臺灣第一個被命名的原生植物之外，民國六十年代以前，曾經是新竹地區的重要經濟產業，相關手工藝品被大量外銷出口。

現在4、50歲的臺灣人，或許可能見過藥罐子裡防潮用的純白蓪草髓心，或在幼童時接觸過染成彩色的材料包。這種輕巧好切割的素材，是過去常見的美勞材料，在校園中被大量使用。

由蓪草樹幹髓心染色而成的「天然保麗龍」美勞材料，在臺灣曾廣泛被使用。
攝影／林俊孝

「少有植物能像蓪草一般，與臺灣這片土地密切相關，又可做為探討科學知識發展、社會文化交融的案例。」劉湘瑤強調蓪草的產品性質和探究史，其實是非常好的教育素材。

「科學教育領域中，學者長期以來提倡透過科學史教學，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但遺憾的是，臺灣現行的自然科學教材相當缺乏本土題材，而蓪草的探究史，能補足這個缺口。」

因此，劉湘瑤嘗試分析蓪草發現史中包含的科學探究精神和科學本質，以此設計中小學生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紙張的辨識，及科學家發現蓪草的故事，增進科學素養。

將包藥紙、吸油面紙、糯米紙和蓪草紙排列出來，四種半透明的紙張，從肉眼直觀，實在不容易馬上辨識出蓪草紙。劉湘瑤解說：「尤其蓪草紙極易和含有纖維的吸油面紙混淆，所以教師需要引導學生使用不同的設備，進一步觀察後，再從紙張的構造慢慢推論，並讓學生發表發現後的結果。」

建構這個學習過程的最深寓意，「是不是很像胡克在兩百年前第一次看見神秘的米紙後，開始探究這種植物的一個個步驟呢？」劉湘瑤笑說，她希望由此激發出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積極參與，並體驗科學家發現新奇事物的驚喜感受。

學生可以透過科學遊戲，體驗科學家發現新奇事物的驚喜感受。
攝影／張傑凱

探索完紙張，教師再介紹蓪草發現命名的歷史，能讓學生將剛才的觀察經驗，融入故事當中。「這樣，學生對科學也會更有興趣！」劉湘瑤藉由這一套教案，使教學現場不但有活潑的團隊遊戲可以互動，也能夠學習到科學器材的使用、培養科學的求知和辯證精神、認識科學發展的歷史等等不同面向的科學素養。

劉湘瑤說：「科學探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好奇心和問問題。」這套以蓪草為教材的教學方法，促使學生產生疑問、收集證據以尋求答案。藉由師生彼此解釋、論證確立科學知識，再向眾人溝通及分享成果，完整經歷科學探究的歷程。

不過，臺灣曾經盛極一時的蓪草產業，已隨著石化業的興起而式微，由於沒有市場，將蓪草芯削成薄片製成紙張的技術，也幾近失傳，現代少有人見過蓪草產品了。

劉湘瑤有點無奈的提到，目前臺灣只剩下新竹地區少數耆老能製作蓪草紙，僅存的製造商也外移到中國，要得到這種紙張如今已不容易。她說：「這也是我藉由蓪草設計教材的另一原因，希望有機會能復興這個傳統手工藝產業。」

蓪草手工藝曾在臺灣極盛一時，圖為以其製作而成的紙花，栩栩如生。
攝影／張傑凱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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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教育現場的教師們，個個身懷絕技，如同這些超級英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的陳佩英教授規劃並組織教師的「力量聯盟」──網絡學習社群（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y, NLC），除了成功整合跨領域的超級英雄們之外，更藉由社群模式，影響並帶動近千名不同區域、不同專長的中學教師們，幫助他們習得跨領域素養的課程與教學知識。

陳佩英規劃組織網絡學習社群，影響並帶動近千名不同區域、不同專長的中學教師們，幫助他們習得跨領域素養的課程與教學知識。
圖片提供／陳佩英

教師組成社群在國外約莫90年代中期興起，臺灣則是在政府策動和學界引介下於2010年左右發展，主要是因為教育工作環境丕變，第一線教師需要組織起來，一起面對教育層出不窮的改革。這十多年來最明顯的是教師從課程的執行者轉為研發者，因此教師的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能力非常重要，更是教師專業品質提升的關鍵。

在108課綱推行之後，面對全新的素養課程與教學，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教師能否理解或掌握新式課程的理念和教學實務呢？陳佩英藉由研究和問券調查發現，教師渴望獲得同儕支持、組織學習、和更多素養課程設計知能，換句話說，如今多數教師尚未完全跟上新課綱的變革。

因此，陳佩英希望集結多位教師共同協力，打破舊有課程與教學框架，研發專業學習的流程與工具，組構課程設計的「深學習增能模式」，透過關照實務的脈絡、營造空間、夥伴對話和工具操作四個面向，打開教師們的課程設計經驗，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認同，進而將新課綱的教育目標轉化為實體課程。

在固有體制中尋求自我成長

陳佩英（中）讓教師經由行動和對話，轉化過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模式與關係，為可以互惠和互賴的支持系統。圖為區域素養種子工作坊。
圖片提供／陳佩英

「最初是想嘗試看看，嘗試結合幾位老師，看能不能一起打造出新式教材。」陳佩英認為，教育改革除了由上而下挹注資源之外，還可以透過改變教育思維、教學方法、評量模式等方式，讓教師過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模式與關係，經由行動和對話，轉化為可以互惠和互賴的支持系統。

這種由下而上自然匯流，可以解決體制下的教育改革中難以涉及的問題，讓教師可以持續學習、互相成長。她強調：「好的專業學習社群要透過網絡，彼此交流，把成果和經驗分享到其他學校去。」

「深學習增能模式」以新課綱的終身學習素養能力為出發點；第二層是工作坊課程的設計理念與流程；第三層為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的發展與積累；最後一層為促進教師嘗試跨領域素養課程發展與試行，持續協力探究形成持續增能的循環等四個層次。陳佩英參採了系統性觀點的實踐層面與路徑，轉用於課程設計的整體規劃。

108課綱中提倡未來人才培育目標，牽動著課程理念與教學範式的變革，尤其強調跨領域教學、素養學習等新知能，讓傳統學校不論在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學習環境和設備、學校組織運作等方面都隨之改變。

在教育現場，並不是只有學生才需要成長，教師主動積極精進教學專業，更有助於連帶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但起初大家對於這樣做有沒有用？抱持問號。」陳佩英回憶十多年前的教育環境，闡述當時與高中校長一起設計初階和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引進非教育專業的組織學習模式，協助各校教師組成社群，一起學習、一起領導。

並不是只有學生才需要成長，教師主動積極精進教學專業，更有助於連帶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圖為「回歸教育本質：系統思考與社會情感學習的跨國交流工作坊」老師們合照。
圖片來源／學拓網

然而這段整合過程的艱辛，是陳佩英沒設想過的。她提到，當時成員覺得這個團隊格外具備意義的關鍵是「主體意識」：「學校組織或政策有其侷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比較緩慢，而且很難看見細節去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由教師自發組成跨校網絡社群，可以專注於從事切身的教學問題，而非出自行政主管的規定，因此參與意願也就更高。

「過去的教改都不盡理想，為什麼呢？」陳佩英補充說明：「如果能夠同時提升教師的熱誠和積極性，並且能夠相互交流和學習，是不是能夠找到新的途徑？」於是陳佩英從一開始促成教師的跨校網絡學習社群，到組成教師跨領域的網絡學習社群，由下而上的教師動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教師已經習以為常。

教師的跨領域社群比同科更為挑戰，在課程的設計與發展當中，經過多次討論與磨合，做出一份份包含課程目標之擬訂、教學策略與評量的選擇與組織，及實施後的回饋檢討，讓課程與教學更能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

陳佩英表示會來參加網絡學習社群的教師，大多是發現自己遇到瓶頸需要去改變，跨校模式的社群能夠提供更多異質和多元的可能性。「例如其中有位教師對於自己的作文教學非常有自信，來到這邊，發現需要放下成見，讓大家檢視，重新學習。」陳佩英描述團體裡勢必存在差異，反而讓教師得以藉此打磨傲氣和耐性，成員除了開拓視野之外，更多的是自我省思和自我成長。

過程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她一邊發展高中跨校教師組隊，一邊協助教師試行課程，再經由同儕學習的相互激盪與情感支持，形成轉化課程觀、教學觀與學生學習觀的重要路徑。最後集眾人之智，團隊統整出一本因應素養教學的《探究策略示例55》實作手冊。

陳佩英帶我們翻閱這本厚實的巨作，緩聲說道：「這本就是我們的心血結晶，裏頭有很多實用工具，都可以呼應108課綱的素養教學，但很多老師可能都不知道有這本書，這些資源很寶貴。」

因應素養教學而生的《探究策略示例55》實作手冊是陳佩英及其團隊的心血結晶。
攝影／林俊孝

「這些成果都是希望能夠鼓勵教師組成社群，進行課程協作，在互助互惠下提升彼此的專業成長。」陳佩英說：「教師經由參與社群，在教學工作上持續學習，才能夠漸漸主動面對學生學習問題，和學校的變革議題。」

摸索建立「網絡學習社群」

陳佩英與其網絡學習社群引進工具操作，以設計思考和系統觀設計學習的敏捷流程，共學、共創與共享的模式，打破傳統教學的「孤島慣性」，幫助教師跳脫舊有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框架和慣性思維，藉由持續探究內化，無限循環下去。

陳佩英笑說：「當時找了國、英、數，和歷史、地理、公民的老師，分兩組，這些老師吵吵吵，吵很兇。」因應時代的變化，跨領域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是未來的趨勢。她回憶當時，起初找來的不同領域的每位教師各有專業，「在臺灣都是在專業上首屈一指的教師，但當這些人齊聚一堂，那可真是……經常會討論出火花。」

要如何讓學有專精的專家們接納且內化不同專業？並且加以融合成跨領域的課程呢？陳佩英起步得早，挫折也不少，她體會到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困難。因此從中汲取教訓，參考國外如芬蘭、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變革經驗，重新思考和歸納，再找教師實作練習，反覆碰撞，建構新式的增能工作坊。

新式工作坊的學習內涵強調新課綱的課程目標，及理解與實作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的重要元素，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鼓勵學員盡情探索主題，創思發想，腦力激盪教學內容與方法，並依據學生與學校條件產出跨領域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模組。

為了發展科際整合的課程意識，工作坊的流程從柔性的圖片接龍或打開話匣子的破冰活動開始，讓參與者透過圖片進行故事串聯，或交換教學工作的美好經驗，接著再以影片討論內容，模擬教師的跨域對話和形成共同理解的過程，也就是從自然與人文現象中，找尋重要素材並形成可發展的主題課程。

為了發展科際整合的課程意識，工作坊的流程從柔性的圖片接龍或打開話匣子的破冰活動開始，讓參與者交換教學工作的美好經驗。
圖片提供／陳佩英

「對我來說也是學習，一直都有新的東西需要我去學，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我女兒甚至問我，到底哪個是你女兒，是計畫還是我？」陳佩英對女兒的質問常常無言以對，也代表了她在研究與實踐上的深深投入。

陳佩英與其團隊在臺灣施行了近百個工作坊，持續滾動修正，精緻化課程設計流程，讓學習變得有感。她欣喜的說：「每當工作坊結束後，成員大多會回到原學校，協助建立新的學習社群，或者成立校內的教學工作坊，我們的精神和成功經驗，得以影響到教育現場的其他教師，這是最讓人高興的事情！」

透過不斷閱讀、持續增能，集眾人的智慧研發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並轉化成工作坊的內容與形式，除了幫助教師專業成長，也能累積在地實踐知識，並在國內外發表臺灣的改革經驗。

陳佩英與其團隊成員希望在十二年國教的願景下，為臺灣教師闢出一條坦途，最終目的更是企盼學生具國際競爭力，能在二十一世紀活出自我。陳佩英微笑地說：「臺灣很可愛！有一群不求回報的老師，投入去改變：改變做法、改變關係、改變文化。有點像策展人，或修補匠，手邊有什麼技術什麼材料就拿來用，去把東西修補起來。很多人在教育上默默做著很重要的事情。」

採訪撰文／賴修淯
編輯／張傑凱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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