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者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只有我們才代表真正的人民。」他們擅長將社會一刀切開，劃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邊是純潔、勤勞卻被忽視的「人民」，另一邊則是腐敗又自私的「菁英」。

同時，民粹主義者自詡為人民的守護者，猛烈抨擊當權者，並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特定的少數群體或外來者，同時不斷呼喚大眾，去緬懷某個想像中更美好的過去。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劉嘉薇教授指出，民粹主義通常包含四個鮮明的特徵。首先是「以人民為中心」，宣稱一切決策都應直接順應民意，甚至可繞過現有的制度。

第二是「攻擊菁英」，將政治人物、專家或企業家描繪成欺壓百姓的共同敵人。

第三是「排斥他人」，這種敵意不僅向上針對掌權者，也會橫向針對被視為威脅的群體，例如移民、不同信仰者或性少數。

最後則是「擁抱共同理想」，通常並非展望未來，而是呼喚大家重返一個想像中更純粹、更光榮的過去。

網路上的民粹主義

「政治學是一門專門研究權力的學問。而權力的定義是『A可以驅使B去做一件事，而B沒有辦法反抗』，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權力如何運作這件事都非常迷人，也是我們理解世界運作的關鍵。」劉嘉薇研究政治學數十年，她認為政治學的魅力在於具備宏觀視野，對人們觀察整個大局和政治脈絡，大有裨益，當人能夠看清整體局勢後，方能安身立命。

劉嘉薇笑談自己兒時，每逢選舉都會跟著父長到附近廟宇看開票結果。當時除了湊熱鬧，還有數字比大小的有趣過程。這些經驗，促成她對政治的興趣。
攝影／陳怡瑄

在科技主導的當代，權力又如何透過網路施展？尤其民粹主義這股往往伴隨情感煽動的政治力量，是否也在虛擬空間中找到新的舞臺？劉嘉薇將目光投向了「數位民粹主義」後發現，網路上的同溫層效應就像一個擴音器，讓相似的政治立場不斷迴響、強化，使人們更敢於發表激進言論。她直接潛入臺灣的網路論壇與社群，在大數據的對話中撈捕那些具有民粹色彩的日常詞彙。

例如「草菅人命」、「騙選票」傳達了以民為本的憤怒；「無恥」、「甩鍋」、「下臺」成了攻擊菁英的利器；而「廢物」、「雜種」等充滿敵意的詞語，則標記出被排斥的對象。相對地，像「懷念經濟奇蹟」、「黃金年代」這類詞句，則隱約流露出對共同過往的嚮往。

「這類言論總在重大社會爭議或政治事件時達到高峰，例如美豬進口、各類罷免案期間。」劉嘉薇表示網路上的民粹聲量大多伴隨著憤怒與厭惡，正面情緒極少。不過民粹主義第四個特徵「懷抱共同理想」的聲量在網絡社群上相對微弱，或許是因為臺灣網路世代較年輕，缺乏共通的集體回憶。

劉嘉薇進一步說明：「最重要的是，民粹並非特定陣營的專利。在激烈的政治對抗中，互相指控的雙方，往往同樣使用民粹的話語邏輯。」例如陣營各自聲稱代表人民，攻擊對方為邪惡菁英，並排斥與自己立場相異的「他者」。這與其說是理念之爭，有時更像是一場民粹對民粹的鏡像戰爭。

不只資訊錯誤，假新聞更是武器

數位民粹主義的發展，往往伴隨魅力型領袖崛起。他們善用社群媒體串聯極端支持者，其言論戰場上，經常充斥著經過包裝的仇恨動員與真假難辨的訊息。在這樣的環境中，「假新聞」不再只是資訊錯誤，更成為一種具備明確政治目的的武器。

民粹主義通常包含四個特徵：以人民為中心、攻擊菁英、排斥他人、擁抱共同理想。
繪圖／張力予

劉嘉薇正是從這個角度切入分析。她強調「假新聞」的定義是「故意製造」，且帶有政治動機或特定目的，意圖影響他人、甚至衝擊社會秩序或國家安定。「民粹主義者是假新聞的供給方，他們利用假新聞煽動民眾，將社會簡化成『普通百姓』和『腐敗菁英』的對立，並把矛頭指向『不誠實的媒體菁英』，從而催生強烈的反媒體情緒。」

常見的假新聞形式，包括利用AI合成技術製作的「深度偽造」，讓被攻擊者說出從未說過的話；或是「偷渡法」，在大量真實資訊中夾帶一則虛假訊息，使人難辨真偽。劉嘉薇提及：「假新聞已嚴重危害民主，因為民眾可能在錯誤資訊下做出判斷。當決策受情緒、仇恨言論與假訊息驅動，而非理性討論，民主便出現危機。這也帶來一個迫切難題：政府究竟該不該介入管制假新聞？」

然而，任何管制都可能觸及言論自由的界線，如果政府出手過重，可能壓制異見、侵害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但如果完全放任，虛假資訊又可能持續撕裂社會、動搖制度根基。於是，爭論往往聚焦於一個更根本的難題：言論自由與政府管制，究竟孰輕孰重？

管別人就好，別管我

劉嘉薇坦言，她反對政府直接管制，而這立場並非僅出自個人理念，更是基於實證研究的發現。她研究發現，有高達85%的民眾不同意「假消息也是言論自由所允許的，所以政府不應該管制假消息」。然而，這份壓倒性的支持背後，卻存在矛盾。

關鍵在於「第三人效果」，劉嘉薇說：「多數人認為自己有能力辨別假新聞，但覺得『他人』容易受影響，因此支持政府出手保護『他人』。」她的調查數據顯示，雖有72%民眾承認假新聞可能影響自己，但高達97%認為會影響「其他民眾」。這種「自己清醒、他人易騙」的心理，使得大多數人支持管制，同時卻隱含「管別人，但別管我」的內在衝突。

研究進一步指出，這種態度與「政黨認同」密切相關。例如，當假新聞被視為對特定政黨不利時，該政黨的支持者會更傾向支持管制。這意味著「是否該管制」本身，已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議題，若貿然以法律強力介入，恐加劇社會對立。

根據劉嘉薇調查，多數人認為自己具備媒體辨識能力，僅需管制他人即可。
繪圖／張力予

因此，劉嘉薇反對由政府單方面定義並管制假新聞。她認為，這如同「球員兼裁判」，且超過七成的民眾也擔心，政府可能將對自身不利的訊息都標籤為「假新聞」。各大社群平臺同樣強烈反對政府直接介入，擔心言論自由倒退。

然而假新聞的破壞力確實不容忽視，長期下來必然侵蝕民主根基。對此，劉嘉薇提出解方：「首先，我們需要更多由民間組成的事實查核組織，建立持續、獨立的第三方查核機制。此外，媒體與民眾的素養至關重要，這必須透過長期教育，從學校到社會逐步培養。而其中最根本的一項，是『政治容忍』的養成，即使面對不認同的言論，仍願意讓它被聽見。這是民主社會最艱難、卻也最不可或缺的特質。」

除了作主，也要包容的民主精神

因此，在假新聞與民粹話語相互激盪的時代，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如果「以人民為名」的聲浪可以繞過制度、敵視異己，甚至以虛假資訊煽動情感，那麼民主的根基究竟何在？簡單來說，民主與民粹，究竟有何不同？

劉嘉薇說：「民主強調人民主權，民粹則高舉『人民中心主義』。兩者看似都重視民意，但民主還包含對法治與制度的尊重；民粹卻往往繞過體制，追求某種絕對而不受限的人民意志。民主講求整體平衡的考量，民粹則傾向利用民意快速達成特定目標。」

例如先前有連署要求學生延後至上午十點上課，教育部在駁回此案時，並非忽視學生意見，而是經過通盤考量，同時權衡了家長需求與社會的長期競爭力。這個決策過程，正體現了民主體制中「審議」與「權衡」的精神，即不追求瞬間的情緒滿足，而是在制度框架內，試圖平衡多元利益。

這也反映出，臺灣的民主體制雖面臨民粹聲量的衝擊，但其制度韌性與審議傳統，至今仍屬穩定。然而，這不代表可以高枕無憂，民粹話語與假新聞的結合，正持續考驗著社會的理性對話空間。

劉嘉薇強調，具備批判思維、重視事實、並能包容異見才是健全的民主精神。
攝影／陳怡瑄

因此，劉嘉薇強調，要讓民主走得更穩健，不能只依賴制度。在制度之外，每一個公民的內在素養，才是最終的防線。「一個健康民主的真正基石，在於一個由具備批判思維、重視事實、並能包容異見的公民所組成的社會。唯有這樣的公民土壤，才能從根源上抵禦民粹的煽動，與假新聞的侵蝕，讓民主不僅是制度的存在，更是一種深刻而穩固的生活方式。」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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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什麼？

電影《英雄》裡，梁朝偉飾演的殘劍在沙地上寫下「天下」，那一幕成為影迷與評論家爭論不休的焦點。有些人說，那是對暴政、專制的隱忍；另一些人說，那是和平的呼籲。

但若離開電影，轉向歷史脈絡，「天下」有著更複雜的含義。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透過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的研究，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張登及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攝影／陳怡瑄

天下：從空間到秩序的概念

「自古至今『天下』這個詞被不斷使用，但這兩個字內涵卻極為複雜。它既是空間想像，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與外交制度的核心支柱。」張登及開門見山指出，日常生活裡口語經常使用的「天下之大」多半指涉一個物理空間，但在政治語境中，「天下」遠不止於此。

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指的是周王分封的諸侯國總和。歷史學家甘懷真教授的研究指出，周朝時每個諸侯自稱「國」，而所有諸侯國的集合便是「天下」。到了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後，「天下」轉化為天子直接統治與冊封國家組成的體系的總和，而在這之外，則被稱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

然而，「天下」並不僅僅是地理範疇。它更是一套由理念、制度與權力結構共同支撐的秩序。「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同於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因為人類社會秩序建立在理念的提煉、制度的保障，以及權力的支撐之上。像孔子的儒家思想若沒有制度載體，便只能停留於思想層次；而制度若缺乏權力的支持，也難以真正運作。」張登及強調有句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理念、制度與權力之間的互補和抵消，構成了「天下秩序」的關鍵。

這種結構並非中國獨有。張登及以二戰後美國主導現代版本的「天下」國際秩序為例，說：「美國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為理念，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為制度架構，再以北約等軍事力量為後盾。美國的理念得以制度化，制度又因美國優勢權力而具約束力，最終形成了能跨越國界、形塑世界的秩序，也被稱為『泛美和平』。」

名分與禮：外交關係的倫理化

中國古代外交的獨特之處，在於將國際關係納入倫理關係的框架。這種做法的核心是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來規範互動，張登及指出這就是「名分」：「像是劉邦冊封諸子為王，劉備自稱漢室宗親，這都是在天下秩序中確立名分。所以就算曹操、袁紹瞧不起劉備的實力，表面上仍要尊重劉備的『皇叔』名分。」

中國古代外交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規範互動。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n oil painting depicting Ancient Han Dynasty where a nomad nobel in Hu clothing greeting a Han’s official. They bow to each other in a gesture of diplomatic friendship.

而且「名分關係」不僅規範國內政治，更延伸到對外關係。

最典型的例子是「和親制度」。漢朝初年，劉邦被匈奴圍困在白登，謀士陸賈建議和親處理與匈奴的關係：「嫁公主給單于，將來公主的孩子當上單于之後，同時也是漢朝的外孫，天下哪有外孫打外公的道理？」

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宋遼澶淵之盟約為兄弟，都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張登及特別提到宋遼關係：「雙方都是皇帝，而且又約為兄弟的情況下。年紀大的皇帝是兄，有朝一日兄長過世了，繼承人就要叫對方叔叔了。」這種安排看似繁瑣，實則巧妙地處理了對等關係中的禮儀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做法並非東方獨有。張登及提到，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正是因為歐洲王室通婚密切，通過姻親關係有助維持和平。差別在於，中國將這種關係制度化，並嵌入了儒家的倫理體系。

中國古代將國際關係倫理化，以名分確立了關係，然而，僅靠名分與禮並不足以支撐長期統治，如何將這種倫理秩序轉化為實際的制度？歷代王朝主要採用兩種模式：直接統治的「郡縣」，或保留自治的「冊封」。

郡縣與冊封：名分秩序的制度化

中國在周朝的時代，天下由諸侯分封而治，各自擁有一定自主權。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除了分封制，改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員治理地方，這就是「郡縣制」。它意味著某地完全納入中央的行政體系，成為「國家之內」。相對地，「冊封制」對外宣告某地承認天子的地位，並以進貢、朝拜維繫關係，但地方實際上仍保有相當的自治空間，僅延續了名分體系。

張登及以朝鮮半島為例：「漢武帝曾在朝鮮北部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四郡，以郡縣制直接治理；但自魏晉以後，中國王朝逐漸放棄直接在朝鮮半島設郡縣，而改以冊封的方式承認當地政權。半島『漢四郡』幾經易手，魏晉以後逐漸為高句麗所治理。隋、唐多次遠征高句麗失敗後，中國朝廷便冊封高句麗的君主為王，透過名分維繫關係，不再試圖納入中央行政體系。」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甚至劃定朝鮮為「不征之國」，只要朝鮮政權定期朝貢、承認名分，中國便不會再訴諸武力、企圖兼併。顯見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的趨勢是冊封逐漸固化、郡縣逐漸退出。

冊封象徵承認「天下」中的名分，維持關係而不干預內政；郡縣則意味著全面接管，把「天下之外」轉化為「國家之內」。歷代決策的關鍵，在於距離遠近、治理成本、以及該地是否威脅王朝合法性。圖為漢武帝在公元前108年前後設置的漢四郡（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臨屯郡）位置，直到4世紀初逐漸被高句麗完全統轄。
圖片來源／wikipedia

四種天下類型

除了具體的制度選擇，張登及在整理中國歷代的外交案例後，以更宏觀的視角提出「四種天下類型」的理論。他認為，中國外交關係史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是主導國的實力強或弱，另一個是它對外來文明的態度是包容還是排斥。這兩個面向的交叉，就能組成四種不同的天下樣貌。

當一個國家強大，又願意接納外來文化時，就會形成「漢胡天下」。盛唐就是典型例子。當時的長安城不僅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多元文化的舞台：胡人舞蹈、波斯音樂、粟特商隊都在這裡交織。包括《長安三萬里》、《長安的荔枝》等最近幾部改編唐玄宗時期故事的影視作品，生動呈現了當時「漢胡天下」的樣貌。

但如果這個實力強勁的國家排斥外來文化，就是「中國天下」。明朝強調「華夷之辨」，要求周邊國家按照朝貢制度來承認中國的地位，但文化上卻相當自我中心，對來自游牧或海上的外來之人與事，相當警惕。

當主導國比較弱，但希望吸收外來文化來壯大自己時，就會出現「戰國天下」。春秋戰國就是如此，各國彼此交戰，卻又互相學習、模仿別人的兵法和制度，因此包括孔子在內的各國學者與謀士，可以周遊各國提出建言。秦國宰相李斯曾有一篇大家熟悉的名作《諫逐客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如果一個國家既弱小，又排斥外來文明，它對外國的態度就是「列國天下」。這樣的天下缺乏統合力，大家既不強大，又不合作。中國歷史上一些王朝衰落、天下分裂的時期，就是這種局面。

張登及提出「四種天下類型」。
製表／Napkin

唐朝：多元開放的天下典範

開放包容的天下帶來了文化的繁榮。張登及認為，唐朝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最具開放性的天下秩序。這種開放性，源自隋唐統治集團──史學家陳寅恪稱之為「關隴集團」──的特殊背景。他進一步解釋：「隋唐皇室本身就有濃厚的胡漢混血，楊堅、李淵的家族都與鮮卑貴族通婚，這很可能使他們對多元文化有天然的包容性。李白或許正得益於這個豪放的時代與自己的文化混血，詩風才會如此瑰麗奔放。」

然而，這種開放性在安史之亂後急速收縮。

安祿山本人也是胡漢混血的象徵，他受寵於唐玄宗，擔任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司令），最終叛亂，導致兩京淪陷、人口大量流離、皇帝出逃，幾乎顛覆了盛唐秩序。此後朝代的讀書人普遍把「外來者」與戰亂聯繫起來。於是，中唐文人如韓愈、柳宗元便轉向強調儒家正統，到宋、明更以「華夷之辨」與外來文化劃清界線。

張登及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天下觀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的轉折，直接改變了政策選擇，並最終影響中國封建時代後來的走向。

「天下的樣貌不只由國力決定，更看主導國的『文明態度』。例如美國在戰後就像盛唐的漢胡天下，強大且包容，歡迎全世界精英。反之，若國家走向強大卻排斥外來元素，就會從開放包容的天下轉為封閉排斥的天下。天下正是在這兩種因素交織下，不斷變化。」

張登及強調，天下一旦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政策選擇隨之改變。從春秋戰國到明清，從冊封朝貢到郡縣直轄，天下秩序歷經多次轉型。每一次轉型，都映照出權力格局的浮動、文明理念的更替，以及統治者對名分與關係的精算。
攝影／陳怡瑄

從天下到現代──歷史的回聲

「我們探討天下觀，不是要復古，而是要理解一種不同於西方主權國家體系的秩序想像。」張登及總結道：「這種想像曾塑造了東亞數千年的國際關係，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失。」

他進一步強調，「天下」本質上是一個開放、未完成的動態關係：「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能把大家連在一起的架構，才能承載彼此的共存。如果說古代天下是以朝貢、冊封維繫，那麼在今天，我們面臨的則是如何在數位世界和多元社會中找到新的共識。如今人們身處網路世界，輿論場分裂，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同溫層裡說話，要形成共識比過去更難。因此，重新去建構一套能讓人理解彼此、願意對話的語言和倫理，重新確認，甚至是欣賞彼此在可互相兼容的虛擬和實體空間中的關係，或許是回應時代『我們還能怎麼一起生活』的起點。」

換句話說，「天下」應該是一種允許差異、也能容納共存的秩序想像。它不必專屬於任何一個帝國，而可能屬於所有願意在世界中為自己、也為他人找到位置的人。

透過對「天下」的研究，張登及帶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過去，而是一種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甚至社會關係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錯的今天，這種歷史視角顯得格外珍貴。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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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迄今，大多數民主國家盛行自由主義思潮，但曾國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空虛。他問：「現在的這種自由主義，是否某程度上辜負了我們對美好世界的期待？」

曾國祥表示，自由主義有很多種態樣，而現在大部分民主國家所奉行的，僅是基於歷史偶然而變得普世化的「其中一種態樣」──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觀。他說：「自由意味著對抗權威，這個概念事實上也沒有錯。譬如臺灣同志族群透過十多年的社會運動，不停對抗反同志結婚的保守意識型態，而終於爭取到同婚合法化，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志婚姻的國家。」

透過「對抗權威」而取得「權利」，這是現下自由主義運作的重要模式之一。然而，「對抗權威」只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手段，本身不是一種價值，更不可能是目的。但曾國祥認為時下某種自由主義思潮，會造成人們覺得自己「非得持續對抗什麼不可」，這造成了一種現代人的疲倦跟焦慮──除了對抗之外沒有相信的事情。

「那是一種『消極的自由』，內涵只有『我不要這個』，而說出『我不要這個』，卻不必然知道『那我其實要什麼』。」曾國祥語重心長：「自由主義的權利與對抗特質最初的目的似乎消失了，剩下的是不斷對抗的緊繃情緒，手段最終變成了目的，而涉身其中的人們並未因此感到幸福，更難以達到『共善』。」

「政治懷疑」與「政治致善」

儘管很多時候權威需要被對抗，權利需要被爭取，但光是這些卻不足以讓人明白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曾國祥相信，透過「儒家自由主義」，能夠調和當下這種自由主義在人們心中遺留下的空洞。「因為，對抗權威是孤獨的，爭取權利是孤獨的，生活中唯一的意識型態信仰只有自由主義的人是孤獨的，我們還是需要一個中心思想去支撐。」

但當東方文化的儒家加上西方世界主流的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會有這樣的疑問，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一般人對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概念都存在刻板印象。

儒家論述除了上古時期的孔孟思想，更有漢唐經學與宋明以降的理學。到民國初年五四運動以來，許多引領時代風潮的思想家不斷嘗試建立一套能與民主國家共和體制相容的當代儒家學說，而曾國祥在《儒家自由主義》中，則是接續牟宗三的理路，闡明儒家的「治道」能如何在民主公民社會的前提下達成「共同善」的目標。

牟宗三的政治哲學強調兩個概念：治道和政道。這些概念基於儒家的傳統，並融入了現代政治與道德的討論。照片為新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在1960年代的香港講學。
圖片來源／wiki

牟宗三的政治哲學融入了現代政治與儒家傳統，並區分為「政道」和「治道」。治道指的是儒家對理想統治的理解下的道德核心，也就是「人道」，其強調統治者如何在治理中體現道德與仁愛的原則，並非僅是制度層面的政治結構。

而政道更偏向於現代民主政治中的理性制度和法律結構，更關注具體政治機構和民主運作的方式，確保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和權力的運作。

「儘管政道在現代民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牟宗三認為儒家思想並非與現代民主政治相悖，反而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提供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礎。」曾國祥說，他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不僅重新詮釋儒家政治理論，也試圖促使現代政治哲學的融合與發展。

曾國祥進一步指出，現今許多民主國家的體制，是建立在「政治懷疑論」的悠久傳統與基礎之上。譬如「三權分立」就是假設「權力必然帶來墮落」，因此行政、立法、司法必須互相監督。政治懷疑論的本質，是認定權力會帶來腐敗，政治中的個體皆沒有不自私腐敗的理由。這樣的思想模式造就了今日常見的民主國家政治體制。

與此同時，也存在著「政治致善論」，亦即相信政治中的個體，並非只是傾軋和墮落的預備軍，在恰當的環境條件之下，也能夠主動追求公共的善。而曾國祥提出的儒家自由主義，便是在民主和法治鞏固的公民社會前提下，尋找遺失在「目前這種」自由主義流行中的人性之善。

集體主義？「禮」與Civility

古羅馬時期，「Civitas」一詞誕生。指涉的是一群人，法律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一方面賦予他們責任，另一方面賦予他們公民權利。說是城市也好，說是國家也好，指的是一群具有公民權利與責任的人，他們有意識的互相許諾遵守規則共同生活。

這個字根與現代英語的公民、公共概念息息相關。曾國祥提出，儒家的「禮」，就是Civility，但這不是單純表面的個人態度（Manner），而是關於公共生活的承諾。儒家有個說法叫做「克己復禮」，最直白的解釋，便是「為了公共的美善，個人需要節制自己的行為」。

他進一步舉例，在疫情期間，面對防疫物資需求擴大，臺灣民眾主動發起「我OK，你先領」運動，很多人換了社群媒體大頭貼照，表達自己選擇不爭搶物資，自願禮讓給其他更急需的國民。這種行為就明顯無法透過個人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框架去理解，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我OK，你先領」一點都不合理，甚至與個人權利至上的概念矛盾。

「當西方民主世界試圖理解何以臺灣防疫成效比較好，大家比較能夠容忍繁雜不便的防疫措施時，經常以『亞洲人比較不個人主義』、『亞洲人傾向集體主義』來做結論。」曾國祥認為這種東西方二分法其實草率，而且事實上沒能說明到什麼。

尤其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GCMG CH SPMJ DK, 1923-2015）等人曾提出的「亞洲價值論」（Asian values）觀點來看，「亞洲集體主義」將亞洲視為具有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特殊價值觀。曾國祥說：「他們認為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這種說法加強了『亞洲本質上不適合民主』或『亞洲人天生更能夠容忍威權政府和不民主施政』的刻版印象。」

但若用粗暴的「亞洲價值論」去評價臺灣民眾禮讓防疫物資、遵守防疫規則的行為，似乎也將「亞洲人不重視民主」的印象扣在臺灣人身上。但從臺灣的高投票率以及多年來前仆後繼爭取民主的歷史觀之，臺灣人並不比美國人、德國人更不在乎民主。因此曾國祥強調，以集體主義解釋臺灣的一些群體自發性善行，是不正確且有嚴重誤導之嫌。

曾國祥指出，他認為臺灣人的防疫善舉不是來自於服從集體主義，而是來自於「恕」。「恕」就是所謂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詞彙無論翻譯成「empathy」或者「sympathy」都不太對。因為恕作為一種重要儒家美德，並不是單純的同情、共情，而是既要有情感上設身處地的想像力，還要經過理性思考抉擇而產生行為。

2020年2月，網友於臉書社群上發起「我ok，你先領：響應口罩禮讓運動，留給真正需要的人」活動，許多民眾自發更換自己的大頭貼響應。
圖片來源／facebook活動頁

詮釋儒家的角力

諷刺的是，亞洲價值論與其擁護者也會談儒家。1994年李光耀接受Fareed Zakaria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訪問時表示，「中國、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都是『儒家主義』的受惠者」，而他所謂的儒家主義則包含以下五個特徵：「階層式集體主義，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衝突時，應犧牲個人利益」、「儒家式家庭主義，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

在這五種特徵之下，人與人之間並不對等，違背了人性尊嚴與價值平等的前提，菁英比一般人重要、父母比子女重要、長官比下屬重要，自由主義不僅沒有生存空間，就連共和主義或最起碼的民主也沒有生存空間，這種對儒家的詮釋難以與民主和自由共容。

「李光耀所詮釋的儒家世界，對於受過起碼民主法治教育的人來說，聽起來簡直就是《1984》小說中闡述的反烏托邦世界。而與他類似，秉持此種詮釋的人向來沒有少過，這些論者推崇儒家、談論儒家、運用儒家概念時，通常不是真的基於道德和美學的理由，而是以儒家之名去陪襯其政治動機居多。」曾國祥指出，在學術領域中，儒家思想詮釋話語權的爭奪，不僅是對於何者更有道理的對抗，更是民主世界與非民主世界的對抗。

曾國祥相信，儒家義理之中本來就存在著能與民主和自由並進的美與善，只要透過梳理就能煥發光彩。
攝影／馬藤萍

牟宗三曾說，中國未能發展出民主政治，因為「有治道無政道」。亦即，他作為一位儒學者，並不認同坊間流傳的那種「孟子發明民主」、「儒家內建民主」理論。曾國祥指出，「政道」就是憲政、民主、法治，這是非常晚近的人類建制，原本的儒家思想中「當然沒有這些東西」，而他當然也不認為現在得來不易的憲政、民主、法治可以或應該輕易被其他東西替代。但他與牟宗三都相信，儒家思想中存在著「治道」，能與民主的「政道」相輔相成。

「當你到了某種年紀，回頭去看一生走過的路，會忍不住想去追求自由主義以外的東西。」曾國祥說。自由主義如同滿天星光，雖然璀璨，卻疏離而寒冷，因此，人們會在腳邊點一盞燭火，溫暖也照亮此刻的黑暗。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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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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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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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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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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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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