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文哲所李育霖教授近年將研究的範圍擴及生態與環境議題，探索文學家如何以各自獨特的觀察方式，刻劃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感知經驗與情感。
拍攝／林俊孝 

自然文學，就是書寫「自然」的文學。當代臺灣的自然書寫，首先表現在對昆蟲、動物的描寫，如作家吳明益（1971—）考察蝴蝶；詩人劉克襄（1957年—）觀察鳥類；文學家廖鴻基（1957年—）與鯨魚、海豚對話，以及蘭嶼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1957—）關注飛魚和海洋生物等等。

但他們的描寫並非像生物學家、生態學家那樣客觀敘述科學知識，而是以獨特的觀察方式與寫作風格，刻劃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感知經驗與動情狀態，捕捉彼此之間共鳴的旋律。

中研院文哲所李育霖說：「用文字捕捉感受，是文學的專屬任務──如何怎感受？怎樣感受？以及互相感受？而自然書寫，就是文學家在自然環境中，捕捉感受的文字記錄。」

於是作家不約而同地從人類的居住地出走，徒步、航行、飛行、跋山涉水，投入原野、荒原、山丘、湖泊、天空與海洋，反省「以人類為主體、動物為客體」的認知結構。他們拋開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重新認識動物與環境，進而重新認識自己，以及人類文明。

自然書寫是走出來的

作家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以「行走」為基礎，要求作家不要只待在書房、圖書館或博物館寫作，而必須走入田野、山林、荒野之中。他騎著腳踏車，穿越臺灣的島嶼，用肌肉的酸痛，去記錄旅程中所見所聞。

吳明益將自然書寫視為一種「行書」，他說：「行走之書，是寫信給你與蓋婭（蓋婭Gaia：古希臘神話的「大母神」，是一切神祇與生靈的母親）的書信，是腳步、思維與筆合構的『土占』。」當肉體在行走的時候，意識也在行走，而書寫就是「凝止的符咒」。他以詩化的語言，描寫他在動態中感知的自然，表現生態的感性或情動力，捕捉其「靈性」。

作家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以「行走」，期待作家不要只待在書房，必須走入山林、荒野，用肌肉的酸痛，去記錄旅程中所見所聞。
圖片來源／unsplash

李育霖指出，吳明益對蝴蝶的描寫尤其著名，他用文字、照片、手繪捕捉蝴蝶的身影、色彩、姿態、習性、棲地與遷徙的路徑，記錄他對蝴蝶的迷戀與想像，取代把蝴蝶做成標本的研究行為。他認為，體驗自然不只是讚嘆美景，還必須去撫觸它的暴烈、變動與複雜。所以透過書寫，把人類對生與死的想像，摺入蝴蝶的華麗和腐敗，將自己的靈魂探索與蝴蝶的遷徙相對應。

在行走過程中，吳明益與蝴蝶和其他物種產生特殊的情動連結，與天氣、路面、地層、山脈等地理因素，乃至神話、歷史與傳說等等，形成一幅人與自然的情感交織。

吳明益更將自己的自行車旅程，與「香魚」溯溪繁殖的過程類比。溪水從上流淌下，而他要往下踩踏、往上攀爬。他模仿香魚利用側線觸摸著一切障礙物，從容避開濕腐的落葉，或斷枝散落的斜坡，讓他感覺「我是香魚」。

李育霖分析道：「過程中，『我』不再是與香魚對照類比的主體，香魚也不是我投射的對象，『我』就是『香魚』。」於是，人類感知的主體消融了，「我－香魚」的新主體，就在行走中構成。

自然就是我，就是臺灣

生態文學家書寫自然，然而他們的自然，往往隱喻、甚至等同於自己或臺灣。

比如詩人劉克襄愛鳥，有「鳥人」的綽號，常去賞鳥，寫了很多關於「鳥」的詩文，以至於他的體態和行為舉止也很像鳥類。李育霖笑道：「有人曾說，劉克襄垂臉彎腰、或沉默站立時，完全就是一隻鳥的樣子。他以鳥類的生活作為自己的生活，彷彿鳥類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

在《永遠的信天翁》中，劉克襄將信天翁「大腳」的飛行經驗，「流變」為自己的飛行經驗。信天翁在飛行，主角也乘著滑翔翼飛行，信天翁經歷的地形、山脈、氣流、風速、溫度等，也是主角自己經歷的一切。以至於主角回到臺灣之後，迷上了滑翔翼，卻已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喜歡飛行呢？還是無法忘情於信天翁？

李育霖說：「看著『大腳』飛離鳥島，主角也跟著脫離了從小出生的島嶼。信天翁不但啟發了主角，更讓他流變為鳥，透過飛行開啟了生命的多樣性。」劉克襄的鳥類書寫，不僅是對鳥類生活與環境的關懷，也是對人類、甚至對臺灣的隱喻理解。

詩人劉克襄愛鳥，有「鳥人」的綽號，創作無數「鳥」的詩文，甚至連體態和行為舉止也很像鳥類。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Show this person observing various bird species of Taiwan, in a watercolor hand-painted style, in a horizontal image.

廖鴻基是捕魚的「討海人」，他的海洋與鯨豚書寫，不但涉及生態保護、動物權利、漁業捕撈與經濟問題，更探問人與鯨豚等海洋動物、甚至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李育霖分析指出，他的文字常有一種離開現實、回歸海洋的浪漫，所描繪的海洋世界，是個可以掙脫在陸地上被制度、規範與人情束縛的烏托邦。因此他認為，為了自由，人必須不斷航行。

李育霖指出，廖鴻基常把臺灣比喻成鯨魚，不但因為臺灣島的形狀很像鯨魚，更因為臺灣是海洋國家，就好像鯨魚在海中航行一樣。
圖片來源／unsplash

討海人一向被視為「補魚」的漁夫，但廖鴻基卻覺得，在海上討生活，其實是在「學習當一條魚」。海洋無法預測，又暗藏極端的凶險，每一次出海，與魚群相遇，都是一次生存的鬥爭。討海人不是獵捕者，而是海洋的一員，走入海洋，就是當一條魚的經驗與歷程。

李育霖說：「廖鴻基常把臺灣比喻成鯨魚，不但因為臺灣島的形狀很像鯨魚，更因為臺灣是海洋國家，就好像鯨魚在海中航行一樣。」因此在廖鴻基看來，臺灣也是個不斷航行的「飄島」，不斷邁向無法預知的未來。書寫鯨魚，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書寫臺灣。

對你們而言是生態，對我們來說是生活

在漢人文化，「自然」與「文明」之間有對立與融合的課題，但從小生長在生態中的民族，對其感受頗不相同。

夏曼．藍波安，是蘭嶼島上的達悟族。由於生活在島上，他對自然的理解，也跟漢人的大陸思維大不相同。臺灣對他而言是大島，甚至琉球也是大島，他是站在小島上理解這個世界。

李育霖舉例說：「去學校唸書的時候，老師說太陽下山了，夏曼和同學們都覺得好奇怪喔，太陽下山是什麼意思？你如果去蘭嶼就會明白，他們在島上看日落，是『太陽下海了』，沒有下山這回事。」

對達悟族而言，季節的海浪有18種名稱。到海裡捕魚，甚麼樣的魚吃了可以補甚麼，甚麼樣的魚是醜的、甚麼是漂亮的魚，甚麼樣的魚給男人吃、甚麼魚給女人吃，有一整套獨特的生態知識。

李育霖指出，夏曼．藍波安等作家的文學作品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展示不同於文明社會的生態智慧。
拍攝／林俊孝 

達悟族有個習俗，就是每個人都要擁有一艘舢舨船。這艘船怎麼來的呢？出生的時候，父親會到後山裡選擇一棵樹，小孩從小陪伴著它，長大以後，就把它砍下來，做成一艘舢舨船下海捕魚。這種流傳幾千年的儀式，也是緊貼著自然的。

「夏曼說，你們漢人有才有『生態』，對我們來說這是生活。」李育霖說明，達悟族的文明系統根植於人與自然的一體性，沒有將自然與人文對立、切分。所以夏曼的文學作品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展示跟所謂的文明社會不同的生態智慧。

臺灣的「自然」是韌性與可能性

至於李育霖，他會研究生態文學，與他的成長經驗不無關係。

「我從小在臺灣南部的鄉下長大，我們家就是農民、漁民，」李育霖深情回憶：「下田種稻啊，養魚啊，在河裡抓魚，在菜市場賣魚啊，在草地上放牛、放羊啊，坐牛車去學校，或是赤腳在田野裡奔跑啊，都是我小時的生活。我們討厭柏油路，臺灣六、七零年代開始，每條路都是柏油路，我們都很生氣，因為夏天很熱啊，腳走在柏油路上很燙。」

李育霖認為，「脆弱」是臺灣最大的特徵之一，但這種脆弱，卻讓臺灣人展現出一種「韌性」，能在無比艱難的條件跟環境當中，不斷找到生存的可能性。
拍攝／林俊孝 

由於從小在自然中長大，李育霖對自然災害也最有切身感受：「小時經常都要面對停水停電，海水倒灌，到處淹水。上次颱風來，還把我們家老房子的屋頂掀掉了。」在他的經驗裡，生態是脆弱的，隨時甚麼天災地變，都足以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農漁民也每每在這些災變中創新改變，愈戰愈勇。

李育霖認為，「脆弱」是臺灣最大的特徵之一：「你去逛夜市，看看那些攤販或是店家的老闆，他們每天心裡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怎麼存活下來？』這也是臺灣在國際上每天面臨的處境──可能一夕之間，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但這種脆弱，卻讓臺灣人展現出一種「韌性」，能在無比艱難的條件跟環境當中，不斷找到生存的可能性。

李育霖指出，臺灣最可貴的就是「韌性」，以及容許各種「可能性」：「在自然界，生物具有多樣性，每個生物、每個物種都可以共存；在這個國家也是，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可能性。只要我們能一直保障大家的多樣性，臺灣就不會被潮流同化、被惡流沖走，而能在世界上保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從生態文學，李育霖悟出臺灣的生存之道。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育霖（2023）。人類世的文本生態：以高俊宏、吳明益及高翊峰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育霖（2010）。直覺作為方法：技術與創造–直覺與文學感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李育霖（2019）。臺灣人文社會的價值基礎：多元性與價值衝突的反思與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推動規劃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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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近年來，許多原本屬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國家開始出現「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趨勢。這指的是，儘管這些國家形式上依然維持著憲政結構和選舉制度，政府卻通過一系列手段削弱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採取了修正憲法、改變選舉規則等措施，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並通過立法限制媒體的自由報導，甚至干預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這些行為不僅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活力，也使得國家的憲政制度變得更加專制，與傳統的自由民主原則漸行漸遠。

但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嗎？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建志深入剖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法系國家的憲政運作模式，看到司法系統如何參與並左右政治決策。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憲法在各國具體政治背景中的彈性與限制，更引發人們思考，何以憲法在實踐中未必完全符合民主的理想？

民主體制是會相互影響的嗎？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spreading globally.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

該如何觀察全球民主發展的現象？林建志與其他研究者提出三種假設：

第一種是傳染假設（contagion hypothesis），這意指憲政發展會受到周邊或全球化的影響，透過「模仿效應」或「示範效應」讓某些地區的政治制度向相似的模式靠攏。這可以理解為民主的「傳染」或擴散。例如在冷戰後期，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相繼擺脫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國家受到周邊改革浪潮的影響，決定進行民主轉型。同樣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北非和中東國家如突尼斯、埃及的群眾運動也在區域內造成了政治變革的傳染效應。

第二種是憲政惰性假設（constitutional inertia），基於「慣性」的觀點，意指國家一旦選擇了某種政權類型便傾向於維持，因為轉型需要克服極大的內部和外部阻力，所以民主國家通常保持民主，而威權國家則維持威權統治。例如，英國、瑞士這些長期民主的國家，即使遇到內部經濟衰退或外部威脅，依然穩定地維持民主制度。相反地，北韓等長期威權國家即便面臨外部壓力，依然難以轉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種則是政權表現假設（regime performance hypothesis），這可以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詮釋：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時，政權會較為穩固，因為大多數人不願冒失去基本需求的風險來反對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政權一直保持穩定，因為政府能夠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使得人們不會急於要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變革。相似地，在經濟成長的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換取了民眾的相對支持，使政治改革的需求較低。

這三種狀況為國家的憲政改變提出假設，但林建志研究東亞、南亞國家，發現到東亞與南亞的憲政發展卻揭示出憲法的運作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更會受到政治與司法力量的影響，出現「政治司法化」現象。

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為全球性現象？
攝影／陳怡瑄

「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現象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多數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經歷了一個稱為「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的現象。何謂政治司法化？根據《牛津政治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司法化意指「依靠法院和司法手段來解決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爭議」，這些可能涉及最深刻人權與倫理衝突的政治議題，理論上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無論是透過選舉或者公投，但事實上卻很少真的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透過一系列司法審查程序，促使國家高等法院經常被要求解決：言論範圍、宗教自由和隱私到財產、貿易和商業、教育、移民、勞工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

林建志以馬來西亞和印度為例，兩國的最高法院在處理關鍵政治議題時，逐漸超越了單純的法律審查，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過程。他說：「因為現代社會道德議題和政治爭議更加複雜了，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往往無法有效處理，導致法院成為解決這些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司法權是否過度擴張的爭議，因為當法院過於積極地介入政治事務時，可能會動搖權力分立的根基，甚至影響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因此，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現象？根據林建志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明顯的憲政民主倒退。但也不能說這完全是好事。「我看到在亞洲，威權國家維持威權體制，民主國家維持民主體制，而持續在兩者間擺盪的則維持擺盪，少部分的半民主國家開始深化其民主。」

法院和司法系統在解決政治爭議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照片為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樓。
圖片來源／wiki

區域的「政治司法化」

在許多國家，法院通常是被動地等待案件到來才做出裁決；但印度最高法院經常主動介入社會問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行使相當於立法或行政的職權，推動社會改革。

印度最高法院的「主動出擊」反應了「司法積極主義」現象，這種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憲政主義中對權力分立的想像，在一方面執掌憲法解釋的憲法法院逐漸成為人民在政治場域的另一個代理人，政治部門不再能獨佔所謂的民意；而在另一方面，法院的正當性基礎也逐漸從中立性與法律專業，轉變成仰賴民意支持的解釋內容。

「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雖然引起對司法制度內在限制的質疑，但以結果論，政治司法化在印度備受民眾歡迎。」林建志提及，司法制度內在限制指的是法院在判決時受到的限制，比如只能在法律範疇內行動，或只能在個案中作出裁決，避免替代立法或行政權。這種限制是為了維持權力分立和平衡，避免法院成為干預政府政策的工具。

但印度最高法院的積極主義行為擴大了司法的範疇，挑戰了這些內在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可能會質疑法院是否越權行事？是否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法院在解釋和執行法律時，是否介入了更多政治議題導致政治司法化？後者更可能影響最高法院不偏袒一方的正當性。

然而馬來西亞的狀況卻和印度不一樣。林建志說：「馬來西亞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法院特別容易面對宗教與憲法的衝突、或是宗教法庭（Syariah courts）與世俗法院相衝突的情形，例如回教徒是否可以改信基督教？配偶若是非回教徒時的嫁娶繼承問題等等，都會遇到國內保守勢力的阻饒。」

馬來西亞的《聯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對穆斯林而言，改信其他宗教（如基督教或佛教）在法律上常會面臨巨大障礙。例如2007年，一名出生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女性希望改宗為基督徒，但國家登記局拒絕更改其宗教身份，要求她先獲得宗教法庭的批准。然而，儘管該女性試圖繞過宗教法庭，上訴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卻仍在最高法院被駁回訴訟。

林建志比較了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政治司法化現象，發現這些國家雖然理論上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解決人權與倫理衝突，但實際上司法系統的介入卻更加頻繁。
攝影／陳怡瑄

憲法應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基礎，但在印度，隨著法院積極干預公共政策，法院的正當性更多地來自於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說，法院的裁決內容往往是符合民意的，而非僅依賴傳統的法律專業和中立性。這種轉變讓法院的權威更靠近民意，而不是僅僅依賴專業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場。

而在馬來西亞，儘管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但穆斯林群體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宗教法庭的裁決在穆斯林事務中具有優先地位，甚至可能凌駕於憲法裁定之上，導致司法權威分裂，並影響憲法的最高性。

亞洲國家大多存在憲政惰性的狀況，此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林建志強調，除了通過加強憲法教育、促進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多元化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人權的實踐與完善，以發展更能適應現代觀念和環境的政制。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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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蔡怡純教授，於訪談開始便語出驚人：「買衛生紙抗漲？你要買多少包衛生紙才抵得過先買一間房的避險差距呢？」

蔡怡純長年研究房價波動的各種因素。
攝影／陳怡瑄

蔡怡純長年投入房市相關研究，包含臺灣、中國、美國、英國等各國房市的發展與走向，就臺灣高房價的現況，一層層細部解析高房價的成因，以及臺灣房價的特性。

房價為什麼高居不下？

蔡怡純首先指出房價──尤其臺灣房價為眾人所關注「居高不下」特性的成因：「分析臺北過去50年的住宅價格資料，曾有過四次較大幅度的上漲。但上漲後伴隨的下跌幅度都比漲幅小，因此根據長期歷史資料，歸結出房價漲大於跌，隨著景氣循環和累積，有長期上漲、短期波動的抗跌特性。」這樣的現象稱為「房價僵固性」，僵固性意思是某商品的價格不容易隨著供需條件即時改變。

臺北過去的住宅價格，在1973~1974年、1978~1980年、1987~1989年，以及2003~2013年等四度較大幅度的上漲，而且上漲後伴隨的下跌幅度都比漲幅小。資料和原圖表來源：陳明吉、蔡怡純（2021）
圖表重繪／張力予

「這其實和房地產的複合性質有關。」蔡怡純解釋，一方面，房地產是提供給消費者購屋自住的耐久消費財，即所謂的「剛性需求」，居住需求量長期存在、不會消失，因此價格不易崩跌。另一方面，也是產業開發必須的資本財──土地資本，廠商投資時必定需要尋找土地建設廠房辦公室，所以同時是生產投入的要素成本，隨著經濟發展，對土地的需求會越來越多。

這兩種需求會隨著景氣循環而波動，景氣好的時候，購屋置產的人會增加，房價隨之上漲。但景氣下跌時，房地產需求依然存在，下跌的空間有限，便形成長期緩漲、短期波動的走勢。

其他總體經濟因素如人口、所得、貨幣、股市、政策及國際金融變數，都會影響房價。但房價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卻比其他單一項變數都大。

臺灣的房市失衡嗎？

不論是自住還是開發，都屬於實際利用土地空間，市場價格會隨需求變動調整。倘若廠商投資設廠成功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提高勞力需求與所得，引來人口聚集商圈發展，確實會造成周圍房價上漲，不過整體生產與消費能力也都提升了，並非負面的發展。

「如果房價隨著經濟狀況自行修正，在民眾可負擔的狀態維持平衡，就不會產生大問題。」但蔡怡純話鋒一轉，表示：「房地產同時也是投資工具，可以炒作也可以避險，像股票一樣買進賣出，但一般人受限於房價的昂貴性無法這麼做，房地產這個金融商品掌握在部分人手上，房價便脫離地方供需系統，開始逐漸失衡。」

正常來說，房地產也會和一般商品一樣，因應市場需求穩定的波動。
圖片來源／stocksnap

正常情況來說，商品的價格或價值會因應市場需求自動修正，例如某個地方的人口外流或老化幅度較大，理論上當地的房價應當會下跌，但當房產變成投資工具時，除了會排擠自用和工用的使用需求，更為使房價出現不合理的波動，增加景氣動盪。

「需要特別警惕的是。」蔡怡純憂容說：「我們看到有些地方過度投資房市，資金大量集中在房地產，各行各業公司如果都藉由買賣土地賺錢，排擠了原本應該在產業內的投資。但是，投資土地的期間沒有人力需求、也沒有使用土地，副作用就是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勞動需求下降而導致所得降低，還使房價持續上漲。」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追逐利益理所當然。但當產業面對國際競爭時，如果利用投資房地產獲益，會排擠原本用於研發、改良產品的資金。假如持有了地皮之後，又不開發動工，沒有實質生產、沒有勞力需求，便不會發生所得和消費的循環，資金和土地也就浪費了，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產業失衡，這些連帶效應，對經濟和市場都有害無益。

房產金融化

如果土地跟房子都用於實際使用需求，經濟就不會波動太大。例如一般人成家或鄰近工作地點，都會有買房需求，這些因素不會讓房價突然暴增。而廠商投資房地產，縱使會讓地價上漲，但同時會增加產出，連帶民眾薪水提高，對於整體經濟成長是有幫助的。

「當房產變成投資財貨的時候，除了成為拉大貧富差距的主因，還會排擠有生產力的實際需求。」蔡怡純指出，現階段大家熟知的「預售屋」銷售模式，最脫離現實供需條件致使房產金融化，導致房價脫離當地單純的供需脈絡，不再用於居住或經營，來自各處的資金在此角力，房價也往高處一去不回頭。

預售屋銷售方式是現在房地產交易的方法之一。
圖片來源／photo-ac

預售屋指的是販賣未完工，甚至尚未動工的住宅，原本應由建築公司承擔的諸多風險，例如成品與樣品不符、設計變更、施工品質落差、現金流支應、交期延遲，甚或是建案腰斬，都改由消費者扛起了。

「如果預售屋將大部分的風險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價格應該要比已完工的新成屋更低，但現在預售屋賣的不僅是未來的價格，有時還比已完工的新成屋更高。」蔡怡純皺眉說：「除了過去價格不透明，利用預期心理哄抬等原因讓預售屋的價格混亂，還有部分購屋者以操作期貨商品的方式交易，利用較低的頭期款、優惠貸款再轉手方式獲利。」

宛若「開槓桿」一般，購買後換約賣出，也就是俗稱的「炒房」，進而出現尚未完工的某建案，預售屋已經轉手多次的異象。

更多房價失衡的條件

除了上述提及的房價特性，蔡怡純歸納，其他還有三種房市失衡隱憂的條件。這三種條件即便單獨存在，都容易使房價居高不下、脫離單純供需脈絡，而臺灣卻同時處於這三種條件的框架之中。

第一種是居處重要地理位置上的彈丸之地，例如香港、新加坡、臺灣，位置重要、地狹人稠，原本就容易造成高房價。第二種是華人文化區普遍「有土斯有財」的文化觀念，買房動機比其他文化更強。

第三種在許多其他新興市場都能看見，是市場走向國際金融自由化之後，開始有大量海外資金流入房市。同時又因為房地產的增值空間充足、獲益高，又有抗跌、保值等穩定特性，進而造成房市過熱。

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政府相繼實施大規模紓困，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資金保持充裕。但當時臺灣疫情較為穩定，生活與工作受影響程度低，在2020至2022年疫情嚴重期間甚至有不錯的經濟成長率。蔡怡純指出，對海外資金而言，臺灣是穩定且被看好的投資目標市場，不少外資紛紛湧入臺灣，反而形成疫情期間房價飆漲的現象。

蔡怡純把全世界一些相近的房價趨勢併在一起，看到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景氣循環問題。但臺灣和新加坡、香港等同樣生育率偏低的市場相比，不像新加坡有大量公宅、較少外資湧入炒作，而且還同時滿足上述三種隱憂條件，於是便成為高房價受害最深、影響人口結構最嚴重的地方。

人們影響房價、還是房價影響人們

疫情期間不僅房價上漲，連低價區的房價也開始向高價區追趕，現在全世界還要面臨通膨，對於還沒有累積到人生第一桶金的年輕人來說，要買多少包衛生紙才抵得過先買了一間房的避險差距？

儲蓄、成家、立業，在過去被視為人生中很重要的過程。
圖片來源／unsplash

蔡怡純說：「在不景氣或通貨膨脹發生時，已經擁有房地產的階級，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小。更甚者如持有多屋的個人或法人，甚至能因此獲利。通貨膨脹會螺旋式向上擴散，最基礎的民生物品如原料、雞蛋、衛生紙開始漲價，其他的商品跟著漲，在資產縮水的危機意識下，買房避險的人增加，使房產的膨脹幅度還會比基本物價更高。」

在此連鎖效應下，尚未累積足夠資產買房的族群，所得追不上通膨，房價漲幅比存款的速度更快，居住成本負擔沉重，還可能影響就學與就業選擇。這些族群無論在經濟起伏、疫情、通膨下，都是最脆弱的族群，進而衍生出包含性別、年輕族群、低收入族群的不平等，人與人、國與國、南北半球等貧富差距的不平等。

「通膨為什麼對年輕人影響特別大？」蔡怡純憂心忡忡：「傳統觀念說儲蓄是一種美德，可是一個年輕人好不容易在一年間存了五十萬，同時期的房價卻已經漲了兩百萬，並看見那些炒作預售屋的投資者，早就賺回好幾倍。這樣踏實儲蓄的人會不會感到委屈？這樣的機制合理嗎？」

存錢越久，就買得起房了嗎？
繪圖／李昀

蔡怡純認為，在房市狀況尚未改善前，政府必須先抑制通膨，接下來再阻止通膨蔓延到房市，防止房產金融化。今年年初，平均地權條例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包含限制預售屋換約、處罰炒作行為與解約登錄等規定，蔡怡純期許，若政策能明訂落日條款，更有機會使房價合理修正。

另一方面，政府應持續確保青年的居住與工作機會的可及性，設置只租不賣的青年住宅，年輕人就能先有一個穩定打拼的環境。並且應該要和以年長或弱勢族群為目標的社福住宅做出區分，如此才能資源分配均衡，得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在選址、設計、規範等方面會更有效率。

蔡怡純也不斷提醒現代人必須培養金融方面的常識：「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當金融文盲。即便高知識專業的人，也容易忽略理財的重要性。房地產、股票、通膨的基本概念都應該知道，最直接的影響是不容易被詐騙，次要才是從中獲利。」

從大學甚至高中就開始教導基本的金融與財務知識，培養基本金融資訊判讀能力，避免成為金融文盲，在這個變遷快速的動盪社會，能夠自主管理財產的知識與能力尤其重要。金融知識的學習門檻並沒有那麼高，也不需要成為專家，具備基礎知識就能終生受用。

採訪撰文／曾郁茹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蔡怡純（2007）。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抗跌性與風險性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09）。台灣不動產市場流動性的全面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1）。住宅市場的需求特性與房價抗跌性的變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2）。房價向下僵固性：理論與實證、國內與國外、單變量與多變量的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5）。房市失衡的原因和後果。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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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古學家來說，藉由分析發掘出土的「科技產品」製造方式、成分來追溯「科技史」，就是在建構那個年代人類的生活軌跡。換言之，對史前時代的臺灣人來說，什麼東西與手機等同重要呢？

答案是「青銅器」。

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出海口南岸十三行遺址出土為數不少的人形銅柄，不過學者也發現，臺東太麻里溪出海口南岸的舊香蘭遺址居然找得到相似紋路的鑄造模，甚至在排灣族部落內就有收藏形式極為相似的「神器」。

這是怎麼回事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光祖教授以「非主流」考古學家姿態，手持像CSI犯罪現場會出現的科技儀器，準備解答史前時代臺灣人的「科技史」秘密，從中挖掘出臺灣原住民族祖源的秘密。

人形銅柄鐵刃器透露臺灣原住民族祖源的秘密

南島語族的起源在哪？陳光祖說這個問題，一直是考古學界的重要議題。目前國際學界的主流看法是臺灣為南島語族的發散地，有的學者則將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從臺灣追溯到亞洲大陸東南沿海。

早有學者注意到遺址出土物與原住民文化的關聯，例如舊香蘭遺址發現有百步蛇紋飾的器物，與排灣族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陳光祖指出，遺址出土遺留僅是當時物質文化的很少部份，因此遺址該如何與原住民歷史對應起來，有賴進行更多的研究討論。

「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能直接上溯到什麼時代？何種考古文化是現代原住民族的祖先文化？」如果能重新檢視金屬器時代器物與原住民傳世器物的關聯，說不定能找到考古文化與原住民族物質文化間缺環的突破口。

起初，陳光祖因調查十三行遺址出土物，有機會接觸金屬器與原住民傳世器物研究的領域。當時遺址發現十來件人形銅柄，刀柄是人形造型，柄內原有的鐵刀刃多半已氧化消失，部份刀柄殘留有鐵鏽殘渣。陳光祖回憶，看到那些刀柄，忍不住聯想到排灣族的傳世神器「青銅刀」。

在日治時期鹿野忠雄（1906－?）就曾提出，排灣族人形銅柄鐵刃器的形式與越南東山文化出土者相似。而當時普遍認定臺灣沒有鑄造青銅器的技術，所以鹿野忠雄推論排灣族祖先可能來自越南。然而就陳光祖的觀察，十三行遺址出土的人形銅柄鐵刃器，是鐵刃與銅柄用物理方式接合，而越南出土的人形柄銅短劍是銅合金一體鑄造成型。

2008年，舊香蘭遺址發現鑄造金屬器的「石範」刻有人形紋路，雖然遺址並無出土紋飾相符的器物，但紋路與十三行遺址出土的人形銅柄相近，引發學界討論舊香蘭作為金屬器時代「科技生產」重鎮的可能。

左為臺東太麻里鄉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石範，上雕刻類似刀柄的人臉形，可能是製造青銅器的模具。右為十三行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形刀柄。
照片來源／左：李坤修提供；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

不過陳光祖認為這個結論仍有疑點：「那些石範刻痕太細，是否能順利脫膜製成器物仍未知，但這項發現至少證明一件事，那就是舊香蘭人知道人形銅柄的存在。」剩下的任務就是藉由科學分析，找出人形銅柄可能的來源地。

失落各地的原住民傳世神器

排灣族的神器共有三種，其中之一是所謂「青銅刀」的人形銅柄鐵刃器，透過世代繼承流傳，族人們相信神器帶有神性，不得隨意碰觸。

早年考古學家要見到神器是極為不易的機會，像是日治時期的伊能嘉矩（1867-1925），憑印象繪製在排灣族內文舊社頭目家祭屋看到的三把人形銅柄鐵刃器。陳光祖笑說，伊能嘉矩畫的版本，跟後來日本理蕃官員拍到的實體照片比對起來，外觀差異甚大。

「可惜當年他們看到的三把人形銅柄鐵刃器，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陳光祖感嘆即使到現在，仍沒有那三把短刃的下落。隨時代變遷及聚落遷徙，原收藏在部落內的傳世神器，外流到官方、私人手中。部落對外人碰觸神器的態度，已經不像以前如此忌諱。

排灣族銅刀柄繪圖，形制與文樂部落頭目典藏品一致，器物原為瀨川孝吉藏品，現存日本民族學博物館。
圖片來源／陳光祖提供

陳光祖談及曾到文樂部落，詢問頭目能不能觀察研究傳世器物，頭目表示需要先進行儀式問祖靈同不同意。

問到考古學家對儀式的感受如何？陳光祖說：「儀式過程沒有外人想像得如此玄秘。我其實沒有特別想什麼，就是抱持尊敬態度。」陳光祖笑著補充，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學會長眼睛」。幸好那次的儀式結果，祖靈答應，陳光祖在頭目的陪同下查看傳世器物。

部落收藏的人形銅柄鐵刃器，可分成大型與小型物件，祖靈屋存放的神器通常屬於大型器。大部分的銅柄鐵刃器已經流落到官方博物館、私營博物館，或收藏家手中。有些文物散落在日本的博物館，主要是源自日治時期官方、民間收藏的文物，部分由東京博物館、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及天理參考館等收藏。

「我反倒覺得，研究路上受到許多人幫助，非常感激。」他深刻體認到，凡是能接觸到的器物，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以前的他總想找齊所有器物，但現在的他已經轉變心態。「越老越覺得何必強求？將手邊現有材料的學術價值發揮到最大，不是也很好嗎？」陳光祖覺得有緣分就會接觸得到文物，沒緣分就留給往後的學者繼續研究。

與文物相遇，是際遇也是巧合

陳光祖覺得自己的考古工作，不若大眾對考古學家在田野工作渾身黝黑的印象，而是拿著科技儀器解讀文物的成份與組織訊息。「先從器物的『形式』著手，像是器物的形制、大小、製造方式等，找出文化關聯的脈絡，再從科學分析得知器物的化學成分。」

他進一步解釋說明，遺址出土的銅質器物成份主要是青銅，由銅、錫、鉛組成，但部分原住民祖傳器物是黃銅製成，由銅、鋅組成，屬於較晚近的材料，比青銅便宜，方便大量生產。因此，只要能分析器物的金屬成分及比例，即可大致推測器物的來源及年代。

多虧現代科技的進步，研究者能手拿便攜式X光螢光分析儀，對國內外各地收藏單位/個人的典藏品，在不破壞器物的狀況下直接取得數據。得到化學分析結果後，能從器物形式、化學成分，找出與其他資訊的對應關係，諸如年代差異、出土地點等。

陳光祖博士。
照片來源／陳光祖提供

但是陳光祖提醒，縱使分析技術再怎麼進步，遺物經過多年的氧化作用，表面常有元素偏析現象以及環境物質，在不破壞器物原貌下，會干擾分析結果，無法做到百分之百準確。不過大致的成份資料，已經能解決多數問題，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精準的化學分析結果。

陳光祖回顧自己的考古研究歷程，最初博士論文做的是十三行遺址的鐵器研究，到現在做金屬器物與原住民族文化關聯的研究，發現自己的研究題目一直與十三行遺址有所關聯。

回溯自己踏進考古學界的起點，陳光祖自述自己不像傳統考古學家出入田野場域，反倒像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非主流」考古學家。

陳光祖笑說大部分的科技人都懷有一顆「人文心」。在踏進考古學領域之前，他讀的是地質學碩士，喜愛將中國古代文獻的科技史與自己的本科連結，像是礦物學、本草綱目等等。

「雖然古代人的觀察，不一定與科學事實符合，但隱約仍看得到現今科學知識的脈絡，我的興趣是將關聯一個個抓出來。」陳光祖語帶懷念地談起學生時代的事，憑著興趣自行探索中國古代科技史，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地下書局「挖」中國大陸的科技史研究，或者翻看臺灣《科學月刊》的文章找答案。

「科技史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條分支，同時具有人文歷史與科學技術兩個雙重面。」有著雙重性格的科技史，剛好符合陳光祖的興趣。他說：「也許自己的人文心始終強烈，因此在碩士快畢業之際，應徵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助理研究員，進行科技考古研究。那時一心只希望工作與興趣契合，沒想太多，更沒想過這段『陰錯陽差』的機緣，成為自己踏入考古學的第一步。」

憑著人文與科學的雙面視角，陳光祖發現地質學的科學訓練幫助他快速掌握分析方法，能順利將科學技術切換到考古學領域。

兩三年後，陳光祖得到機會去美國攻讀人類學博士，畢業後正式成為考古學的研究者。他剖析自己關注的考古議題，主要環繞「邊疆」區域，例如：琉球、華南、東南亞、歐亞草原一帶，而不是臺灣或中國等核心地。然而到頭來走一遭，他發現所有的研究題目與十三行遺址匯聚在一塊。

十三行遺址發掘
圖片來源／wiki

「我們可以想像，所有考古出土的器物，都是古代人群在某種狀態下生產、使用的東西，那就是『生活』。」陳光祖認為，正因為生活是複雜的，因而需要借助科學分析的技術，幫助考古學者拆解、拼湊古代的生活樣貌。

雖然有許多學者早已注意到遺址遺留物與原住民文化關聯的研究，但是兩者該如何對應起來，目前仍缺乏一錘定音的結果，考古知識尚有許多缺縫需要研究者補齊。

綜觀整個研究生涯，陳光祖感嘆臺灣考古仍有許多未知的未解之謎以及不知去向的文物。「不過再想想，光要把手上題目做完，搞不好就會超過退休年紀了。」陳光祖苦笑，說自己還是希望能在退休前持續努力，研究出土金屬器物與原住民族傳世器物隱含的化學訊息，為後繼者鋪路，接力地為解答臺灣原住民族甚至是南島語族起源，共同努力。

採訪撰文／班與唐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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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教授多年來深研於國際情勢，尤其是美國歷任總統對臺灣的政策與態度演變。
攝影／陳怡瑄

林正義指出，美國從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46-）、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1946-）、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1961-）到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政府，各有其時代背景以及政策方針，政治並不只是國家內部的事，更攸關於國際局勢，在全球化環境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猶如千絲萬縷，任何一方面的變動，都可能造成蝴蝶效應。

1958年金門823砲戰時，臺灣與美國的關係，無疑仍非常密切。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些外交與政治上的挫折，使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外交突破。

「80年代末開始，中華民國的國際角色因內部民主化而有所變化，之前是被忽略的，連要角都稱不上，但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後，中華民國轉為主動角色，積極爭取走進國際參與的可能，包括1995年李登輝訪美演講，引發了後續效應，如臺海飛彈危機以及同年12月、次年3月美國派軍艦和航空母艦協巡臺海周邊。」

林正義強調，此時柯林頓政府意識到臺灣的戰略位置不可輕忽，開始調整美國各部門的對臺政策，同時強調兩岸的任何協議都必須有臺灣人民的同意，此為1979年中美斷交後的一個重大的轉變。而林正義的臺美研究，專注於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的政治動作，當時臺灣的領導人為首度政黨輪替的陳水扁，以及第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林正義藉此回溯、反思當時臺灣民主化的大跨步，以及美國政府因應臺灣或東亞新局勢所做出的調整。

政黨輪替、公投──臺灣民主化的高歌猛進與美國應對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勝選為新一任臺灣總統，同年美國總統則是小布希勝選，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小布希的態度支持臺灣，如軍售潛艦、紀德級驅逐艦、P3反潛機等大型武器，但911恐怖攻擊後，小布希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

林正義說：「911之後，全球反恐是小布希政府更為重視的要務，因此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成為不得不的外交轉變。與此同時，臺灣正處於民主化的高峰，如通過公投法、首度舉辦全國性公投等政治活動，但美國政府此時既不支持也不鼓勵，保持曖昧模糊的態度。換言之，保留詮釋權的機動、靈活是小布希政府應對臺海情勢的主要姿態。」

2004年3月20日臺灣首度舉行全國性公投，4年後舉行的公投加入有關於聯合國的議題，引起國際注目。圖為2007年始，在臺灣廣為出現的相關宣傳。
圖片來源／wiki

林正義進一步舉例，當時包含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於2003年12月1日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或獨立的公投」。2003年12月9日，小布希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面前，表達：「臺灣領導人陳水扁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採取的一些行動，表示他可能有意片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我們對此表示反對」。不過12月10日，白宮發言人麥克里蘭（Scott McClellan）解釋，小布希談話是對兩岸，而非單方面針對臺灣，傳達美國所堅持的原則，即北京不能使用武力，臺灣不能片面走向獨立。

2004年4月21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在《臺灣關係法》二十五週年的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廣泛的對臺政策報告，指出：「在臺灣深化民主之際，如果我們覺得這些努力可能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有不利影響，或可能傷及臺灣本身的安全，我們不得不明說，關於臺灣考慮修憲問題，美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臺灣目前討論的修憲手段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我們不表明自己的期待或對這些支持限度含糊其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針對短短時間內美國重大的幾次發言，林正義微笑說：「這些發言，顯然都是美國要掌握臺海情勢主動詮釋權的表現。」尤其是臺灣在2003年11月通過公投法，2004年3月20日「強化國防」、「對等談判」公投，以及2008年3月22日同樣綁總統大選的「入聯」、「反聯」公投，儘管公投題目內容相對溫和，在美國政府不支持之下，臺灣的民主化確實又自己前進了一大步。

2003年至2008年間，美國小布希總統、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圖片來源／wiki

「對小布希來說，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才是美國政府的重點所在，所以會造成緊張關係、改變臺海現狀的舉措，意味著將牽動他的全球戰略，這不是美方能夠接受的。」林正義進一步說明：「小布希政府延續對臺灣公投的疑慮，對臺灣2006年的憲政改造及公投新憲，都顯示了不安與不確定感。而柯立金對臺灣修憲的保留立場，是美國官方首度公開、直接提出有限度支持臺灣民主的走向，意味美國推動全球民主的適用性是有侷限的，且是雙重標準的，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考量。甚至可以這麼說，美國必要時可能因顧及亞太或臺海和平，而會壓制臺灣民主的進展。」由於美國對臺灣新憲或制憲的不安，陳水扁也特別改變說法，以重建憲政秩序取代新憲，想要安美方的心。

林正義認為，「入聯公投」被定義為接近美方底線的邊緣，而不是直接踩在線上，尚未跨越美國政府的容忍範圍。儘管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全心衝刺2008年的奧運，北京無意因臺灣「入聯公投」而破壞奧運大局。不過，美國並不認同臺灣企圖加入聯合國的嘗試，但也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臺灣。隨著2008年臺灣總統選舉的二次政黨輪替，臺、美、中關係也就再次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轉移

2008年到2016年，馬英九總統連任第12、13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段期間，臺北與北京進入兩岸談判的高峰期，兩岸總共有23項協議，其中有21項已實際生效。

林正義說：「生效的協議僅止於功能性，如航空、郵政、食品、打擊犯罪、經濟合作方面等等，換句話說，此時的協議雖然頻繁，卻沒有涉及政治性與主權，尤其馬英九第一任期間，兩岸合作最為密切，甚至中方可以直接與臺灣地方政府直接協商。」這些協議能夠簽署是因為馬政府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同時，美國政府對馬英九與習近平在2015年11月舉行新加坡高峰會的經過與內容，保持高度的關切。

這段時間的美國歐巴馬政府政策重心是全球氣候變遷，林正義指出，歐巴馬希望有更多全球合作，而不是對立。因此歐巴馬總統8年在位期間，每一年都刪減國防預算，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也是比較和緩的，從任內一百多個對話協商管道，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此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強勢崛起，不但在南海「填海造陸」，建設可供飛機起降的人工島礁，又與日本、菲律賓等國發生領土主權爭端。美國政府也逐漸將關注地區，由中東轉向亞太，即所謂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

林正義表示，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主要著眼於在結束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對外戰略優先部署地區的轉向問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因為南海爭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北京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導致關係逐漸緊張，然而美國卻沒有站在強烈支持菲律賓與日本的立場的同一邊，反而像是鼓勵和平解決的旁觀者。因此，日本安倍政府為防止兩岸在釣魚台共同抗日，2013年4月決定與臺灣簽署漁業協議，擴大臺灣漁民作業的漁區，美國政府也對此公開支持。

東南亞周邊國家對南海的海權聲索圖例。
圖片來源／wiki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前往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訪問次數，超過小布希政府的兩位國務卿，除了意味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之後，將戰略重點置於亞洲外，2011年11月，歐巴馬第三度訪問東亞，在印尼巴厘島東亞高峰會上提出「東南亞海事夥伴關係倡議」，試圖和平解決南海問題。2012年4月中國和菲律賓發生黃岩島海上對峙，2013年美國支持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但對中國擴大建設人工島礁，卻沒有採取遏制的政策。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在南海的角力，除涉及到臺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家之外，同時中美雙方積極爭取東協其他國家的支持。」林正義說：「因此臺灣在中美之間便出現了彈性的外交空間，這段期間北京積極爭取臺灣的支持，務求臺灣不會站在美國那一邊，甚至要臺灣對美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表達不滿，同時形塑出臺海兩岸在南海共同合作的印象，想牽制美國。」

實際上國際政治關係的複雜程度，從來不可能完全符合單一方的期待或需求。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提出《南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立場，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爭端。

但美、中因南海緊張，因此兩岸基本上難以在環太平島的敏感海域進行聯合勘探，同樣的，美方對臺海兩岸在南海的任何合作也有疑慮，亦對南沙太平島興修碼頭持保留意見。美國基於美臺安全的合作、美國與東協關係的強化，不希望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的進一步動作。

2008年至2016年間，美國歐巴馬總統、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年起）。
圖片來源／wiki

「所以，最後臺海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僅有學術研究，即使能源合作也沒有具體的成果。」林正義分析說：「無論是小布希或歐巴馬政府，他們都因為美國的自身利益，調整對臺政策，包含後來的川普、拜登也都是如此，國際情勢是瞬息萬變的。」

政治並不遙遠，也並非只屬於政府或官僚的事，政治就在我們身邊，而且每天都有變化，會具體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比如烏俄戰爭，我們何嘗想過和平的歐洲會發生這麼恐怖毀滅的事？而且因為烏俄戰爭牽動的政治情勢、經濟變化，又是多種原物料的出口國，也就劇烈影響了物價。換句話說，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最後也提到，臺灣歷任領導者及其政府都有所取捨，在大國強權的縫隙下，找出自己的機會，把握主動權，藉此改變臺灣的地位，都是不容易的事。

「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強調。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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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米紙」又稱「蓪草紙」，使用於書信、畫作，甚至於1925年曾獲得法國巴黎國際手工業博覽會優等獎的殊榮！這個東西不是米、也不是草，到底是什麼？這種名稱上的令人猜不透，不只你會好奇，兩百年前的西方科學家也亟欲見到它的真面目，從而透過各方的採集，使蓪草成為臺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學名）的原生植物。

臺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原生植物

一般認定最早在臺灣進行植物資源調查的學者，是1854年4月登陸淡水的英國人福鈞（R. Fortune, 1812-1880）。但在那之前，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又稱邱園）園長威廉‧胡克（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就已經透過香港和廈門等地的人脈，陸續從臺灣取得蓪草部位標本進行分析，讓蓪草在植物學家還沒有踏上臺灣土地前，率先其他原生植物，在1852年公諸於世。

19世紀中葉英國皇家植物園園長威廉‧胡克（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繪像。
圖片來源／Wikipedia

胡克從蓪草紙、製作紙張的刀具、繪畫及蓪草的髓心、葉子標本等物品中，尋找將植物分類的蛛絲馬跡，發現了蓪草這種特殊的植物，進而正式命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劉湘瑤則在追蹤分析臺灣植物的採集和命名紀錄的過程中，抽絲剝繭發現了胡克長期追尋蓪草的歷史。

劉湘瑤追蹤分析臺灣植物的採集和命名記錄，抽絲剝繭發現了胡克長期追尋蓪草的歷史。
攝影／張傑凱

18世紀中葉，中國廣州一帶興起一種融合中西風格的水彩畫，被大量外銷到西方國家，繪畫用的紙張，歐洲人普遍稱其「米紙」（rice paper）。

劉湘瑤說，正是這個令人誤會的名稱，勾起了西方自然博物學家的好奇心。1830年胡克在一本由他創刊編輯的植物學叢刊中寫道：「如果把這張紙舉起透著光，眼睛可以看到精緻的、美麗的格子狀組織，那不是人工可以製造或模仿出來的。」因此胡克主張米紙並非用米製成，而是來自某種植物的髓心。

胡克所說的格子狀組織，就是蓪草髓心的薄壁細胞，姑且不論肉眼是否真的可以看到細胞，但透光查看，確實可以發現蓪草紙紋路具有規律性。輔以光學顯微鏡觀察，就可以見到六角狀細胞緊密排列，這絕非一般紙張或糯米紙擁有的特徵。

透光查看，可以發現蓪草紙紋路具有規律性。
攝影／張傑凱

劉湘瑤爬梳資料文獻，了解胡克為探討這個神秘紙張的來源，在中國還沒開放通商的年代，就已經透過廣州商館的醫官，取得了一疊米紙和一段植物的髓心。但要獲知植物如何成為紙張，並正確辨識植物、將其分類，光是這些材料還不夠。

直到1850年，中國開放通商後十年，胡克才獲得廈門領事寄來的植物髓心標本和製作米紙的刀具。他參考畫在米紙上、記錄米紙製作過程的繪畫，得知此植物生長在當時被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臺灣島北部的沼澤地。

在大航海時代後，有千萬種植物正待人們探索分類，胡克花費了不少心力尋找米紙的來源。他對蓪草的執著，竟願意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持續探討。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胡克相繼提出許多疑問：米紙和其他紙張有何不同？製作米紙的原料和方法是什麼？這種植物是木本還是草本？是單子葉還是雙子葉？它應該屬於哪個分類群？植物實際生長的環境和繁殖的方式為何？

最後，胡克透過殘存的葉子標本和一位業餘博物學者雇人繪製的米紙植物彩圖，確定這種植物應該歸類為五加科，將其正式命名為Aralia papyriferus（現用學名經後人修訂為 Tetrapanax papyriferus (Hook.) K. Koch）。當時，胡克還沒獲得蓪草的花和果實，就能從有限的資訊中正確鑑定和歸類物種，可見他的植物分類學經驗知識相當豐富。

「根據1852年胡克發表的期刊文章，我們可以知道當時臺灣的蓪草分布，及蓪草紙是新竹地區大量生產的工藝品。」劉湘瑤表示，後來親自到臺灣進行植物資源調查的福鈞，在淡水採集時清楚寫下了由胡克命名的蓪草學名。「因此，臺灣最早的採集記錄和物種，應該要納入胡克探究蓪草的這段史實。」

命名不是胡克探索這種植物的終點，此後他持續地探討蓪草在臺灣的地理分布、繁殖方式，最後在香港總督的協助下，成功地將活體蓪草運回英國，種植在邱園中。直到1855年12月，這棵植物終於開了花，讓胡克能進一步觀察蓪草的特徵，並正確的描述和命名。

摸得到的知識，激發學生興趣

讓英國皇家植物園園長執著追尋的植物，確實不一般。蓪草除了是臺灣第一個被命名的原生植物之外，民國六十年代以前，曾經是新竹地區的重要經濟產業，相關手工藝品被大量外銷出口。

現在4、50歲的臺灣人，或許可能見過藥罐子裡防潮用的純白蓪草髓心，或在幼童時接觸過染成彩色的材料包。這種輕巧好切割的素材，是過去常見的美勞材料，在校園中被大量使用。

由蓪草樹幹髓心染色而成的「天然保麗龍」美勞材料，在臺灣曾廣泛被使用。
攝影／林俊孝

「少有植物能像蓪草一般，與臺灣這片土地密切相關，又可做為探討科學知識發展、社會文化交融的案例。」劉湘瑤強調蓪草的產品性質和探究史，其實是非常好的教育素材。

「科學教育領域中，學者長期以來提倡透過科學史教學，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但遺憾的是，臺灣現行的自然科學教材相當缺乏本土題材，而蓪草的探究史，能補足這個缺口。」

因此，劉湘瑤嘗試分析蓪草發現史中包含的科學探究精神和科學本質，以此設計中小學生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紙張的辨識，及科學家發現蓪草的故事，增進科學素養。

將包藥紙、吸油面紙、糯米紙和蓪草紙排列出來，四種半透明的紙張，從肉眼直觀，實在不容易馬上辨識出蓪草紙。劉湘瑤解說：「尤其蓪草紙極易和含有纖維的吸油面紙混淆，所以教師需要引導學生使用不同的設備，進一步觀察後，再從紙張的構造慢慢推論，並讓學生發表發現後的結果。」

建構這個學習過程的最深寓意，「是不是很像胡克在兩百年前第一次看見神秘的米紙後，開始探究這種植物的一個個步驟呢？」劉湘瑤笑說，她希望由此激發出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積極參與，並體驗科學家發現新奇事物的驚喜感受。

學生可以透過科學遊戲，體驗科學家發現新奇事物的驚喜感受。
攝影／張傑凱

探索完紙張，教師再介紹蓪草發現命名的歷史，能讓學生將剛才的觀察經驗，融入故事當中。「這樣，學生對科學也會更有興趣！」劉湘瑤藉由這一套教案，使教學現場不但有活潑的團隊遊戲可以互動，也能夠學習到科學器材的使用、培養科學的求知和辯證精神、認識科學發展的歷史等等不同面向的科學素養。

劉湘瑤說：「科學探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好奇心和問問題。」這套以蓪草為教材的教學方法，促使學生產生疑問、收集證據以尋求答案。藉由師生彼此解釋、論證確立科學知識，再向眾人溝通及分享成果，完整經歷科學探究的歷程。

不過，臺灣曾經盛極一時的蓪草產業，已隨著石化業的興起而式微，由於沒有市場，將蓪草芯削成薄片製成紙張的技術，也幾近失傳，現代少有人見過蓪草產品了。

劉湘瑤有點無奈的提到，目前臺灣只剩下新竹地區少數耆老能製作蓪草紙，僅存的製造商也外移到中國，要得到這種紙張如今已不容易。她說：「這也是我藉由蓪草設計教材的另一原因，希望有機會能復興這個傳統手工藝產業。」

蓪草手工藝曾在臺灣極盛一時，圖為以其製作而成的紙花，栩栩如生。
攝影／張傑凱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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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6族有16種語言之外，更早之前，臺灣其實還有更多種語言，只是都滅絕了。以臺灣南島語系研究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院士，早在50年前便展開獨門研究，至今深耕不綴，累積大量的學術作品，包含《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巴宰語傳說歌謠集》、《新港文書研究》等等重要著作。

其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整合了李壬癸2001年至2009年發表的論文，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李壬癸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攝影／張傑凱

不想讓「妳」知道，男人發展新詞彙

1970年李壬癸開始研究魯凱族語，1975年進入新竹、苗栗一帶研究賽夏語，而後邵語、巴宰語、雅美語、噶瑪蘭語、卡那卡那富語等在內，皆有他深入其中的研究蹤跡。

說起早期到部落裡田調的經驗，李壬癸不覺地露出苦笑：「當時沒有人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不像現在有不少學者投入了，所以單單要取得資訊或語料就滿辛苦。很多原住民朋友完全不懂學術研究，難免會猜疑我的意圖。我就必須花費一番工夫讓他們明白、接受，臺灣南島語言十分有價值，現在如果不採集和記錄，將來就沒有了。」

李壬癸每到當地，首要先找到「發音人」，即是懂得說母語、並且準確掌握語音的人，這樣的人通常是當地的耆老。找到發音人後，便開始跟他們聊天。

「閒聊啊，隨便他們說什麼都行。」李壬癸笑說，請他們分享自身的故事，譬如家庭與日常，抑或族裡的神話和傳說，「學語言不是只用單字就可以，同樣的，語言研究也是這樣子的，得讓發音人留下長篇、有足夠數量的話語，而不只是一個詞一個詞去記錄。自然成句、成篇，對語言研究非常重要，之後在比對和分析時，才能夠具體掌握到該語言的整體文法、結構與邏輯，而不偏失。」

對李壬癸而言，語言並無分高低，都是群體心靈的展現與存在證據。他柔情似水地訴說：「每一種語言都無比重要，不是只有漢語、英語值得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會帶有獨特的語言現象，讓人忘情探究，不可自拔。」

他以詞綴舉例，所謂詞綴意指實詞──單字另外附加的成分，分有前綴、中綴和後綴等。

以英語為例，agree（同意）前頭加dis是disagree（不同意），dis便為前綴；又如cake（蛋糕）加上s組成複數的cakes，s便是後綴，還有漢語也有「我們」的「們」、「我的」的「的」等，也都是後綴用法。

李壬癸指出，英語、漢語都不見中綴，但從南島語言卻發現獨特的中綴用法。如阿美語的kaen（吃）加入um變kumaen（吃過了），加在語根中間的um就是中綴。他的臉上浮現學者的熱切神色：「幾乎百分百的臺灣南島語言都會使用中綴，研究起來也就特別有興味。」

此外，李壬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1980年代，他在苗栗泰安汶水村所調查到的泰雅語，「他們的方言存載著性別差異的有趣現象，男人與女人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但某些特定的詞，男人會加入詞綴，比如batu（石頭），女人就講batu，但男人偏偏要多加一個後綴變成batunux，其實都是指石頭，但就是分為男性詞形與女性詞形。」意指男女所說的詞語互有不同。

20世紀初，日本人鳥居龍藏來台所攝之東勢角泰雅族女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李壬癸深入研究後發現，這很可能是男人們想要有自己的秘密語言，故而對詞語進行改裝，讓女人無從獲知。李壬癸更由此推論，汶水方言裡女性所使用的詞語相較來說是更古老的，更接近泰雅古語。另外，不止是性別，語詞也會依據年齡產生變異。

獨特的臺灣南島語岌岌可危

全台跑透透、到處記錄、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李壬癸，除卻實際田調外，也不忘回到文獻、資料上下工夫，包含研究早已消失的西拉雅語、巴賽語、法佛朗語等等原住民語。

他提及臺灣南島語言最早有文字記錄在17世紀中葉（1624-1662），係荷蘭傳教士教導兩地原住民以羅馬拼音書寫其語言，一為臺南的西拉雅，另一則是雲林的法佛朗，其中西拉雅文字史料較多，有《馬太福音》、《基督教信仰要旨》，以及最為重要的「新港文書」──後來泛指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所寫的契約。

「新港文書」是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
圖片提供／李壬癸

李壬癸話說從頭，「荷蘭人對臺灣語言、民族的研究貢獻良大。相比之下，後來明鄭、清兩代在臺的佔據、統治兩百年時光裡罕有對臺灣的南島民族起到任何作用，任憑許多當時都還存活的珍貴語言消滅。」他惋惜地說：「這是由於中國文人的特殊習性，就是以書籍紀錄為主，並不講究田調。為什麼西方科學後來居上呢？就我的看法是，西方人喜歡走向外界，觀察並思維，科學精神自然由此而生。」

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我們能夠釐清西拉雅語何時消失，以及當時西拉雅族的姓名制、母系社會和家庭經濟等狀況，甚至各社契約文字的差異，也能夠整理出各地方言的特色。

至於為什麼要鑽研西拉雅語的源頭、語法和演變乃至死亡呢？李壬癸眼神堅定、語氣沉著：「放在資本主義、功利社會來看，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我相信，這些已死或將逝的臺灣南島語言，是人類很珍貴的文化財產，必須好好珍惜。」

李壬癸提到，如今部落裡四十歲以下的原民，大多講漢語，不說母語，就算會一些，往往也是失準。「多年前就已經如此，更不用說現在了。族內的發音人愈來愈少，這件事很令人驚心，也表示語言保留與研究越來越難進行。」

「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李壬癸娓娓道來。
攝影／張傑凱

如今平埔族僅存巴宰族、邵族和噶瑪蘭族三族還有人懂其母語。李壬癸說那是過去居住、活動範圍在豐原、大甲溪中游的平埔族，名為巴宰，後來遷徙至埔里盆地，。

他憂心忡忡地說：「原來居住的棲地裡早就沒有人會巴宰語，而埔里裡，因為交通較為閉塞的緣故，尚有一位老太太懂得巴宰語，碩果僅存的一人。2010年她辭世後，巴宰語恐將徹底死去。」邵族情況稍好一些，但也岌岌可危，李壬癸說：「我研究時約莫有10人左右能講，平均年紀也都7、80歲了。」

李壬癸認為，而今臺灣南島語言最大的危機，就是年輕一代沒有傳承母語，在漢語對於求學、工作等方面的強大優勢下，原住民族的傳統和自己的母語都在凋零消亡中。

他沉聲講：「語言若然死去，就意味著族群也會消逝。而要保存語言，沒有別的捷徑，就是要常用。如果日常生活中能夠使用，語言就沒有死去的可能，能長保健康。但考慮眼下的社會情勢，幾乎可以看見臺灣南島語言逐漸逝去的命運。」

唯一懂說巴宰語的潘金玉老太太，已於2010年逝世。圖為當時李壬癸的訪談紀錄照。
圖片提供／李壬癸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縮寫 UNESCO）的報告，平均每兩週就有一種語言消失，速率是哺乳類動物絕種速度的兩倍，是鳥類的四倍。李壬癸滿臉苦澀地強調，現存14種左右的臺灣南島語言處境更艱險，他估計50年內將會完全滅絕。

「就像地球生態裡那些絕種的動、植物，放任牠們絕滅，不做出努力和改變，最後會對人類生存狀態造成危害。」李壬癸甚感痛心，語言之死，不只是先人累積下來的知識與感受將徹底煙消雲散，也代表族群的文明持續萎縮，自己的歷史和民族很有可能隨之遺忘，進而失去「自我」這個個體的定位與自信。

不過臺灣自從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後，原住民語始成為臺灣的國家語言。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及各地方政府，持續推廣原住民族語及母語學習。開展諸如原住民族公文雙語書寫、成立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設置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推動師徒制族語教學等作為，積極搶救原住民族的瀕危語言。

李壬癸語重心長地說：「每一種語言的死去，就意味著一種曾經存在的心智系統與文化型態死去，難以復返。」我們都期望藉由政府的積極推廣，能夠延緩語言滅絕的速度，保存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臺灣南島語言。

今年2月為響應世界母語日，原民會舉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表揚績優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並邀請他們分享推廣母語的心得。
轉引授權／原住民族委員會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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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藉由語言和文字累積長久以來的各種經驗和發現，語言和文字可以儲存人們的總體記憶，並能夠對未來進行大幅度想像。

而臺灣較早的語言是什麼？具備何種特質？佔有多大的重要性呢？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院士以長達50年的耐心刻苦研究，告訴我們臺灣擁有最值得驕傲的、世上獨有的臺灣南島語言系統。

根據臺灣原住民族委員會說明，在漢人大規模遷居臺灣之前，臺灣早已為南島語系民族所居住，目前原住民族共分16個族群，多數保有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和部落結構，而平埔族群則大都已失去原有的語言和習俗了。

李壬癸正是致力於研究日漸消失的各種南島語言的專家，獲獎無數。直言「人類文化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語言」的李壬癸，自1970年代開始研究臺灣南島語至今，大半輩子都奉獻給南島語系的田調、紀錄和研究，被譽為「臺灣南島語言研究之父」。

臺灣南島語言研究之父李壬癸。
攝影／張傑凱

展開全新的臺灣南島語系研究領域

李壬癸談起自身最早萌發對研究的興趣，應該是幼年時對周遭人事物的滿滿好奇心。他回溯遙遠的兒時記憶：「疑問是所有研究的起點。做任何一種學問，沒有問題，就不可能有發現。」從小便展現無盡好奇，正是為何走向學者之路的原點。

然則學問科種多如繁星，大學念英語系的李壬癸，為何卻選擇亞洲的南島語言學，而非一般大眾比較知曉的印歐語系、漢藏語系？語言學家露出溫和的微笑：「人生是不可預期的，總有些機緣導引著你走向日後的路、成為現在的自己。」話語中有著飽歷歲月錘鍊，卻仍舊新鮮活辣的堅韌感。

大學、碩士期間都有修習語言學、聲韻學的經歷，李壬癸因而對語言學產生濃厚興趣。1967年李壬癸二度赴美，攻讀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當時該系有許多研究南島語言的教授任教，李壬癸話當年：「但最重要的關鍵是李方桂先生，他對我走向南島語言學有決定性的影響。」

語言學家李方桂院士（1902-1987）。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李方桂何許人物呢？李壬癸表示，中國境內語言學第一代研究者有趙元任、李方桂等人，趙元任為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學之父，兩人都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

該學年李壬癸選修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課程，大有心得，再加上暑期有兩次大洋洲島嶼語言的田野調查機會，都是非常難得可貴的經驗，也堅定他的南島語言學研究之路。

其中一次是跟著美國師長Gary Parker前往南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 Condominium，今萬那杜共和國Republic of Vanuatu）田調，「非常美好的一次南島語言探勘啊！我發現當地其中一種語言的發音系統相當怪，譬如名詞的不可分隔，必須涵蓋對象，亦即不能只講『手』這個詞語，必須具體講出『你的手』或『我的手』。另外他們的數詞系統也很有趣，如『6』的說法是『2個3』、『8』是『2個4』。這些體悟，讓我覺得語言研究的魅力無與倫比迷人！」

李壬癸寫信將那些語言現象的發現轉告老師李方桂，「他挺賞識我的研究，再三鼓勵我要往南島語言學的方向邁進，且提醒我當時臺灣沒有學者對那個領域展開探索，非常令人感動啊。」從此，南島語言學研究也就成為李壬癸的畢生職志。

現今太平洋島國萬那杜的市場一景。
圖片來源／Unsplash

研究語言學發現南島民族起源於臺灣

李壬癸表示，在人類發現美洲新大陸前，南島民族的地理分布最廣，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島嶼上。而南島語言研究就是透過各種語言資料，與持續進行並留存的語言文獻等紀錄，重建五、六千年前古南島語的原貌。

許多人可能已經知道，臺灣原住民族有獨特的民俗信仰、藝術工藝和飲食生活等多元色彩，不過除此之外，臺灣的原住民族的族語在世界上，也具備非常重要的特色和地位！

「我們可以藉由臺灣的南島語系，回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最可能是臺灣。」李壬癸的話語中透露著對臺灣語言研究的自信和自豪：「國際學術界目前都這樣的共識。主要關鍵有兩個，一是保留最多南島古語的特徵，二是臺灣南島語言的歧異度最大。」

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最可能是臺灣，圖為阿美族的祭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臺灣南島語保留最多南島古語的特徵

最早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系統，是日治時期的學者小川尚義，他和之後的Isidore Dyen及其他學者，都相繼提出過臺灣南島語系統中的古語特徵。

李壬癸藉由實地的田野調查，更為具體的提出例證，他說：「南洋群島上約略有上千種南島語言，但比對臺灣與其他南島民族的語言不難發現，其他區域的詞語都比較一致，不像臺灣會有不同的講法。比如『2』，臺灣南島語言裡有dusa、Dusa、roʃa等，但臺灣以外的大多會說dua，表示其詞語缺少、脫佚了某些古音，被簡化了。」只有臺灣的南島民族還保留著久遠以前的語法結構系統。

「能夠保留著越古老發音的地方，往往便是一個民族的起源地。」李壬癸補充說這是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臺灣南島語言的歧異度最大

包含語言學家Robert Blust認為南島語言有10大分支，9支在臺灣，Malcolm Ross則將他分類的四大支全數歸在臺灣，李壬癸驚嘆地說：「原因是臺灣20種左右的南島語言歧異性十分驚人，很多不相似，彼此之間無法互通。」

他談到語言學家Edward Spair於1916年提出的重要概念是「語言最歧異處就是該語言的起源地和擴散中心」，李壬癸詳盡解釋：「愈早分裂的語言，彼此間的差異愈大，像印歐語系裡的英語、俄語和法語，就相異甚大。而愈晚分裂的語言，彼此間的差異愈小，譬如臺灣和廈門的閩語就非常近似。就像是人的樣貌一樣，直系血親會長得比旁系親人更像。」

李壬癸並以數詞為例，「平埔族的巴宰語最有趣，他們採五進法，『6』是『5+1』、『7』是『5+2』、8是『5+3』、9是『5+4』。還有賽夏語『7』的說法是『6+1』也滿特異。但泰雅語、邵語和其他西部平埔族語的數詞，跟我方才提到萬那杜的『6』是『2個3』、『8』是『2個4』則相近。」

從臺灣南島語言的發音、詞序、構詞、人稱代詞、數詞到詞綴等等的迥異對照，李壬癸發現種種證據證明原住民語言的大不相同，也由此驗證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最可能是臺灣。

語言是人類文明最初的原點

李壬癸強調，語言學研究很講究條理與邏輯，必須有科學精神與證據，「每個語言都有自己的系統，也因此能夠看出使用該種語言的人如何思考、感受與表現。」

語言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民族性和思考方式。
圖片來源／Pixabay

他以量詞生動地講述南島、漢語和印歐三種語系的差異，「例如英語，就很重視單數與複數，是a tree還是trees，對英語使用者來說是頭等大事。漢語則是在乎外形，譬如一棵樹、一座山或一根針，顯然得先從外形著手。至於南島語系的第一要件就是判斷是人或不是人，『一個人』用的『一』跟『一塊石頭』用的『一』、『兩個人』的『兩』跟『兩隻豬』的『兩』，並不相等。」每種語言所關切的重點、面向都不一樣，由此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民族性和思考模式並不相同。

李壬癸說起語言學難掩熱切神情，「語言是萬分奧妙的，與人的思維密不可分，而且可以積累知識、經驗，發展成文明、科學、技術、藝術和文化。」譬如，為何不管漢藏語系、印歐語系或大多南島語系的數字都是十進位？

李壬癸對此解釋：「因為人有兩隻手，總共十隻指頭，所以才採用十進位。還有如何區別上下前後的方位？道理是一樣的，頭上就是上方，腳下就下方。換句話說，語言的邏輯構成是以『人』為本位。人類文明最初的原點就是語言。」

「因為人有兩隻手，總共十隻指頭，所以才採用十進位。」李壬癸生動風趣的舉例。
攝影／張傑凱

正如李壬癸十分尊敬的前行者小川尚義，把一生都奉獻給臺灣語言的研究，李壬癸又何嘗不是呢？窮其一生，李壬癸都在臺灣南島民族裡，念茲在茲地要找回語言最初、最原始的樣貌。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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