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對於孝道有許多不同的檢視角度，有人遵循「傳統」，也有人認為古老的傳統已經過時了。「孝道」為何會有截然兩種不同的評價？「傳統孝道」究竟又是什麼呢？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葉光輝教授透過文獻回顧，與統計分析方法，將孝道內涵歸納為「相互性孝道」和「權威性孝道」兩種，整合及解決孝道信念對於個體性格、認知發展，以及人際互動關係具有正、負影響效果的爭議。

如今大眾所認知的「孝道」，其實與「傳統孝道」已有許多差異，葉光輝指出「孝」的構念上，隨著時代的演進，有不同的樣貌。
攝影／陳怡瑄

孝道的演變

孝的概念，築構於先秦時期（公元前5世紀），孔子將其彰顯至倫理規範中，例如父母撫養子女，子女孝敬父母，成為個人需遵從的行事禮儀及道德標準。葉光輝說：「《論語》中認為孝道是個人德行的起步，是個體應有的基本行為，亦是每個人的天性之愛，更是仁之根本。為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子女會給予精神或物質的回報，照顧與陪伴乃人之天性，這是此時期孝道觀念的主要內涵。」

到了西漢（公元前2世紀），孝道的概念有所轉變。葉光輝提及此，時期的君主為鞏固權威核心，將其對事父的孝行，與對君王的盡忠進行了結合。孝道便成為片面的、單向的，對外在權威的順從與服從。

至隋唐時期（公元7世紀），《孝經》被統治者奉為人倫治國的經典，並設為科舉考試的科目，加上家族制度趨向嚴謹，使孝道的倫理觀念朝向絕對主義發展，這樣的「絕對主義孝道觀」，至明朝（公元14世紀）發展到了極致，成為了強化君主獨裁統治和父權專制的工具。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五刑章（書）。局部。

到了民國建立後，「反傳統」的聲浪激起，此時期出現了許多批判孝道的知識份子，認為孝道會對個人的獨立性格有負面影響，亦礙於民主制度的建立。

葉光輝補充說：「受西方思潮所影響，這類針對傳統孝道的批判思維延續至今，親子關係的責任歸屬不再僅只有兒女，漸漸的在社會觀念上，父母也有連帶的責任。對子女的教養，也從約束及權威，轉為鼓勵及責任。」

雙元孝道模型

葉光輝認為以往以心理學角度探討孝道的研究，普遍缺少了定義架構、正式理論與標準化測量工具，他指出：「過去往往都是從單一角度切入，所以有人會說孝道會對身心發展有益，亦有人研究出對發展有害，乍看矛盾的不同論點，很令人疑惑。實際上那類研究得出的結果往往是片面化的，缺乏統整性的概念和測量方式。」所以葉光輝萌生了將孝道概念進行整合分類，並發展出測量工具的念頭。

透過文獻，葉光輝探討中國典籍：《禮記》、《四書》、《孝經》及著名家訓等各類典籍，蒐集眾多闡述孝道的語句與具體事例，經統計分析後，他認為華人的孝道概念可區分為：「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與「權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兩種內涵性質及運作功能上明顯不同的孝道特徵。

• 相互性孝道

葉光輝說：「相互性孝道發展的核心是親子由長期互動中建構出的親密情感，乃是由『奉養祭念』及『尊親懇親』兩個孝道觀念所組成，亦是不易受社會變遷所影響的核心孝道觀。」奉養祭念指因感念父母之恩，子女在物質上與經濟上願意奉養父母並給予照料與支持。

那麼何謂尊親懇親呢？指的是感念父母的生育及養育之恩，子女在情感上及精神上表達出對父母的敬愛與關心。

葉光輝以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戲彩娛親」為例：「周朝時期的老萊子，為孝順年邁的父母，自己雖已年過七十，常穿五彩色衣，手持搖晃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爸爸媽媽暢懷。有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一跤，他怕父母悲傷，乾脆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可見老萊子與父母擁有深厚的情感，以逗樂父母，成了特殊奉孝一種方式。」

二十四孝之「戲彩娛親」。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曾衍東二十四孝八屏。局部

「相互性孝道信念是一種屬於主動自願的、跨越情境的、作用力強的、具正向功能的規範信念；是現代孝道教育的核心要素。」葉光輝說明與之相對應的儒家思想，乃是以「親親」人際互動原則作為運作機制，其個人對於親屬網路關係中愈親近的人，在情感上便與他們較為親密。

相互性孝道可以視為照顧、陪伴、關心與支持父母行為的重要來源，葉光輝強調，此展現了從先秦時期便展現的「相對主義孝道觀」的特徵。

• 權威性孝道

「權威性孝道」當中含有兩種孝道觀念：「抑己順親」是指由於地位的卑下，子女應該壓抑或犧牲自己的需求來迎合與遵從父母的願望。如俗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的要求，子女應當滿足，即使父母做了具傷害性的言行，子女應當隱忍，不可違抗。

另外一種是「護親榮親」，則是出於角色的要求，子女應該盡力榮耀雙親及延續家族命脈，這類概念通常會加諸於長子身上。長子承擔家族使命，需要為家族盡心盡力付出，作為其他族人的榜樣，可能會透過成就表現以顯家族榮耀，以及不得不承擔家族經濟等觀念。

葉光輝說明：「權威性孝道發展的核心，是人們對『子女』這個社會角色的角色認同，屬於具有變遷屬性的孝道觀念，易受社會價值觀遷移所影響。」它反映華人家庭關係的性別與輩份階序，子代需認同親子輩份與性別地位在社會階層的規範，進一步彰顯應有的孝道行為。

「它連結到漢朝至明清時期的『絕對主義孝道觀』，並以儒家的『尊尊』原則作為運作機制，意思是個人應該尊敬與順從在關係網路中處於較高地位的人。」葉光輝進一步說明：「權威性孝道信念是一種屬於被動壓抑的、具情境特定性的、作用力較弱的、常具負向效果的規範信念，唯有父母在沒有施加更嚴重的暴力對待時，才能發揮正向功效。」不過在現代社會中，權威性孝道僅能當作相互性孝道無法彰顯功能時的替代性或輔助性元素。

雙元孝道模型檢視自主性

葉光輝建立了「雙元孝道」的模型之後，進而檢視兩個最為人討論的爭議議題：孝道是否會影響個人自主性？孝道究竟會對親子關係有害還是有利呢？

葉光輝笑說：「很多人說華人太重視孝道了，所以自主性較低，但往往所談的自主性，是西方強調的個人主義，指個體化自主性，而忽略了個體之外，還有關係自主性。」

關係自主性指透過強調「自己與他人間關係和諧」、「人際關係品質」以及「自我超越」等行動，達到與他人相依的自我認同，並展現個人意志的能力。

重視情感面的相互性孝道，有助於青少年的自主性發展。
照片提供／Keith Barnes

若帶入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模型概念，可發現相互性孝道對個體化自主性，及關係自主性皆有正向的效果；權威性孝道則在個體化自主與關係化自主有不同的作用，其對個體化自主性有抑制效果，但卻能促進關係自主性的發展。葉光輝說：「以雙元孝道的模型下，有更細緻的意涵表現，『孝道』不能全然地概括對自主性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重視情感面的相互性孝道，有助於青少年的自主性發展，葉光輝以西方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為例，說明若親子關係良好，形成安全依附，在個人的自尊、自主性、人際互動中，都能有良好的表現。

雙元孝道模型檢視親子關係

人與人的相處不免會發生衝突，俗話說牙齒都會咬到嘴唇了，何況是日夜相伴的家人呢？因此親子衝突更是每個人都曾遇過的「正常現象」，過去有些人會片面理解，親子衝突是孝道太過強勢所造成的結果，葉光輝認為應該以雙元孝道的不同運作機制個別區分討論。

「當兩種孝道信念結合時，在抑制親子衝突發生頻率上，會具加成的效果。」葉光輝先提出了結論，進而再細加說明。

相互性孝道會增加父母以兼容並蓄或折衷妥協的方式，解決親子間的衝突；權威性孝道則較易讓兒女以自我犧牲方式順應父母，壓抑自我需求。所以當父母還能勝任角色責任，提出了非子女所願的要求或期待時，相互性孝道以及權威性孝道都能抑制親子衝突發生的頻率與強度。

但當父母本身行為逾越社會角色，做出如情緒暴力、言語行為暴力等言行，權威性孝道便無法產生對衝突抑制的功能，僅能靠根源於親密情感基礎的相互性孝道，才能具備些許的功效。

葉光輝歸納道：「當權威性孝道及相互性孝道都低的時候，親子的互動關係最糟糕；而相互性孝道高、權威性孝道低，或是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都高的話，親子則擁有最佳的互動關係。」

葉光輝強調相互性孝道和權威性孝道應當同時並存。
攝影／陳怡瑄

對於父母而言，子女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例如僅有子女理解父母的喜好，及過去相處時獨一無二的回憶，這樣的親子之愛，是他人無法給予的。葉光輝認為這便是個人應該表達對年老父母更多情感照護的緣故，親子之間應當同時並存相互性孝道及權威性孝道兩種模式，並從中取得適當的平衡及相互調節，彼此才會有更好的互動關係。

採訪撰文／吳景濱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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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圖片來源／unsplash

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圖片來源／unsplash

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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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攝影／陳怡君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耗時數年的研究，與其說在討論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如說是以家庭為透鏡，追究階級的體現與再製。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

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

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臺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在選定 4 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臺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

例如，位於新北的河岸國小是典型的「不山不市」小學──既不在資源集中又便捷的城市裡，也不在慈善團體關注與各式補助發放的山野偏鄉。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

藍佩嘉費時 8 年，從不同角度看「教養」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下一代。
攝影／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臺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在《拚教養》一書中，全球化這個巨觀的概念落在微觀的亞洲家庭裡，方方面面都是西方社會難以體會的風吹草動：包括教養策略中的語言學習與國際營隊安排、受全球產業衝擊的勞工家庭生計、外派父母的國際競爭焦慮、兩岸分偶的「空中飛人」或「大雁家庭」、島內移民但共享國際教育理念與資源的實驗教育，以及愈來愈多的跨國婚姻與新住民家庭。

她也強調，在臺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臺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2018 年藍佩嘉在美國出版《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後，隔年於台灣推出中文版《拚教養》。而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的學生（Kayli Hattley, Judy Fickess, Paulina Becerra, and Xinyue Ge）在課堂上曾以桌遊方式報告《Raising Global Familie》書中的內容。
照片提供／Prof. Markella Rutherford

《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臺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2018 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臺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教養，沒有正確答案：非預期效果與風險

「當然，父母也不是一直都在焦慮，教養還有很多快樂豐富的面向，只是那些未必需要社會學來探討。」藍佩嘉解釋，這本 12 萬字的全球化階級教養研究，力圖分辨的並非教養方式的優勝劣敗，而是要提醒父母們在教養腳本背後那些「非預期效果」的存在，以及盡可能正面看待教養中的各種風險。

所謂「非預期效果」，某部分來說即是戳穿僵固的階級神化、釋放家庭教養對孩子人生的重量。例如，天龍國小的父母為孩子精心打點、極大程度的介入並規畫出孩子的學習日常，孩子卻可能非預期的陷入時間貧窮，整天在家庭、學校、補習班、才藝活動間趕場，並且過度依賴，少了父母便喪失行動方向；河岸國小位於貧富比鄰的市郊，勞工家長們費盡心力將孩子越區就讀送入中產階級的教育網絡，卻可能非預期的將孩子暴露於近距離的貧富差距中，在同儕間感受到自身的物質匱乏、強化童年的現實陰影。

家長在面對教養時，往往希望能做出對孩子最好的選擇，但可能因「非預期效果」而造成反效果。
圖片來源／Pexels

簡言之，不論如何善用階級優勢或一心想創造階級流動，都無法保證這就是教養裡的「正確答案」。事實上，世界的變動往往讓人措手不及，產業與科技的發展無人能精準預測，我們甚至難以判斷未來什麼職業必定會消失、什麼新形態的工作又會出現，所謂教養，根本不可能有「正確答案」。

另一方面，對藍佩嘉來說，兒時父母有意或被迫為之的教養策略，不過是成就我們長遠人生的其中一個變因。許多臺灣父母長期受困於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主流教養觀，深信自己在孩子生命初始所做的選擇會影響他們一輩子，因此努力動員各類型資本、用盡力氣「拚教養」，只求排除孩子成長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既可能是新時代讓人擔憂的風險，亦很可能是各種機會蓬勃發展的土壤。

「我們必須記得，『不安全』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常態，鐵飯碗與安穩工作已成神話。父母不可能為孩子避開所有風險，甚至很難管理風險，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有能力適應風險。」

藍佩嘉也強調，父母必須換一個方式來理解風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這種無法控制的感覺，甚至理解到這種變動性才是孩子的養分，如此一來，父母與孩子才能輕鬆一點共同成長。」

藍佩嘉最後重申美國心理學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當一個好父母，並非把小孩變成聰明、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去面對難以預料卻必須面對的未來世界。」

採訪撰文／葉靜倫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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