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彭志宏指出，官網就像品牌的「自我介紹」，面對不同觀眾（消費者）得採取不同介紹方式，更提出「網頁本土化」的三大策略。
拍攝／林俊孝 

身為消費者，如果想要多認識一個來自異國的新品牌、新產品、新服務，最直接能夠獲取完整資訊的管道，無非是google到的「官方網站」。但你可曾想過，眼前的網站其實早已依據自己國家的社會文化、風土民情所量身打造？

以豐田汽車（TOYOTA）為例，臺灣民眾上網搜尋的第一個結果「TOYOTA TAIWAN 官網」（toyota.com.tw），和日本官網（toyota.jp）網址不同，完全就是兩個網頁，除了最表面的語言差異，從介面、風格到提供的資訊結構也都大異其趣。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網頁的「本土化」有何意義和價值，企業又該如何瞄準不同國家的文化特徵來精心設計官網？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彭志宏點出，官網就像品牌的「自我介紹」，面對不同觀眾（消費者），當然要採取不同的介紹方式。結合資訊管理、消費者行為、社會心理學以及文化心理學觀點，彭志宏帶領研究團隊梳理了大量跨國企業官網資料，提出「網頁本土化」（website localization）的三大策略，更利用跨國實驗印證這些策略的功效。

「有時，網頁只需要進行非常細微的更動，就能在行銷上發揮超乎想像的正面效果！」彭志宏笑著說。

為我／我們而設計的網頁

彭志宏點出，讓消費者覺得這是「屬於我的」、「為我所設計」的網頁，正是網頁本土化的核心目標。
圖片來源／unsplash

當企業要到不同國度落地，官方網站最簡便的調整方式，就是把網頁內容翻譯成當地的語言版本，直接上架。「但這樣是遠遠不夠的。」彭志宏說，「就如同產品、服務本身都可能因應當地需求而需要本土化，官網作為一個品牌傳達資訊、表達自身的重要媒介，也同樣必須進行本土化改造。」

如何巧妙運用設計語言，進入一個國家特有的「語境」，進而讓官網的使用者（同時也是潛在消費者）產生歸屬感：覺得這是「屬於我的」、「為我所設計」的網頁，因而更願意接受與購買相關產品，這正是網頁本土化的核心目標。彭志宏與研究團隊最初整理了美國前500大企業的官網國內外版本，仔細進行比對統整，結果發現網頁本土化竟可歸類出超過20種做法。

「問題是，這些做法全部都有用嗎？」面對實務上五花八門的網頁本土化策略，彭志宏意識到，研究者不能像無頭蒼蠅般一一嘗試所有方式，而是應該從理論尋求根基。他最終選定以1970年代歐洲心理學家提出的經典理論：「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為研究架構，深度且有系統地探討網頁本土化的有效策略及心理機制。

從理論出發：網頁本土化的三大策略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對於特定群體的認同是一個人「自我概念」的重要成分，因此人在生活中對於群體相關的「線索」相當敏感。而在官網設計上，要加入哪些線索、加入多少，以及如何加入，便顯得十分重要。

「人會在無意識間，想要接近跟自己相似的、而且最好是具備正面意義的事物。」彭志宏解釋，「但是與此同時，人們往往又不真的希望自己跟群體百分之百融合，完全失去獨立性。」

也就是說，人類總嘗試著在自身與群體的聯繫中，尋求關聯與相似性、建立自己的獨特性、感受正面的自我形象──以這三種彼此競合的社會認同動機為理論基礎，彭志宏發想出一套網頁本土化策略的三分類架構，包括：網站相似性策略（web similarity strategy）、網站獨特性策略（web distinctiveness strategy）、以及網站聲望策略（web prestige strategy）。這些策略各自動用人心深層的不同機制，都可能有助於拉近消費者與品牌企業的關係。

網頁本土化三大策略
製表／李季衡

第一招：用「相似性」拉近關係

彭志宏指出，網站相似性策略的內涵並不複雜：只要官網中展示在地化元素，例如：臺灣官網放上101大樓、美國官網放上自由女神，甚至只是將國名置入官網名稱，這些國家、文化相關的象徵符碼，便足以讓使用者感受到「這是為我（們）而設計的網頁」。

從國家名勝、文化象徵、國旗到國家名稱，任何與「我群」相關的線索，都是網站相似性策略可利用的元素。除此之外，官網呈現的「人像臉孔」也可能是重要因素，想像當你打開官網，卻看見情境照裡的人全都是歐美臉孔，距離感想必立刻倍增。藉由相似性策略降低陌生與不確定感，與消費者拉近關係，使其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東西」，這是網站本土化最便於啟用也最有效的第一步。

第二招：以「獨特性」鎖定目標群眾

然而，當代消費者也是挑剔的一群人，最怕撞衫、撞包、撞車款。雖然人類內心深處想要靠近熟悉的事物，卻又不願意真的跟身邊的人做出一模一樣的選擇，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稱作「最適區辨（optimal distinctiveness）」，指出人總希望在「與人相同」和「與人不同」這兩種對立的社會心理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網站獨特性策略的宗旨在於讓企業品牌乍看平易近人的同時，卻又不失「特別」，透過呈現與其他國內外知名品牌的比較，凸顯自身特殊之處，吸引注重「品味」的消費者。不過「跟誰比較」、「比較哪些面向」才能讓一項產品或服務顯得具備獨特魅力呢？當地是否存在一些偏好特殊、消費力強的族群可進一步鎖定？這都需要先對在地市場有一定的瞭解。

第三招：站上獎臺、建立「聲望」

除了希望在「融入群體」、「獨特自我」之間取得平衡，人也對「正面評價」深深著迷。所謂網站聲望策略，就是透過資訊呈現來打造企業品牌的優質形象，讓消費者感知到「這是最好的選擇」。

「舉例來說，捷運車廂廣告常見到『顧客滿意度第一名』、『iF產品設計獎』等用語。」彭志宏說，「不論是獎項、排名、滿意度調查，傳達這些資訊都是為了建立聲望，告訴消費者：許多人都知道，並且推崇這項產品。」由於人在面對未知事物時，最渴望獲得來自周遭他人的評價性資訊，知道「別人怎麼看」，這正是網站聲望策略之所以能夠奏效的重要機制。

跨國實驗：這些策略，真的有效嗎？

建構出網頁本土化三大策略的架構後，彭志宏與研究團隊著手在美國、中國兩地進行跨國實驗，檢驗這些策略的實際功效。

彭志宏參考了文化心理研究權威、荷蘭社會心理學家Geert Hofstede的文化向度理論（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以美國作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中國作為「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代表國家，嘗試探討：這些本土化策略，真的有效嗎？它們的效果是否跨文化皆然，從而可適用於任何國家的消費者？或者，每項策略在不同文化下的效果其實存在差異，因此當企業實際應用時必須特別小心？

為了避免研究參與者猜測研究目的而影響結果，這場實驗被包裝成「幫忙研究員評估合作公司的網站」，但實際上，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不同的實驗組別，觀看使用不同本土化策略、或者並未進行任何本土化的國外官網原始頁面。彭志宏與研究團隊分別在美國、中國都蒐集了將近700人的資料，結果發現，三種本土化策略確實皆可有效影響消費者對於網頁的「本土化感知」與「忠誠度」。

「也就是說，這三種策略真的都能讓人覺得『這是為了我而設計的網頁』，產生信賴、可靠的形象。」彭志宏說，「有趣的是，我們在其中兩種策略的效果上發現到文化差異：網站獨特性和網站聲望策略，對於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消費者，會有更強的正面效果。網站相似性策略則是在中國、美國都一樣有效。」

彭志宏發現，網站的「獨特性」看似偏向「個人主義」，但在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則更為有效，也顯示網頁本土化，無非個文化，將更能有效打入在地消費者心坎。
圖片來源／unsplash

彭志宏指出，「獨特性」表面看來是偏向「個人主義」的概念，實際上這項策略卻在集體主義的中國更為有效，這份結果著實引人深思，也提供企業品牌在實務應用上的重要啟發。「更重要的是，我們原先不太看好的『相似性策略』發揮了最穩定、最好的效益。」彭志宏說，「這證明了外國官網只需要極小幅度的調整就可變得『本土化』，更能打入在地消費者的心坎。」

從官網到多元媒體行銷的時代

官方網站是一個企業品牌「官方完整版」的自我介紹，然而，現代人已經越來越少真的瀏覽完一個網頁，更別說上官網查找資訊。取而代之的是在Instagram、Facebook、Threads等社群媒體平臺，透過官方帳號、親友發文、網紅推薦等管道，認識新的產品或服務；甚至是觀看YouTuber業配，以及電商直播帶貨（live commerce）等新興形式。

「無論使用什麼媒介，重點依然都要回到如何傳達資訊、影響受眾。」彭志宏點出，在跨國企業的官網建置上，本土化策略是不容忽視的環節；而在如雨後春筍的新媒介中，也都可能需要對應的資訊呈現多元策略，有待未來研究考察。

社群媒體具有龐大流量，影響力更勝官方網站。彭志宏點出，企業不管使用什麼媒介，重點依然都要回到如何傳達資訊、影響受眾，尤其本土化策略是不容忽視的環節。
拍攝／林俊孝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彭志宏（2021）。從消費者－公司認同的角度來探討網頁本土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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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歌」大家經常唱，不知你是否想過，為甚麼都唱「祝你生日快樂」，而不是「祝你生日高興」？為什麼是說「很高興你來了」，而不說「很快樂你來了」？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要我們來解釋，卻非常困難，因為這涉及龐大「語言學」知識。

台大中文系張麗麗在中央研究院當研究助理時，原本並沒有成為學者的打算，但因工作所需，經常要寫研究文章。當時已有學者針對「快樂」和「高興」的用法發表論文，但張麗麗覺得說得還不夠徹底，便大量搜索、檢視語言資料，看著看著，突然有一天她靈光一閃：「哈！破解了！原來是這樣！」於是發表論文，解開謎團。

這次經驗讓張麗麗深受鼓舞，覺得語言很神秘，也很有趣，想要持續探索語言的奧秘。後來在師長的鼓勵下考進博班，走上專家之路。

那到底，張麗麗是破解了甚麼？

不同的構詞，產生不同的意義和用法

透過「構詞」可發現，快樂、高興的差異，一個較長久，一個較短暫。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There is a child celebrating a birthday, in warm colors, in the style of prints and watercolors.

「快樂和高興的差別，在於一個比較長久，一個比較短暫。」張麗麗舉例：為甚麼說「快樂的童年」而不說「高興的童年」？因為童年是一段很長的時光；當我們說「很高興你來了」，是「你來了」這件事讓我「很高興」，這是臨時興起的心情，是相對較為短暫的。

那麼，又為甚麼「快樂」比較長久，「高興」比較短暫呢？這就要談「構詞」了，也就是詞的內部構造。

「快樂」這個詞的構造就是「快活」＋「喜樂」，「快」和「樂」都表happy，所以「快樂」是「並列式」構詞。這是漢語自古至今的構詞方式，常用來表示一整個類別，像「天」和「地」構成的「天地」，表示整個宇宙；「東」和「西」組成的「東西」，表示所有物品。「快」和「樂」構成的「快樂」，是這類心情的代表，所以是持久的性質。

「高興」呢？就是「很高」的「興致」，「高」用來形容「興」，是「偏正式」構詞。它是快樂的一種，不是整類的代表，適合表達臨時性的心情，因而可以後接事件，表示因該事件而引發的情緒。

張麗麗是怎麼想到這個道理的呢？「研究語言學，靠的不是創意思考，而是觀察。」語料就是語言資料，語言學者要探討一個詞語，必須跟詞混熟，混熟的唯一法門就是天天沉浸其中。她後來從事歷史語法研究，更是得搜尋成千上萬不同時代、不同文本的語料，天天跟它們打交道。

「反覆整理語料，用各種角度觀察它的使用情形，只要耐心地一直看下去，語言就會自己跑出來告訴你它的規律。」張麗麗語帶神秘：「每一份研究的最高潮，都是語言規律浮現的那一刻！」

「每一份研究的最高潮都是語言規律浮現的那一刻」，圖為張麗麗老師的眾多語言學研究。
攝影／林俊孝

語言是會演變的生物

在張麗麗眼中，語言是有生命的。她認為，語言的本質，就是「演變」。要經常泡在語料中，才能觀察出語言演變的規律。

語言不斷有新詞出現，也不斷有舊詞消亡，如此接續交替，譜出語言綿延不絕的生命律動。實詞的出現，往往是直接創造，生活中有新事物或新變化就會創造新的詞，比如：「電動車」、「肉搜」、「早鳥」等等。

但是虛詞都是從實詞「虛化」而成，是經歷漫長的演變過程，跟語言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像是「把」的原意是「拿」（動詞），現在用作表示「處置」的虛詞：「他把杯子拿走了」；「被」的原意是「披蓋」（動詞），現在用來表「被動」：「杯子被他拿走了」。

可以說，虛詞決定句子的結構和句法特性，研究虛詞的演變，就掌握了整個語法體系的變化，所以語法學家特別關心虛詞。

張麗麗嘆道：「實詞太多了，隨便都十萬、二十萬起跳，而且一直迅速產生新的，還來不及研究，又更替了一批。虛詞有多少呢？大概一千個左右吧，演變得慢，又那麼重要，那就來研究虛詞吧！」

實詞、虛詞差異。
圖表繪製／李季衡

同樣的演變會在不同時代、不同語言一再發生

「把」從拿握義動詞發展為表示處置的虛詞，這不是孤例，「將」也從攜帶義動詞發展出一樣的功能，「二者來源相當，拿握義和攜帶義很接近，都是拿著、帶著一樣東西辦事」，只是虛化時間先後有別，因此今日「把」多用於口語，「將」則多用於書面語，如「他已將杯子取走」。

又像是「別看」，這是一個剛開始演變的詞組，正虛化為相當於「雖然」的讓步連詞。在「別看她個子小，力氣可大了」中，「別看」不是叫人「不要看」，而是要人漠視「她個子小」這個事實；又如「別看小鎮歷史悠久，建設卻很現代化」，我們根本無法肉眼看到「小鎮的歷史」，這裡的「別看」也是表漠視的概念。在這些用法中，「別看」都可以理解為「雖然」，也就慢慢「虛化」，朝向表「讓步關係」（事件甲對事件乙不造成影響）的連詞發展。

從漠視義詞組發展為讓步連詞的演變，在漢語史上反覆出現。除了「別看」，「哪怕」（意思相當於「不怕」）、「無論」（本義是不談論）、「不管」（本義是不顧及）等帶有「漠視」概念的詞組，都「虛化」為讓步連詞，如：「哪怕下大雨，他也要出門」、「無論是否下大雨，他都要出門」、「不管天氣如何，他都要出門」。

從漠視到讓步，不光在漢語屢見不鮮，在世界很多語言也見得到。為甚麼會這樣呢？這就涉及「意義決定用法」這個語言常則，具「漠視」義的詞組，適合用來表達事件甲對事件乙不造成影響的「讓步關係」。

實詞變成虛詞之後，還會繼續變下去。像是「無論」發展為讓步連詞後，它所構成的詞組「無論如何」又進一步虛化為語氣副詞，如「他無論如何都要見校長」。虛詞演變就像生物演化一樣，會不斷地一直變下去。

語言會找到辦法存活，直到……

語言不但本身會一直演化，來到不同的地方，還會適應環境而變化。

「有一次去北大演講，會後餐敘，有位北大教授對我說：『張老師，你的普通話講得很好，但是一說『和』（ㄏㄢˋ），就露餡了。』」

張麗麗解釋，當初政府在臺灣訂定標準音的時候，是向在臺為數不多的老北京人詢問各字發音，當時得到的訊息是「我和你」的「和」要讀作「ㄏㄢˋ」，這個讀音就被訂為標準音，但對岸卻還是讀「ㄏㄜˊ」。兩地相隔數十年，國語和普通話各自變化，到現在口音已大不相同。

不同的「在地」元素加入，會讓語言產生變化，有時頗難以察覺。

「又有一次，我去法國開會，跟一群學者吃飯，我說『這牛排好硬，我要把它切小塊一點。』一位語言學家聽了就笑我：『張老師，你這句話完全不合語法。』我一時之間還沒領會過來，到底哪裡不合語法？」

原來，切「小塊」一點，是形容詞加量詞，標準語不這樣說，這是閩南語的表達方式。張麗麗恍然大悟：「原來臺灣的國語在不知不覺中，受閩南語影響這麼深！」

語言有很強的生物性，在不同的環境，都會找到方法來存活。但語言也跟生物一樣，會失去生命。

張麗麗說：「有人一直使用，它就是活的；沒有人用，它就會死亡。有些民族本來有自己的語言，但被文化更強大的政權統治、同化了，下一代沒有承接下去，他們的語言也就死亡了。」

我們出生的時候，誕生地的語言就為我們準備好所有詞彙，並伴隨著豐富的文化、歷史、信仰、道德、觀念等等，以及這個語言特有的音韻結構和美感。語言是意識馳騁的場域，在語言中我們得以溝通、思考、體會、創造、生活。如果語言沒了，這整套概念體系也就消亡了，這個民族也等於不存在了。

張麗麗認為，語言和人的關係非常緊密，其重要性遠遠超出我們的認識。

如果失去語言，人將會如何？

美國腦神經科學家Jill Bolte Taylor（1959-），曾因中風無法說話，花了八年才逐漸恢復語言能力。他用兩個詞來形容失去語言的感覺：「Euphoria（極樂）」、「Nirvana（涅槃，佛家修行的最高境界）」。
圖片來源／wiki

如果有一天，我們突然失去語言能力，會是怎樣的情形？

「你還記得學會說話前的嬰孩時期嗎？當人沒有語言，會是什麼感覺？」張麗麗說：「你應該想像不到，那其實是一種很美好的感覺。」

哈佛大學有一位腦神經科學家Jill Bolte Taylor（1959-），曾因中風而無法說話，後來足足花了八年時光，才恢復語言能力。這位教授用兩個詞來形容失去語言的感覺和境界：「Euphoria」（極樂）、「Nirvana」（涅槃，佛家修行的最高境界）。

Jill Bolte Taylor表示，她中風時，意識會突然飄進另一個意識層，那時她看向放在牆上的手，卻看不到手的邊界，感覺自己跟整個空間融合為一。

語言，就是用一個又一個「詞語」將世界區別、分類。自己／別人，爸爸／媽媽，白天／黑夜，冷／熱，遠／近，大／小，大聲／小聲，香／臭，美／醜，悅耳／難聽等等，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來自我們將感覺到的事物，用不同詞彙一個一個加以分別。「所謂的專業，不都是建立在一批批專業術語之上嗎？」

Jill Bolte Taylor在中風期間，進入沒有語言的意識層時，感受到自己是個能量體，與周遭的能量彼此連結，融合為一，覺得自己很大、很大，跟整個空間一樣大，體驗到極大的喜悅。至於她重拾語言能力的過程，則是壓縮、壓縮、再壓縮。學習語言就是要不斷地區別，所以她感到自己不斷被壓縮。

當人們失去語言能力時，那種感覺像甚麼？張麗麗以哈佛大學一位腦神經科學家Jill Bolte Taylor中風的經歷指出，或許就像佛家的涅槃。
攝影／W. Xiang 

這案例提醒我們，嘗試忘掉語言，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體驗。「很多高僧修練一輩子，或許就是為了要超脫語言的約束，達到另一個更自由的層次吧。」

那到底，我們該好好使用語言，還是要忘掉語言呢？身為語言學者，張麗麗笑而不語。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Chang, Li-li, Keh-jiann Chen and Chu-Ren Huang. 2000.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 Fields: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 61-79.
張麗麗，2003，《處置式「將」「把」句的歷時研究》，博士論文，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張麗麗，2022，〈從漠視表達到讓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8期，頁113-161。
張麗麗，2022~2024，漢語複句體系及特性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張麗麗，2019~2022，漢語讓轉關係的通與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張麗麗，2016~2019，語氣副詞與複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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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跳回2022年以前，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和電腦聊天」很快就要成為一件稀鬆平常的事。自從ChatGPT問世，各式各樣AI工具也如雨後春筍般跟著出場，從寫程式到寫詩，說笑話到談戀愛，科幻電影《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機械公敵（I,Robot）》、《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可以流暢對話、執行任務的機器人，彷彿即將成為現實。

然而，沒有生命、以電子訊號傳遞資訊的機械物，是如何學會人類語言的？進一步思考，雖然 ChatGPT已經幾乎做到「像人一樣說話」，它是否真能「懂得」語言背後的意義？而話說回來……人類自己就「懂得」什麼是語言嗎？

讓電腦學會人的語言──學理上稱為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是一道需要深諳人類語言本質、同時掌握計算工程專業，才能逐步解開的艱難任務。長期投入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領域的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謝舒凱，也一直在思索如何破關。但破解任務的過程當然不是一路順暢，而是迂迴曲折且充滿驚奇，又可能因為新技術的出現而發生革命性轉變。

教電腦學會人的語言？先看看人類自己怎麼學

謝舒凱指出，語言總關乎意義，而意義的單位是「詞彙」。但在中文世界裡，不像英文可以直接依空格區分詞彙，所以第一個技術問題就是「斷詞（word segmentation）」。但一段文字該斷成幾個詞，人們和語言學家也沒有標準答案。
攝影／林俊孝

回想小學國文教科書，我們學習語言都會從「詞彙」開始，抄寫一本本的生詞簿；然後在照樣造句的練習題中，慢慢掌握句法結構，最後學會將種種語言元素排列組合，表達自己獨特的思考與感受。這種語言學習模式源自語言學主流觀點，認為人類腦中共享一套抽象的形式規則，在有限的文法結構規則下，人可以運用不同詞彙組合出無窮可能的句子。

若要沿用這種模式讓電腦學習語言，特別是中文，那麼首要的問題就是「詞彙的邊界」。謝舒凱說：「語言總是關乎意義，而意義的單位是『詞彙』。但在中文世界裡，不像英文可以直接依空格區分詞彙，所以第一個技術問題就是『斷詞（word segmentation）』。」

但是，一段文字到底該斷成幾個詞，人們和語言學家自己也常常沒有標準答案。「臺北車站」是一個詞，還是「臺北」＋「車站」？無論如何，在較早期的斷詞技術裡，還是必須建立一套標準規則。這份模糊性在謝舒凱心中留下懸念，成為他後來提出「流動詞彙」的基礎。

人的語言有多難學：從「流動性」談起

謝舒凱指出，人類在自然情境下使用的語言其實不太像教科書，經常缺乏完整的文法結構，會有重複、斷點、倒帶，甚至可以只用語助詞表達豐富意涵（「喔。」），或在對話中由雙方接著說完彼此的句子。也因此，一段話的意義往往不會只是詞彙單元的總和，而是衍生出豐富的言外之意。

舉例來說：「都幾點了，還在那邊睡什麼睡？」這段話完全沒使用到任何典型的情緒詞彙，卻足以傳達出強烈不滿。細究原因，謝舒凱發現「還在那邊」、「X什麼X」（X＝動詞）分別都是夾帶負面情緒意涵的穩定形式結構。但如果在斷詞系統中被拆成「還」、「在」、「那邊」，勢必就無法讓電腦了解這幾套四字組合的特殊意指。

梗圖或哏圖以圖片為媒介，在社群網站興起後形成的一種流行文化。通常以時下流行的名人、語錄、漫畫、影視截圖等素材，配上傳達主旨或解釋文字，來表達特定情感、觀點，也是迷因的一種。圖片為以「單身狗」為題材的梗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常語言中，詞彙的邊界與意義往往隨著情境脈絡千變萬化，同時還可能有不同的保鮮期。例如「急了」作為近幾年興起的網路流行語，並非字面意涵，而是結合迷因梗圖（meme）、帶有嘲諷意味的詞彙。當然，流行語也可能會退流行。不知道為什麼，人類似乎總能敏銳察覺一個詞彙「過時」與否，如果你現在聽到有人說「壓馬路」、「LKK」，可能會以為對方剛穿越時空。

從詞彙的邊界彈性到興衰起伏，謝舒凱觀察到人類語言的流動性：語言不會因為被寫進教科書就從此固定下來，而是隨著人的情感、語境、歷史而流動。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人類語言這麼變動不拘、富含彈性，如何指望電腦可以學會？

打造「深度詞庫」的野望

謝舒凱提出流動詞彙的主張，挑戰了過去關於語意單位的觀點。在自然語言中，一個句子或一段話所傳達的意涵，經常超越傳統定義的詞彙邊界，必須運用認知功能語言學所提出的更複雜的「語式－意義對」來捕捉，舉凡「還在那邊」、「我只能說」、「不是我要說」等，這些意思對我們來說一望即知的語式（formulaic sequence），也都應該被收錄到計算詞庫（computational lexicon）中，提供電腦作為語言學習的資料。

規模可觀的語料蒐集與人工標記（annotation）工作就此展開。謝舒凱帶領 LOPE（Lab of Ontologies,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humanities）實驗室成員，從臺灣知名論壇批踢踢實業坊（PTT）蒐羅盤點了累積十多年的文字資料，以半自動結合人工作業，為具備特殊意涵的語式進行標記。

這份工作看似單純，其實並不容易。舉例來說，「哈」、「哈哈」、「哈哈哈」有何不同？我們平時或許可以憑直覺，很快讀懂不同數量的「哈」、擺在句中不同位置時的意涵及其幽微差異，但身為研究人員，若要為這些種種不同詞組、語境賦予明確標記，將背後的意思書寫清楚，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細粒度（fine-granularity）的詞意資料庫，盡可能將最細緻的語意差異記錄下來。」謝舒凱笑著說，「這個計畫可能帶有一點幻想性，畢竟我們不可能窮盡所有語式，但至少可以試著逼近看看，帶入一些連續的、流動的概念進入語意學」

ChatGPT於2022年底發布，顛覆過去語言學習的邏輯，不再一一學習、確認每個詞彙，電腦可以藉由大量語料的輸入，非監督式的學習怎麼用人類的語言來對話。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robot and a human continuously converse in an information-driven world, depicted in a woodcut-style illustration.

謝舒凱與研究團隊建立的深度詞庫，理論上與實驗上都有助於訓練出表現更好的模型，更善於讀懂中文對話字裡行間的豐富意涵。但萬萬沒想到，時代突然出現轉折。基於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ChatGPT於2022年底發布，背後的深度學習技術是無須依賴人工標記的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這表示電腦學習人類語言的方式，也許不像小學國文教科書，非得明文列出語言規則、一一學會不可。就像「孩子在全英文使用環境中，自然學會英文」一樣，電腦似乎可以跳過規則理解，直接藉由大量的語料輸入，產生用人類語言進行對話的能力。

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革命：大型語言模型

「過去我們想教電腦學習人的語言，標準步驟是準備語言資料、進行標記、告訴它很多規則和特徵、選擇好模型，然後才開始學習並評估表現。現在的大型語言模型技術，卻不需要預先提供規則與特徵導引，就能夠訓練出更好的成果。」謝舒凱說，「這是一件令人相當震撼的事情。」

儘管大型語言模型仍受到某些論者批評為「黑盒子」或「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只會生成語言，而非真正理解文法規則，甚至經常出現幻覺（hallucination），不保證發言正確性，但目前ChatGPT等模型的流暢語言表現，依然有目共睹。現任台大文學院副院長的謝舒凱，也回頭思考語言學在技術與思維轉向的可能，以及人文AI的教學實踐。

謝舒凱指出，在大型語言模型等前沿技術領域，語言輸入不再是以語言學家熟悉的文字／符碼（symbol）形式被處理，而是轉為多維度的數值向量（vector），經歷層層的轉換、運算、模擬、預測，最終再轉換並輸出人類看得懂的語言。這麼一來，如何調整、改善語言模型，好像都成了數學問題。

謝舒凱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傳統學科間的疆界也將越來越模糊、開放，文學、數學、科學與歷史彷彿不斷交織。
攝影／W. Xiang

但是，這並不代表語言學即將被數學或計算科學取代。相反的，謝舒凱認為，大型語言模型興起恰巧是引導人類重新認識語言本質的好機會，揭示了未來語言學家跨域的必要，也為語言學理論帶來新的可能性。事實上，讓電腦學會人的語言，也從來不是（計算）語言學家唯一的任務。從語言規則的理解建構到瀕危語言的保存復振，都仍要仰賴語言學家的專業。

「隨著科技進步，傳統學科間的疆界也會越來越模糊與開放。」謝舒凱說，「語言學家過去曾經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探究語言，現在我們又可以從『電腦』的角度看語言。」電腦如今已經很大程度的學會人的語言，同時以極為迅速的速度繼續挑戰人類的高等認知能力模擬。在人與機器共生協作的這段旅程中，人類或許也將對自己與這個世界產生更深入的認識：人類的語言，其實一直都是跨越領域的存在。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後記：LOPE實驗室研究成果

除了基於流動詞彙的深度詞庫，謝舒凱創立至今18年的LOPE實驗室，更累積了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與資源建置。從中文詞意網絡（Chinese Wordnet）、台灣社群媒體語料庫（Taiwan Social Media Corpus）到近期著手打造的台灣多模態語料庫，都可以透過LOPE實驗室網頁一窺究竟（https://lopentu.github.io/）。

研究來源
謝舒凱（2018）。流動詞彙與情感言談分析。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19）。中文深度語意知識表徵、標記與分佈計算應用。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21）。細粒度中文語意計算資源與應用。國科會研究計畫。
謝舒凱（2024）。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導入語料庫分析平台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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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享有優質、流暢的醫療服務，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除了醫事人員辛勞付出，為病患提供良好的治療與照護，你知道「管理醫院」也是一門學問嗎？從診間門口插健保卡即可掛號的方便設計，到精密手術的跨科專業團隊合作，是什麼推動著一所醫院服務效率、醫療品質、營運績效的日益進步？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鍾國彪指出，由企業管理領域引入醫療界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是臺灣各醫院持續進化的關鍵。什麼是品質管理（簡稱「品管」）？臺灣醫院從何時開始、如何實行醫療品管？醫院品管的成效，為什麼跟你我的福祉息息相關？如果一般民眾想知道醫院品質的相關資訊，又可以去哪裡搜尋呢？

長期以醫院品管活動、醫療品質指標發展為研究主軸的鍾國彪，從臺灣醫療環境的變遷談起，梳理臺灣醫療品管的歷史脈絡、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管制鬆綁，競爭帶來進步

鍾國彪回顧，1995年全民健保上路，從此深刻改變臺灣醫療環境。「全民納保後，最明顯的變化是醫療需求大幅增加，全臺醫院必須想辦法消化、爭取這些多出的需求。」與此同時，政府也逐漸放鬆管制，創造出競爭性環境，讓醫院各自大展身手。

1995年全民健保上路，各大醫院逐漸大展身手。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doctor and two nurses operate in an operating room with bright lights in a watercolor style.

鍾國彪回顧，1995年全民健保上路，從此深刻改變臺灣醫療環境。「全民納保後，最明顯的變化是醫療需求大幅增加，全臺醫院必須想辦法消化、爭取這些多出的需求。」與此同時，政府也逐漸放鬆管制，創造出競爭性環境，讓醫院各自大展身手。

當市場競爭提高，就需要自我強化才能生存，臺灣醫院開始借助當時海外歸國學者的力量，一方面在大專院校成立醫務管理相關科系，培養本地人才；一方面引進現代化企業經營觀念，嘗試將醫院打造為更加強韌、高效率的組織。而隨著健保給付制度的變動、公務預算的緊縮，醫院也得迅速因應才能及時爭取更多資源，這一切皆須仰賴醫務管理的專業知識。

臺灣醫療品質，誰來把關？

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就醫，醫院必須做好「醫療品質管理」。但何謂醫療品質？一言以蔽之，就是「滿足顧客（病患）隱而未現的需求」。透過內部工作流程的改善，達到安全醫療、有效處置、全人照護、保障隱私與資訊透明化的安心服務等，都是醫療品管目標的一環。

臺灣醫療品管在於有醫策會，舉辦各式調查、主題競賽，鼓勵醫院持續追求高品質醫療服務。
影片來源／youtube

鍾國彪指出，臺灣醫療不只在軟硬體、專業技術上超越國際平均水準，醫院服務流程比起世界各國也更加順暢有效率。長年來，臺灣民眾對於醫療服務維持八至九成滿意度，醫療品管體制的發展功不可沒。

談到臺灣醫療品管，就不能不提1999年成立、主責臺灣醫院評鑑的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醫策會是為臺灣醫療品質把關的重要單位，除了辦理評鑑，也常舉辦各式調查、主題競賽，鼓勵醫院持續改善醫療服務品質。而跨出臺灣，醫院若想推動國際醫療業務，也可參與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國際醫院評鑑以獲取認證。

醫院品管，怎麼做才好？

透過評鑑、認證、競賽等機制，臺灣醫院在競爭中求進步，也為病患福祉帶來長足改善。鍾國彪指出，如今醫療品管界的品質指標與認證項目趨向多元，醫院如何動態調整管理策略，兼顧病患福祉與醫院績效，而非被指標數據牽著鼻子走，是目前一大挑戰。

當醫療品管受到重視，潛在的品管項目也大量浮現，就像一場考試中可供選擇的考科持續增加，這時做為「考生」的醫院應該求「廣」還是求「深」？

實際調查臺灣多所醫院的品質改善活動執行方式，鍾國彪發現品管活動的「廣度」，也就是同時投入多種品質管理活動，對醫院績效並無明顯幫助。相反的，醫院實行特定品管活動的精實程度與維持時間，即品管活動的「深度」才有助於提升醫院績效。

不過，一間醫院要成功推動品質改善，也絕非主管高層一聲令下即可達成，而是充滿挑戰的複雜過程。為了清晰描繪這段歷程，鍾國彪以參與十屆以上國家醫療品質獎的多間醫院為研究對象，訪談高級主管（從院長、副院長到品管中心主任）與品質改善團隊成員，結合研究者的俯瞰觀點與當事人觀點，提出一套「品質管理推行動態模式」。

「品質管理推行動態模式」將醫院推行品管專案的歷程分為三階段：萌芽期、擴展期、成熟期。一間醫院從初步推行品質改善專案，直到逐漸形塑出院內共享組織文化，以及每個階段中可能影響推動狀況的各種內外在資源與挑戰，都整合在這組模式中，可供更多想提升品質卻不得其道的醫院參考。

醫療品管，強化醫院韌性

做好醫療品管，對醫院有什麼好處？鍾國彪長期觀察品管成熟期的醫院，發現除了獲獎與認證等外部效益，更重要的是醫院形成「品管文化」所帶來豐富的內部效益，包括跨科團隊交流整合更順暢、臨床成效更佳、醫事人員的成就感與問題解決能力提升等等，這些都為醫院的韌性做好準備，迎向將來的未知挑戰。

鍾國彪調查發現，平時有參與醫院品管專案的醫院員工，在面臨Covid-19疫情時更能沉著以對，可見平日組織實力的積累極為重要。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doctor and two nurses wearing masks patiently tak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Taiwan, using watercolor style

做好醫療品管，對醫院有什麼好處？鍾國彪長期觀察品管成熟期的醫院，發現除了獲獎與認證等外部效益，更重要的是醫院形成「品管文化」所帶來豐富的內部效益，包括跨科團隊交流整合更順暢、臨床成效更佳、醫事人員的成就感與問題解決能力提升等等，這些都為醫院的韌性做好準備，迎向將來的未知挑戰。

2020年Covid-19疫情侵襲世界各國，首當其衝的正是醫療院所。鍾國彪以研究調查發現，平時參與醫院品管專案的醫院員工，在疫情中適應較佳。這表示醫療品管並非追逐帳面分數，而是對醫院運作具有不可取代的內在價值。「當疫情在醫院造成一團混亂之際，平日組織實力的積累更顯重要。」

近年來，負責醫療評鑑的「考官」這方，也逐漸出現「簡化、優化、日常化」趨勢，為臺灣醫療品管帶來新氣象。鍾國彪解釋，「簡化」指的是評鑑組別由過去的多組改為兩組，注重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兩大主軸，以免造成額外行政負擔。「優化」強調以病患為中心的價值，評鑑不只看書面資料，更派出神秘客實際檢驗醫院服務流程。「日常化」則鼓勵醫院引入PMS系統（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平常就要持續利用相關指標自我監測改善，而非等到了評鑑臨頭才卯起來準備資料。

大學有排名，醫院也可以？「全民健康識能」更重要

你也許會好奇，既然每間醫院都會接受評鑑，為什麼不直接公開分數與排名，讓民眾有機會選擇更「好」的醫院？

鍾國彪指出，政府、醫院、評鑑機構等相關單位，可嘗試將散落各地的醫療品質資訊予以彙整，建立一目瞭然的平臺，方便民眾獲取切身相關的醫療資訊，為「提升全民健康識能」盡一份力。
攝影／W. Xiang

鍾國彪坦言，醫療品質指標多方多面，至少包含「結構」、「過程」、「結果」等三大面向。如果把醫療體系的高度複雜性壓縮成單一維度的排名系統，反而可能產生誤導作用。「畢竟醫療是高度分化的複雜專業，光癌症就有超過一百種，醫院內的單位數目也往往動輒數百，品質評鑑的方式與標準，難以化約到同一把尺上做比較。」

儘管只看現有的個別指標，也需要適切的判讀能力與校正措施。舉例來說，資源充沛的大醫院通常有較多症狀嚴重的患者前往就醫，這時如果單看「治療結果」指標，就會誤以為這些收治重症患者的醫院品質有問題。

鍾國彪指出，與其全面開放相關原始數據，不如以「提升全民健康識能」為目標。所謂「識能」是指取得、應用、判斷資訊的能力，臺灣民眾或許對於醫療機構都不陌生，但若談到醫療品質與健康資訊，仍存在不小的數位落差。當然關於醫院品質的資訊並非無處可尋，臺灣目前就有「良醫健康網」和健保署「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https://med.nhi.gov.tw/ihqe0000/) 可供查詢，不過前者是以「醫師」而非「醫院」為單位；後者陳列的資訊則相對龐雜，對於一般民眾不夠友善。

如何在準確度與傳遞效率之間求取平衡，是資訊提供者的兩難。鍾國彪認為，政府、醫院、評鑑機構等相關單位或可嘗試將散落各地的醫療品質資訊予以彙整，建立一目瞭然的平臺，提供主題式、依疾病別區分、跨院際的全國醫療品質資訊，讓醫療評鑑與獎項等資訊都能對大眾公開透明。除了參考全球最佳醫院（World’s Best Hospitals）的做法，為臺灣醫院建立整合與各科排行榜外，同時更要提供對應病患個別需求的細緻資訊，由淺入深幫助每一個人瞭解自己的醫療需求。

「藉由清晰易懂的資訊平臺克服數位落差，提升全民健康識能，不只能讓民眾變得更健康，也會降低醫療體系的負擔。」鍾國彪說，「醫療品質管理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事務，長期累積的成果如果能走出醫院、面向大眾，將可發揮更深刻的價值。」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鍾國彪（2016）。發展品質管理推行之動態模式與品管專案推行後效果之驗證。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鍾國彪（2022）。臺灣醫院推行品質管理的各種做法、改變趨勢、影響與展望：COVID-19 疫情前後的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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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婚姻平權議題熱度因全國公投達到高峰，同性婚姻的支持與反對方在電視辯論會、社群網路、街巷文宣布條、你我家中的晚飯餐桌上，展開熱烈攻防。從11/24跨入11/25的深夜，中選會宣布通過「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等公投結果。隔年政府遞送《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造就臺灣如今以專法保障同性伴侶結婚、成家權利的現狀。

現在，議題退燒了，許多問題卻仍遺留下來，未被好好回答。舉個例子：當年社會流傳不少爭議言論，除了造成性少數群體身心受挫，是否也衝擊了相信「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多數年輕族群？

當時也有很多人問：「同性戀組成的家庭，要怎麼教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相比，同性伴侶家庭的家庭關係、家庭功能、子女的身心健康與發展狀況，究竟有沒有差異？

以上這些，都不是信不信由你的價值觀或信念選擇，而是科學問題，也是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怡青念茲在茲的研究議題。透過多國研究文獻的蒐集統整，到國內的深度訪談、論述內容分析、問卷調查以至實驗研究，李怡青秉持心理學家的實徵精神，同時結合多元研究方法，試圖為臺灣性別與性傾向議題中一個個懸而未解的缺口，找到證據的拼圖。

話說從頭：爬梳同婚正反方論述流變

臺灣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
攝影／W. Xiang

「同婚議題不是2018年才橫空出世。早在1980年代，臺灣就已經出現非系統性的、個人式的訴求和聲音。」李怡青引述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在《臺灣人權學刊》發表的看法，將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

為了瞭解三個時期之間，議題正反方的論述內容產生什麼變化，李怡青從臺灣四大報的資料庫全面搜尋1985~2014年同婚相關的新聞報導與讀者投書，再由研究團隊針對約800篇文章進行人工編碼、內容分析。

「結果發現，同婚新聞報導在『數量』上確實有明顯消長：將近九成的文章在2012年後，也就是各方勢力爭辯的第三時期才出現。」李怡青緊接著說，「但如果檢視『內容』的變化，會發現文章內容的類型與主要論點，並沒有太大不同。」換言之，相似的倡議與論爭，其實早已在報章媒體悄悄上演，然而臺灣社會卻一直等到20、30年後，才開始注意這些聲音。

當同婚議題成為社會輿論焦點，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頓時成了被放大檢視的對象。一片質疑聲浪中，李怡青觀察到，許多反對同性婚姻論述的內容──例如主張同婚違反道德倫理、甚至連結至性病問題云云──這些主張不僅缺乏有效的論據基礎，更隱含對少數性傾向身分的汙名。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許多人似乎忘記了：語言具有真實的力量，足以傷害他人。

話語的力量：「誰」的情緒與主觀福祉更受影響？

李怡青透過心理學實驗探討「論述的力量」：同婚議題中的正、反方論述，會如何影響不同性傾向的年輕學子對於自我與關係的看法，乃至於影響其情緒與幸福感？

實驗設計包含三個組別：「觀看正方論述組」、「觀看反方論述組」，以及「控制組（參與者觀看無關同婚的食安議題論述）」。由於參與者透過隨機分派（random assignment）到這三組，研究者可以從人們觀看不同論述後展現的反應，與控制組進行比對，進而推論正、反方論述的心理影響為何。

同婚正反方論述會如何影響不同性傾向年輕學子對自我、關係的看法？
圖片來源／Unsplash

結果顯示，對於非異性戀的性少數群體而言，同婚反方論述確實有負面的心理影響，造成主觀幸福感下滑。另一方面，同婚正方論述則可讓性少數男性群體的「自覺造成他人負擔感」降低，基於感受到友善的環境氛圍，從而改善自我評價。

有趣的是，同婚正、反方論述的心理影響不只發生在性少數群體，就連異性戀群體也有相似效果：閱讀正方論述後，這群年輕世代的正向情緒顯著提升，反方論述則會激起他們的負向情緒。

這表明了無論性傾向認同為何，所有人的身心狀況都可能受到激化的議題論述影響，特別是認同「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年輕學子。李怡青解釋：「公投期間出現許多排除性的言論，臺灣彷彿成了一個不願接納多元的社會，難免有人會因此難受，覺得臺灣不該是這個樣子。」

後續，李怡青又執行了第二個研究，樣本數擴大到400多人，結果仍然相同：正方論述會改善學生族群的情緒狀態與幸福感，反方論述則引起情緒困擾等負面後果。「1124公投結果宣布後，新聞報導有人疑似因為無法接受而自盡。我不曉得實情究竟為何，但從研究上，已經清楚看到議題論述對於少數群體、甚至所有人的情緒和生活福祉，都會產生實質影響。」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臺灣社會對於同婚態度最為負面的時候，正好落在公投前後。所幸事過境遷，幾年之後，大眾對同婚的態度又漸漸趨於緩和、相對能接受的狀態。

本於「科學證據」的議題論述

身為一名心理學家，本可在學院中默默發表論文，李怡青卻選擇站上社會爭議的前線。回顧起初，是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推動同婚運動的重要人士之一：許秀雯（1972年—）律師，才與NGO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牽上線。

「當時同婚反對方公然拋出『同性戀非天生』等等以『科學』包裝，卻不符合學界共識的觀點。」無法接受以假亂真的科學資訊在坊間流竄，李怡青開始與相關組織合作，協助整理國外研究證據，嘗試為臺灣的同婚論戰導入真確的科學資訊，做為社會運動的科學養分。

「同婚反對方的邏輯，認定異性戀才是『正常』的，所以要求少數群體必須拿出證據，證明自己和主流多數族群一樣好（甚至更好），才有資格享有相同權利。」李怡青分析，「這種將舉證責任丟給受排除群體的邏輯，並不符合法律的制定原則：我們應該預設所有人都擁有相同權利，而主張要排除部分人的一方，才要提出足夠理據。」

儘管如此，至今臺灣許多民眾仍懷疑：「同性伴侶家庭，有辦法像一般家庭那樣養育小孩嗎？」

提「一般家庭」的定義問題──畢竟大眾心目中的「一般家庭」終究是一份想像，不見得能夠代表臺灣最主流的家庭型態，即「異性戀家庭」的平均樣貌。更別說臺灣所有家庭的情況原本便存在很大差異，所謂「一般家庭」做為比較組，實際上缺乏明確的內容與標準。

但若一定要比較同性伴侶（家庭）、異性伴侶（家庭）的狀況，社會科學當然還是能做到。李怡青指出，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研究證據多指出同性與異性家庭在家庭功能、子女身心發展上的表現大同小異。甚至有國內研究發現，女性同性伴侶的信任感與關係滿意度，平均比異性伴侶還要更高（謝文宜與曾秀雲，2007）。

一份統整了來自多國、共19份研究的分析也顯示，同性與異性家庭的狀況普遍相似，僅一項指標有差異：在「自評親子關係」上，同性家庭的分數優於異性家庭（Crowl等人，2008）。李怡青自行分析美國大型資料庫IPUMS（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2010），也得到相似結果：同性家庭的表現要不是跟異性家庭差不多，就是更好。

在近期執行的研究訪談中，她也發現，臺灣同性家庭的教養風格相對於異性家庭，更傾向在性別／性傾向話題上持開放態度，讓孩子有更自由、彈性的發展空間，兩位家長的家務分工也更能擺脫主流性別角色的僵化框架。畢竟兩人性別相同，不可能去說什麼「妳是女生，所以妳去洗碗」、「男生負責賺錢就好」之類的陳腔濫調來勒索彼此。

心理學者與社會之間

李怡青坦言，不論提出再多文獻，仍難免遭遇反方質疑，畢竟這些都是「國外的」研究和資料。因此，她近年已開始在國內推動研究，嘗試蒐集本土證據。只是家庭資料蒐集不易，工作育兒兩頭燒的家長，不見得能參與配合研究調查，而家庭廣布全臺各縣市，聯絡溝通與文件往返也是一大挑戰。

李怡青經過研究、社會運動投入，不只關心少數群體處境，更意識到社會文化的規範、條條框框，跨越了性別、性傾向的分類界線，對人們造成壓力與困境。
攝影／林俊孝

回首當年從美國博士班畢業返臺，國內性別與性傾向研究領域仍以人文社會學門為主，較少科學的聲音。除了致力於蒐集臺灣多元家庭種種質性與量化資料，李怡青也持續投入其他更多性別／性傾向議題的研究。舉凡未組成家庭的性少數者邁入高齡階段，可能面臨的特殊長照困境，到臺灣青少年與成年人的性傾向認同發展，都是值得繼續深究的問題。

李怡青語重心長地說：「今天在臺灣社會長大，就算你是一名異性戀者，性傾向認同的發展依然可能遭遇重重阻礙。只要你的行為不符合師長的理想腳本，像是青少年時期太早跟異性交往、成年之後太晚還沒結婚，都可能被講得相當不堪，變成生命中的陰影。」

經過幾輪研究與社會運動的投入，李怡青不僅關心少數群體處境，更深刻意識到社會文化的規範與條條框框，實際上跨越了性別與性傾向的分類界線，對所有人造成壓力與困境。這時一名社會心理者所能做的，便是透過科學證據與方法，為受挫者發聲，協助人們抵禦爭議與惡意言論的侵擾，最終期待不同群體的互相理解與多元共存。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謝文宜、曾秀雲（2007）。〈探討伴侶關係滿意度及其相關因素：比較已婚夫妻、未婚情侶與同志伴侶的差異〉。《臺灣性學學刊》，13 (1)，71 – 86。
Crowl, A., Ahn, S., & Baker, J. (2008). A meta-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of same-sex and heterosexual partners.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4, 385-407.
李怡青（2015）。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其公眾論述對真實與期待之親密關係與家庭的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怡青（2019）。性傾向認同發展的自我定錨理論：一個自我探索、親密關係與社群的雙向歷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怡青（2021）。危機與轉機：不同結構家庭功能之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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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景觀系，就是透過科學的方法，探討生活空間對身心的影響，並改善居住環境的學門。」臺大園藝暨景觀系副教授張伯茹說。住家之外，街道、人行道、綠地、夜市、社區設計、甚至整個生活圈應如何規劃，都在景觀學的關懷範圍之內。而張伯茹尤其關心高齡者的景觀休閒規劃與設計。

這源於張伯茹在就讀碩班期間，經常要騎約半小時的機車，到農村去發問卷，調查「農村居民對於社區的印象」。做田調本就不容易，發問卷尤其容易遭到拒絕，但農村老人家卻對她非常親切慈祥，有求必應，就算認字困難也盡力幫忙，讓她順利完成工作。

當時張伯茹發現，農村環境對老人家不是很友善，缺乏休憩的空間，他們經常得坐在大馬路旁聊天，既不安全，還要遭受日曬雨淋，缺乏體貼老人家的規劃。張伯茹心中默默決定，將來的研究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努力，思考臺灣的生活空間要怎樣對高齡者更友善，更能維護他們。

公園對居民的重要性

臺灣各縣市的社區，都有各式大大小小的公園。公園是居民的休憩環境，可以散步、跑步、休閒，甚至社交。對老人家尤其重要，「公園下棋、打太極拳的阿伯」、「在公園廣場跳舞的阿嬤」是我們的一般常有的印象。公園離家近，會在那見到社區鄉親，互相問候、聊天，只要誰沒出現，便會問起「張奶奶最近怎麼了？」老人家對公園總有著獨特情感。

美國知名社會科學學者Tine Buffel認為，老人家對其居住所在，因為長時間居住，而累積深厚的記憶。隨著生活中的各種改變（如：結婚、退休），多次在住所空間上發生，更會對它愈來愈認同，進而產生依附感。而這種依附感，促使中高齡者擁有自主、有尊嚴、且獨立的晚年生活。公園是這種依附感的延伸。而年老之後，生活逐漸依賴鄰里關係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更會使老人家對它產生依賴。

張伯茹認為各縣市的公園都有各自的優缺點。以臺北市的公園為例，除具備各項基本設計，維護上也較好外，跟其他縣市相比，較為缺乏「中型公園」，不是像「大安森林公園」臺北那樣的「大型公園」，而是一般社區的小公園。反觀雲林、臺中、嘉義等中南部縣市，就有比較多的中型公園，民眾可以在廣場做各項舞蹈、運動，因此，臺北的人文景觀獨缺這一味。

公園太小則較單一，還容易有隔閡感。中型公園可提供鄰里公園遛狗，老人家散步，小孩玩兒童設施，讓居民的休閒生活更為豐富，人與人間、社區與社區之間的交往也更為多元。其中，臺中綠地的「串聯性」做得比臺北好，公園、公園間綠色道路，將臺中舊市區銜接起來，順著公園可以走到很多地方，散步、休閒不再無聊。

「不過臺北的選擇很多，不一定要去公園，」張伯茹補充說：「比如學校也可以支援公園的功用。雖然有時會影響校園的寧靜、教學，但學生也因此不那麼封閉，可以和社會多些連結。」

好公園應有哪些指標？　　

怎樣才算是一座好公園呢？張伯茹認為應有十大指標，又以五項特別重要：

優良公園十大指標，你家附近的公園符合嗎？
企劃腳本／梁偉賢  美術設計／林柏希

可及性：一座好公園的設計不能太複雜，佈局要清晰，步道要有連貫性，讓人可以安靜地在裡面慢慢享受，不致走入死巷或迷路。要有安全的地磚，讓慢跑者可以安全跑步，老人也可以慢慢走。

控制感：「目前公園的標誌還是比較少，其實應該在社區看不到公園的地方，提供尋路標誌。公園路口也應有清楚標誌、名稱，讓老人家易於找到路進去。」張伯茹提醒。當老人家進入公園，不會有迷失方向，對公園有「控制感」，玩賞休憩的意願便會跟著提升。

安全：公園要安全，人們才能安心活動。張伯茹指出：「老人家會擔心走一走跌倒，或是遇到不安全的人，自己會有危險。」因此得增加公園能見度的設計，保持步道和其他公園環境的視覺通暢，盡可能減少障礙物遮擋視線，以避免不必要的碰撞。夜晚到來還得提供良好照明，使公園沒有黑暗、隱蔽的區域，避免有人聚集在此，進行有不正當的活動。

舒適：公園的舒適感也是其吸引力之一。尤其天氣炎熱的時候，椅子太燙，或者遮蔭不足，都會降低人們去公園的意願。因此噴水、水景、水流和樹的遮蔽，都應當加強。尤其椅子設計得符合人體工學，最好要有扶手，方便老人家起身。

隱私：在喧囂的城市中，公園提供了某種程度隱私、安寧和安靜的空間，所以需要有足夠的植栽，將公園與外界區隔開。在公園的一些分區提供足夠的私密性，允許人們避免社交活動，最好能有可以獨坐的座位，讓人們可以獨處不受干擾。

公園要漂漂亮亮的

除了可滿足可及性、安全、舒適、隱私、和可控制這些公園使用者的心理因素，一座公園能吸引人，始終是來自於它令人賞心悅目。

在這方面，植披佔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要種植能遮蔭的高大樹木，還要能開花的植物（但要避免有刺，以免傷人），最好四季都不同。張伯茹根據研究指出，當人們看到開花、植物成長時，是具有療癒效果的，居民在開花時總會待比較久，植物的美感，會讓人的情緒也跟著正面起來。

公園最好能交互種植不同季節開花的植物，讓四季都有花朵盛開。這樣寒來暑往，一起觀賞，居民就有集體回憶，也會對這座公園產生期待。譬如大安森林公園的繡球花季、杜鵑花季，以及古亭河濱公園的醉蝶花海，每年花季都會湧入大量觀賞人潮。

公園最好能種植不同季節開花的花朵，四季都綻放不同光彩。
圖片來源／pexels

可愛的動物，以及它們愉悅的叫聲，也是居民好心情的來源，故應種植能引誘蝴蝶、鳥類的植物，使公園除了蟬鳴，還有各類的鳥叫聲，和蝴蝶款款飛的景象。再擺放固定座位，並設計較為曲折的道路，方便居民悠然觀賞公園內外景觀，與自然接觸。

這些植栽對老人家而言相當重要。「他們會跟你訴說公園的歷史，哪一棵樹的故事，」張伯茹說：「樹木對老人家是有不同功用的。有些阿公對著樹幹跳鋼管舞，或用背磨樹幹。有些則會在樹幹上貼一張紙，抱著樹唸經。大概他們覺得樹有精氣，可吸收天地精華。」所以政府處理樹的問題都特別小心，要移開一棵樹通常要掛牌掛一個月，說明樹有甚麼問題必須移開，因為對居民來說，公園便是家庭環境的延伸，一草一木都不容忽視。

除此之外，公園的「主題性」也是重點。一座漂亮的公園，最好風格一致，有變化卻不衝突。「像228公園，各種元素不統一，感覺東一塊西一塊的，就不漂亮了。」張伯茹笑道。青年公園位於昔日南機場附近，以「飛行」為主題，在樹林中重現飛機起飛升高的場景，對居民富有吸引力。

公園能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公園是很好的交流場所，對老人家尤其是獲得社會支持的地方。「椅子擺設尤其重要，」張伯茹強調：「社交需要面對面，所以要有相對而坐的椅子。有些公園的椅子可以調動方向，讓居民自己決定要不要社交。還得看擺在哪裡，譬如步道旁是最容易產生社交的地方，經過的人容易互相打招呼。搭配涼亭、樹蔭，便會促進更多交流。」

一般人來公園主要目的為散步、慢跑，最好能提供不同種類的步道，使選擇性更為豐富，以適應各種人的需求。有些家長會帶小孩到公園遊玩，兒童場地、娛樂設施可讓小孩盡情嬉鬧，且學習跟其他小朋友相處。

不過張伯茹認為，以兒童為主題的公園近來越來越少，甚至很少安排兒童玩樂的地方，可見「少子化」正反映在公園設計上。且根據農委會的統計，近十幾年來，全國15歲以下的人口逐年遞減，而寵物數卻逐年遞增，在2021年產生黃金交叉，目前全國的貓狗數已超越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

2011年來，全國15歲以下的人口逐年遞減，而寵物數卻逐年遞增，在2021年全國的貓狗數已超越15歲以下少年、兒童。
製圖／林俊孝　圖片來源／pexels

因此，臺灣目前朝向「寵物友善公園」努力，也是時勢所趨。其實一般公園設計沒有考慮到遛狗族群，導致寵物亂跑嚇到其他人，造成衝突；或者在路燈、亭子甚至草地上尿尿，破壞環境衛生。張伯茹認為地方政府應安排方便帶寵物的設施，譬如：在草地設一根柱子、清理穢物的設備，或者在入口處提供「拾便袋」。其實近來有不少公園開始提供這些服務，相信可以逐漸塑造友善寵物的環境。

根據多項國內外研究指出，良好的都市綠園道環境，可促進居民從事戶外休閒活動時，緩衝壓力、提升身心健康。積極融入休閒活動，更有助於中高齡族群提升自我控制感，進而增加幸福感。而人際關係可提供社會支持（例如：愛、建議、關心），更可以提升個體的自尊與幸福感。因此張伯茹認為，公園不僅僅是個休閒的地方，更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塑造良好的公園，值得你我一起監督、努力。

張伯茹認為，公園不僅限於休閒，更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塑造一座好公園，值得你我一起監督。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張伯茹（2023）。校園景觀環境如何影響使用者的健康福祉？──子計畫三：大學校園及周邊規劃對大學生環境認知、休閒活動與生心理健康之影響。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張伯茹（2022）。少子高齡化的都市開放綠地：都市自然、伴侶動物與高齡健康之探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張伯茹（2021）。整合都市鄰里綠地與休閒資源促進高齡心理韌性。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張伯茹（2019）。空氣品質對高齡族群知覺綠地、休閒型態與身心健康之影響：以臺中市鄰里公園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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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閱讀文章的你，也許才剛和人說完話、傳完訊息。「社會互動」是如此尋常，以致於我們經常忽略，這正是人類心智與演化的一大謎團：明明每個人的大腦物理上都是獨立個體，為何我們卻能在日常生活中順暢交流？面對瞬息萬變、交相影響的互動歷程，當代心理學家如何解析箇中奧秘？

伴隨當代技術與計算科學進步，如今從眉宇之間的臉部肌肉細微變化，到毫秒之內穿梭大腦各區的神經電訊號，都是破譯「社會心智」奧秘的全新途徑。這正是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陳品豪帶領「Computational Human-sociocultural Experimental Neuroscience Lab (CHEN Lab)」 的研究主軸。

C,H,E,N四個單字各自代表計算科學(Computational)、社會文化(Human-sociocultural)、實驗方法(Experimental)、神經科學(Neuroscience)，涵蓋陳品豪實驗室的主要研究取向。圖像LOGO則描繪大腦在人際互動當中，神經活動相互牽引變化的情形。
圖片來源／陳品豪

陳品豪的研究取徑為心理學領域前沿的「計算社會神經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neuroscience）或「計算社會心理學」（computational social psychology）。透過計算科學觀點檢視人類互動，注重大量數據的觀測與分析。曾在碩士班階段接受臨床心理訓練的他，對於醫院中的「診間互動」尤感興趣。

安慰劑效應，是「誰」的心理作用？

病人的安慰劑效應，到底是藥丸，還是醫生給了期待的力量？
圖片來源／pexels

你一定聽過「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只要病人相信自己服用了藥物，就算只是普通維生素，仍可發揮心理作用，緩解症狀──說穿了，就是「期待的力量」。

不過「期待」從何而來？是藥罐裡不比米粒大的幾顆藥丸，還是穿著白袍、象徵權威的醫生？陳品豪指出，病患個人的心理作用，不足以解釋安慰劑效應的全貌，醫病關係與雙方互動，才是安慰劑效應得以發生的關鍵場景。

現在我們換個角度：如果是讓「醫生」而非病人相信安慰劑，會發生什麼事？

曾有研究發現，當開立藥物的醫生被蒙在鼓裡，自以為給予了有效藥物、實際上病人仍只是得到安慰劑，療效竟比醫生明知正在開立安慰劑的情況更佳，就彷彿醫生對藥物的信心，可以隔空傳遞至病患心中。這就是「安慰劑效應的社會傳遞現象」。

這奇妙的現象，彰顯了醫病關係的重要性，卻也留下待解謎題：所謂「傳遞」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總不會是心電感應？為了探究背後的社會心理機制，陳品豪設計了別出心裁的實驗。

陳品豪特別打造實驗器材，透過儀器捕捉醫生的表情，觀測「安慰劑效應」的形成，到底在藥品，還是醫生看診的氛圍？
攝影／林俊孝

「請坐。現在我們開始進行治療。」

參與實驗的近200名大學生被分為兩兩一組，兩人擲硬幣決定擔任「醫生」或「病人」的角色。實驗第一階段，「醫生」先進入模擬診間，得知目前備有兩款藥：號稱能阻斷皮膚受器作用的止痛藥膏Thermedol，以及無任何止痛效果的安慰劑凡士林，兩者質地觸感相同，只有顏色不一樣以供區辨。接著，醫生會親自試用兩種藥膏，體驗到Thermedol的止痛效果確實比較厲害。

但從頭到尾「醫生」都不知道，Thermedol也只是染了色的凡士林，是款根本不存在的假藥名。所謂止痛效果，其實是實驗者偷偷調降了電擊儀器的刺激強度。此階段的用意，是為了在醫生心中「植入信念」，以為Thermedol是真正的止痛藥膏。

接下來，實驗進入第二階段「模擬治療」：「病人」進入模擬診間，在接受儀器的電擊熱刺激前，先由「醫生」分別幫他塗抹凡士林和Thermedol。當然，醫生已經被嚴正提醒不能告知任何關於藥物的資訊，要留給病人自行判斷。

結果發現，從「病人」角度來看，儘管醫生只是默默塗上兩種不知名的藥膏，他們卻明顯感覺到Thermedol止痛效果比凡士林更好。醫生誤以為Thermedol更有效，這份信念彷彿傳到病人身上，發揮真實的生心理效果。

「盡在不言中」的關鍵線索：臉部肌肉微表情

陳品豪研究指出，醫生的「非口語行為」透露某些訊息，讓「病人」不知不覺受到影響，才是「安慰劑效應」的關鍵。
攝影／林俊孝  

既然「醫生」不能開口說出藥膏資訊，唯一可能洩漏蛛絲馬跡的，就是「非口語行為（non-verbal behavior）」。也許「醫生」的神情動作透露某些訊息，讓「病人」不知不覺受影響。

「所有情緒都展現在臉部肌肉的微小改變。比如講課時，只要看一眼臺下同學表情，幾乎就能猜出他們有沒有聽懂。」在無意識間察言觀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直覺能力。這要如何運用科學方法觀測與重現？

陳品豪指出，近期新興的量化技術可將人類臉部肌肉拆解為大量的動作單元（action unit），並進一步以機器學習方法建立模型，捕捉過去難以捕捉的細微表情，有別於過去心理學家單靠人工觀察、紀錄，可能出現對臉部表情的不一致或錯誤解讀。

實驗第一階段，陳品豪就讓「醫生」在接受痛覺刺激時，先戴上研究團隊自行打造的錄影裝置，紀錄全程表情變化。這些資料就是機器學習的訓練材料，讓電腦去了解「痛的表情」長怎樣，往後任何人、任何時間點的臉部圖像與這組模型之間的相似程度，即可視為客觀的痛覺指標。

透過機器學習方法，由實驗參與者臉部肌肉的動作，進行歸納計算，歸類出各式表情。
圖片來源／陳品豪

對照第二階段「醫生」塗抹兩種藥膏時的表情，陳品豪發現，塗抹凡士林時，醫生由於暗中明白是安慰劑，當看到病人接收電熱刺激，臉色便跟著猙獰，展現「痛」的臉部運動。而在塗抹Thermedol時，就相對一臉輕鬆平靜。

客觀來說，Thermedol與凡士林都不太能止痛，但醫生塗抹兩種藥膏時的神情差異，卻成了病人在面對面情境下解讀藥效的關鍵線索。無須言語，醫生對Thermedol的信心，透過社會互動在無形之中傳遞給病人，隔空促成了安慰劑效應。

醫生對藥物的信念，透過診間互動的非口語行為，無意間傳遞給病人，形成「安慰劑效應的社會傳遞」。當醫生相信藥膏有用，展現在放鬆神情上，病人也跟著相信；當醫生恐怕藥膏無效，表現出猙獰表情，無形中也影響病人信心，導致安慰劑效應降低甚至消失。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除了分析表情，陳品豪在每次實驗結束，還會請研究助理猜一猜：哪款藥膏是Thermedol？助理們站在實驗室門口，看不到參與者的臉，猜中機率卻高達八成。「原來他們觀察到醫生的手部動作也有微妙差異：塗凡士林時比較隨便，塗 Thermedol 則是緩慢而且小心翼翼。」

由此可見，非口語行為的範圍，絕不僅止於臉部表情。參與社會互動時，我們的身體與感官每一秒鐘都同時在釋放與接收大量資訊，交互影響彼此的思考、情緒與言行。

大疫襲來，人心惶惶：疫情下的集體情緒共振

當世界面臨Covid-19疫情威脅，人們的心境又產生怎樣的共振？
圖片來源／Unsplash

2021年5月，臺灣進入Covid-19疫情高峰，民眾非必要足不出戶，平時熙來攘往的臺北市頓成空城。研究機構中，心理學家原先規劃的資料收集工作，也大多跟著停擺。當時陳品豪被迫演化出一套「生存策略」，既要讓研究工作不致中斷，同時又能以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的角度關照社會變化。

「面對疫情的未知、威脅，恐懼（fear）是人類典型情緒反應。」陳品豪指出，如同病毒般，人的情緒也會互相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就像見到電影主角落淚，觀眾也會跟著想哭。理論上，當大規模傳染病襲來，人們甚至不必見面，光是新聞媒體不斷散播相關消息，可能就足以讓大眾情緒產生共振──尤其是「恐懼」。

為了檢驗這個理論猜想，陳品豪在「三級警戒」期間，招募一群參與者「參與實驗from home」，他們在家觀看疫病主題相關影片，同時以自家視訊鏡頭捕捉臉部表情。這群在疫情高峰期進行實驗的人，是自然情境下的「實驗組」。相隔四個月後，臺灣逐漸解封，再招募另一群參與者觀看相同影片，作為「對照組」。

每當影片播放一格畫面，觀看者當下的表情也被同時紀錄，最終產出與影片長度相當，如同大量情緒切片組成的時間序列資料。陳品豪首先運用機器學習領域目前既有、預先訓練好的專業情緒模型，將這些資料轉換為「情緒分數」。

「就像《七龍珠》的戰鬥力探測器，看一眼就能讀取敵方戰鬥值。機器計算出對應六大基本情緒的數值，伴隨影片內容變化，個體的六種情緒分數也跟著起伏。」

接著，透過參與者間相關（inter-subject correlation）的統計方法，從兩組別參與者的資料萃取出「快樂」、「悲傷」、「恐懼」等六種情緒的「同步分數」，並以此為根據，利用機器學習「回推預測」每一名參與者實際上屬於「實驗組」還是「對照組」。

結果發現，模型分類達到七成準確率。更重要的是，六種情緒同步分數中，唯一具有效預測力的正是「恐懼」。這表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表情變化若有任何關鍵差別，那就是在疫情高壓情境下，參與者的恐懼表情更容易出現共振現象。

陳品豪發現，人們在疫情肆虐的情境下，恐懼的表情更容易產生共振現象，將更容易遵守規範以共渡難關。
圖片來源／Unsplash

這個現象有何意涵？陳品豪指出，從演化觀點來看，恐懼的神情可有效提醒同伴威脅將至。當疫情或任何大規模威脅出現，集體成員的恐懼情緒共振，則可能促使個體遵循社會規範，有利集體生存。

計算社會心理學：以複雜模型接近複雜世界

科學方法如何剖析幽微人心？過去，心理學家追求「以簡馭繁」，嘗試以理論建立基本法則，簡潔地解釋心智與行為。如今「計算社會心理學」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嘗試破關，它承認人類心靈的複雜性，善用細緻的觀測與分析技術拆解現象，回答過去難以回答的問題，有時更幫助研究者跳脫模稜兩可的理論濫仗。

在這系列研究中，模糊多變的臉部表情不僅可轉換為精確的肌肉運動量化資訊，更能進一步以機器學習訓練的模型，捕捉個體展現出多大程度的「痛」或「恐懼」。學習新技術，固然是踏入計算社會心理學的門檻之一，但陳品豪強調，思維模式的轉變才是重點：「願意相信世界是複雜的，而且必須透過複雜的模型才能瞭解它。」

「所有東西其實都是訊號。行為反應是訊號，填寫問卷的回答是訊號，我們開口講的話是訊號，腦神經活動也是訊號。就像電影《駭客任務》的世界，一切萬物都是訊號與資料，都是一連串的數字──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用理解數字的方式，來理解世界、解析人心。」

陳品豪認為，如何應用計算科學等當代前沿方法學來理解世界與人心，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Chen, P. H. A., Cheong, J. H., Jolly, E., Elhence, H., Wager, T. D., & Chang, L. J. (2019). Socially transmitted placebo effect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 1295-1305.
陳品豪（2022）。以計算社會神經科學取向探討互動心智及心智的集體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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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的林奇秀在2012年開啟追查掠奪型期刊弊端的研究歷險。
攝影／林俊孝

近十多年，學術界出現一種怪異的存在：掠奪型期刊（predatory journal）。伴隨網路科技與資訊爆炸時代，這類期刊與背後的不肖出版商快速崛起，不只利用各式欺瞞手段侵犯投稿者權益，瓜分國家支出的科研經費，更顛覆慢工出細活、重視文章品質的發表模式，對正規學術發展構成危害。

在臺灣學界尚未意識到問題的規模與嚴重性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的林奇秀教授率先觀察到警訊。「時間點我記得很清楚」林奇秀回憶道，「2012年，我無意間在一份國外科研報導看到這個字眼。當時臺灣幾乎沒人討論，翻遍國內網站，只有一篇成功大學圖書館的部落格文章提出示警。」因為這契機，他開啟了一段追查弊端的研究歷險。

堪稱學術出版界「詐騙集團」，令全球學者聞之色變的掠奪型期刊，到底怎麼煉成？最早是誰伸出手來，指認這個尚未命名的新興現象？面對隱匿的掠奪行為，又該如何辨識與防範？首先，從掠奪型期刊的特質與影響談起。

用全球視野追查學術出版界「詐騙集團」-掠奪型期刊。
圖片來源／Unsplash

什麼是掠奪型期刊？它「掠奪」了什麼？

所謂掠奪型期刊，就是罔顧學術出版倫理，以謀取利益為主要經營目標的「偽學術期刊」。這些期刊有時甚至遊走法律邊緣，透過誤導、虛構、欺瞞等手段，誘使學術研究者把心血結晶投稿過來，再強迫收取高額的處理費、出版費或刊登費，就算作者後來發現不對勁而想要撤稿，仍可能無力回天，難以取回文章著作權。

不同於一般正常的學術期刊，掠奪期刊的同儕審查機制往往鬆散，甚至形同虛設；稿件常缺乏妥善編修，便直接發表刊登。雖然滿足了快速且大量的發表需求，但因為沒有充分把關，文章學術品質良莠不齊，導致許多涉及基本資訊、圖表錯誤的「偽科學論文」橫空出世。

掠奪型期刊即罔顧學術出版倫理，以謀取利益為主要經營目標的「偽學術期刊」。各國研究人員、學者被當作羔羊剝好幾層皮，破財之虞還損及學術、社會與政治名譽。
圖片來源／pixabay

不肖學術出版商收取各式名目的高額費用剝削投稿者，等於將國家政府補助的研究經費收進口袋，卻無法製造對應的社會效益，甚至草率刊登劣質文章，反過來阻礙知識流通、學術發展。對學者來說，若不小心將寶貴的研究成果投到掠奪型期刊，無異於破財又虛擲光陰，畢竟自己辛苦研究的成果，也會和所屬期刊一併受到質疑，嚴重的話還可能損及自身名譽。一旦有國內重要學者被指控投稿到掠奪型期刊，所衍生的政治效應更可能動搖國本。

掠奪型期刊有幾項典型特徵，包括針對投稿者的高額收費、比正規同儕審查更快卻也更草率的審查程序、期刊資訊虛構或不透明、出版商底下有許多不正常的空殼期刊等等。這種期刊不只剝削學術研究者、吸取國家研究經費，更混淆嚴謹正確與粗製濫造的知識界線，阻礙學術發展。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掠奪型期刊如何煉成？

學術界平時極度要求嚴謹性，為什麼卻孕育出這種期刊？林奇秀點出一項關鍵背景因素，是20世紀末以來的開放取用（open access, OA）風潮。

過去，學術期刊主要的收費對象為「讀者」端。以大學圖書館為例，期刊訂閱費用在一所研究型大學的圖書館預算中佔80%以上。然而昂貴的訂閱費並非人人付得起，這種經營方式如同築起一堵高牆，隔絕了一般大眾與最新的學術進展。於是，近年歐美國家興起一波開放取用運動，促使大量學術期刊將文章免費公開，供社會大眾、學者取用。期刊的收費對象也轉為向作者收費──也就是做研究、寫論文的學術研究者們。

學術期刊OA風氣催生向作者收費的模式，某些圖謀不軌的出版商從中看見不當牟利的機會，開始假借學術發表行詐欺之實。他們利用乍看難以辨認的山寨命名法，創立一本又一本有模有樣、以假亂真的期刊，包括：挪用知名的指標性期刊名稱稍做微調，冠上國際（International Journal of…）、歐美先進國家（American Journal of…）、多個學科名稱等字眼，誤導不熟悉學術發表生態，或單純稍未注意的學者。缺乏圖書館機構長期建立的審核機制，學者現在必須自行過濾期刊品質，但平常已經為了研究焦頭爛額，一不小心就可能步入圈套。

20世紀末以來學術期刊收費對象從讀者端，轉移到作者，助長圖謀不軌的出版商，將學術出版當作一門生意，為剝削作者、賺取各國政府補助等，創立無數以假亂真的期刊。
圖片來源／Unsplash

網路科技進步、電子出版趨勢，以及資料開放取用的風氣，雖有利推動學術進展，卻也創造不當牟利的空間。林奇秀想知道：「如果我們把掠奪型期刊當作一種學術環境的有毒物質，現在它有多大程度已經污染到我們的世界？」

比爾的清單（Beall’s List）

誰是掠奪型期刊──誰說了算？跟多數掠奪型期刊研究者一樣，林奇秀使用了比爾的清單（Beall’s list）做為調查基礎。「這是一位志願人士從2009年開始，在網路上透過自力調查結合學者回報，所編纂的掠奪型出版商與期刊清單。」這位志願人士，便是美國副教授級的圖書館員Jeffrey Beall，他也是第一個使用「掠奪」一詞描述特定學術期刊與出版商的先行者。

Jeffrey Beall邀請學者專家審議，甚至親自聯絡出版商，彙集各方資訊，透過一致的判斷標準清楚羅列許多高度嫌疑的掠奪期刊。比爾的清單可說是學界福音，但它當然不是毫無爭議，從不肖出版商的角度來看，這份清單簡直在擋人財路。林奇秀指出，比爾的清單一再受到攻擊，包括有出版商提起訴訟並索取高額賠償，意圖造成學界的寒蟬效應；也曾有人假冒Beall的名義散播黑函，企圖毀損清單信譽。沉重壓力甚至讓比爾的清單在2015年短暫關站，後來才又在其他網頁上重生。

JJeffrey Beall從2009開始，透過各種調查彙集成比爾的清單（Beall’s list），提醒全世界研究者小心掉入掠奪型期刊陷阱。但Beall’s List在2017年1月已經永久關站。目前網路上可公開查詢的Beall’s List，是匿名人士將關站前最後一個版本重新張貼，且繼續維護、更新清單。
圖片來源／wiki

無論如何，比爾的清單仍是最完整。林奇秀帶領研究團隊一一追查清單上的名字，發現許多出版商網站已經「404 not found（連結失效）」，很可能是因為受到質疑便人去樓空。

更奇怪的是，林奇秀還發現大量「空殼期刊」，彷彿有些出版商在亂槍打鳥，先創立一堆虛有其表、實際上不曾出版（或文章發表量極少）的期刊頁面，只是為了等待懵懂的投稿者不經意踏入陷阱，淪為待宰羔羊。

追查：最常被掠奪的領域與國家

以2013年12月27日為基準點，林奇秀清查出12,606份掠奪嫌疑期刊，其中四成不是連結失效就是空刊，最後剩下7,775本仍「存活」的期刊。這些期刊裡，屬於科學領域的高達九成；其次是社會科學領域，接近三成（跨領域的期刊會重複計算，比例相加大於100%）；最少的則是人文領域。在科學領域底下，又屬STM領域，即科學、技術、生醫領域（Science, Technology, Medicine）最受掠奪型出版商青睞。

在「活著」的掠奪嫌疑期刊當中，最常見的便屬「科學領域」期刊，其中又以「科學」、「科技」、「生醫」三個次領域三分天下。為什麼會這樣？相對豐沛的研究經費是一項關鍵因素。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仔細想想，其實就是看哪些領域的研究經費最豐厚，就最可能成為掠奪對象。」例如各國政府大量投以補助的生醫領域，掠奪情況就非常嚴重，也最常出現在相關新聞報導中。

為進一步瞭解掠奪型期刊在哪些國家特別猖獗，林奇秀從數萬篇期刊論文裡抽樣11,419篇，檢視分布情況。他發現掠奪嫌疑期刊的論文作者主要來自前五大國家，分別為印度（32%）、美國（11%）、奈及利亞（6%）、中國（5%）、伊朗（4%）。相對而言，臺灣的比例頗低，佔不到百分之一。

「投稿到掠奪型期刊的學者，並不是都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其實美國的比例也很高。」做為學術先進大國，為什麼美國學者也常成為掠奪對象？林奇秀從更深遠的脈絡省思，美國高教領域的高度競爭性，publish or perish（發表或消亡）的學術工作環境，可能是重要成因。

防範與反制之道？

面對甚囂塵上的掠奪期刊，寫論文的學者、研究生該如何防範？林奇秀指出，最簡便的辦法就是參考比爾的清單，排除高度疑慮期刊。另外，只要仔細檢視，掠奪期刊的網站資訊往往並不完整（有些是從其他期刊網站直接複製貼上），提供的聯絡資訊與地址可能根本不存在，更有謊稱自己被收錄於知名資料庫、謊報影響力指數的誇張案例。因此，多方查證絕對是避開掠奪陷阱的重要原則。

然而，當學界逐漸認知到掠奪期刊的存在與危害，部分出版商也開始運用更混沌的策略，例如形式上依循傳統的同儕審查機制，也發表了一些有水準的文章，並且爭取學術資料庫正式收錄，遁入「灰色地帶」。這些期刊或許不乏知名學者的研究發表，卻也摻雜了品質堪憂的論文，成為當今學術出版界的曖昧存在。

除了參考比爾的清單，仔細瀏覽期刊網站資料，包含確認網站公告訊息的真偽，確認地址是否存在等多方查證下，仍可遠離掠奪期刊的危害。
圖片來源／Unsplash

因此，最重要的是建立正確的投稿心態：「除了辨認掠奪期刊，避免投稿到『黑名單』期刊，最理想的做法應該是反向思考：建立『白名單』，只把稿件投到可信任的正派學術期刊。」林奇秀強調。

後掠奪時代的省思

學術界的掠奪行為，有時仍防不勝防。林奇秀回憶，自己尚未開始研究掠奪期刊前，也曾誤入一場「疑似」有掠奪特徵的國際研討會：「當時，來自各國的學者都依照會議流程，一本正經討論各場次安排的議題，實際運作沒什麼大問題。奇怪的是：主辦單位從頭到尾都神龍見首不見尾，變成一場『只有參與者、沒有主辦人』的研討會。」

後來回頭調查，原來聲稱主辦的學會單位除了辦各種主題研討會之外，並沒有其他對學術社群具建樹的學術活動，似乎只想打著專業學會的名號收取會議報名費。「一場國際會議的報名費，行情800美金起跳，對不肖廠商而言確實有利可圖。」

最後，除了不斷宣導學術研究者自身應當如何防範，更不該忘記體制層面的問題。林奇秀提醒，無論投稿到掠奪期刊的學者動機為何──是有意要「衝發表量」，或無意間「落入掠奪陷阱」──都不能忽略當代學術體制追求高度生產力，有時過度依賴以量化角度對學者執行評鑑，種種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形成的發表壓力。如何建立新的制度平衡以抑制掠奪行為，是學術界未來值得省思的議題。

面臨追求高度生產力的學術體制，林奇秀提醒，如何建立新的制度平衡以抑制掠奪行為，是未來學術界值得省思的議題。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奇秀（2014）。掠奪型開放取用期刊之探索性研究。科技部（現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奇秀、賴璟毅（2014）。開放近用的陰暗面：掠奪型出版商及其問題。圖書與資訊學刊，第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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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深入淺出帶出一種嶄新的地理學3D（甚至是4D）視野。

地理課本書頁上平面印刷的區域地圖、等高線圖、各種「圈」的理論概念（邱念圈、商品圈、都市圈），在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教授眼中，已不足以掌握人與環境之間複雜、立體、多樣且持續演變的關係。「山、海、風、光、空氣、地底──人類與周遭一切空間元素之間的互動，都能視為嚴肅的地理學課題。」坐在研究室書牆前，簡旭伸將音響播送的古典樂調低音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的簡旭伸，致力從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角度，關注人與環境的關係，從永續發展到國際援助都在其研究主題之列。為了完整捕捉人與環境的關聯互動，他積極推動「加入Z軸」的量體地理學觀點，帶我們看見三維空間與人的關聯互動。

量體觀點的地理學研究拒絕將空間化約為平面，而是將人「放回」三維、立體、流動的空間／環境，瞭解兩者之間繁複多重的互動關係。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當代地理學家不僅關心大地，更關照「量體」（volume），這樣的視野如何豐富我們對人與環境的理解？簡旭伸以地理思想史為經，實際研究案例為緯，最終扣回人對環境、天氣、地域的身體與情感經驗，深入淺出講解嶄新的地理學3D（甚至是4D，XYZ+ Time 時間）視野。

量體轉向：地理思想的躍進與蔓延

過去，地理學研究習慣以「土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關注農業、土地、產權、商業圈等主題。「土地是平面、固定，且可精密切分的。人能夠擁有並且控制土地，進而認為一切事物都能以理性進行劃分歸納，這其實承自啟蒙時代與現代化的思維。」簡旭伸解釋，「當我們被這種想像給限制，就會忽略人與空氣、海洋、地底的關係，產生許多盲點。」

他以一個簡單比喻說明「量體」與舊時地理觀點的差異：人在開車，靜止不動的路面彷彿固定的背景；而當人在駕駛帆船，移動的不僅僅是人與船，下方的海流、周遭的風也共同造就帆船馳騁海上的場景。人類與環境的關係，不只是與靜態土地之間的關係，更是身處於偌大、立體且流動的「量體」中，與其交織互動的動態過程。

哲學家、地理學家們認為，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人與「地球系統」各元素間的關係，所以過去被歸為「自然科學」的大氣、海洋、地底等議題，近來逐漸納入地理學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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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注意到認識論上的差異，近年的氣候變遷也是量體轉向的關鍵因素。長久以來的人文地理學教科書提到「人與環境關係」議題，雖有土地、農業、自然、地景等章節，卻很少針對地球系統進行深入討論。大學課堂上教授地理思想史與區域地理相關課程，同時任職於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位學程的簡旭伸指出，直至20世紀末，人類驚覺自己正對地球造成嚴重的氣候變遷與生態災害，才意識到大氣系統、季風與洋流、萬物滋長的生態系，都並非人類所能一手掌控。哲學家與地理學家相繼主張，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人與「地球系統」各元素間的關係。過去被歸為自然科學的大氣、海洋、地底等議題，急需在「人類世」（Anthropocene）下納入人文地理學研究範圍。

量體轉向的學術省思，源於氣候、生態議題，後則開拓出更加寬廣的可能性。浩瀚空中有雲霧、天氣、飄散的花粉、酸雨甚是是核子塵；看似穩固地面下潛伏地下水層、地洞、坑道、地下管線等；由陸地向外望，還有流動的海洋與季風；水在固、液、氣三態之間轉換，化作河流、蒸氣、雲霧、冰川，以及冰雹。生活其間的人們如何與環境互動，進而產生什麼身體、情感經驗，甚至引發政治鬥爭、殺伐？

「量體地理學不只是三維的、立體的，更是流動的、開放的、政治的、情感的。」簡旭伸自己的一大經典研究案例，就在探討「中國雲水政治」。

天上的「雲」成為「水資源」，「天氣」也成為一種「政治」

傳統中國宇宙觀相信「天人感應」，天象若有異變，會被視為地表人間事務的體現、徵兆。這種為自然現象賦予世俗意涵的觀念，在現代科學思想普及後早已退卻。然而隨著科技進步，「人造雨技術」問世，讓中國政治、人民與天氣的關係，再次發生微妙轉變。

藉由降低雲層溫度以製造降雨的人造雨技術，通常用於乾旱、火災等特殊狀況，簡旭伸卻觀察到，這項技術在中國創造出意想不到的社會與政治效應：中國地方政府不僅頻繁使用人造雨技術來解決當地生態與農業問題，「今天有沒有下雨」甚至成為「面子工程」的一環。

簡旭伸回憶說：「疫情前，我去過一次武漢。搭計程車和司機聊天時，他跟我抱怨：市長昨天沒做事。我問為什麼？他說：昨天我們辦馬拉松，結果下了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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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旭伸指出，相信政府有能力「馴服」並「操作」天氣、將雲朵變為雨水，已是深植中國人心的想法。如果一個省份先將雲水給打下來，等於其他地方的雲水被瓜分，這也使中國各地方政府出現「競爭空中雲水」的現象。

「我原本做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看見非常多地方政府競爭中央資源與關注的現象，只是沒想到，連空中的雲水都能成為競爭目標。」簡旭伸分析道。

話題轉到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做為少數夏季也能辦奧運、冬季也能辦冬奧的城市，北京並非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而是政治、面子的考量，加上國家動員之人為力量使然。

2022北京冬季奧運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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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哪來足夠的雪舉辦冬奧？」沿著南水北調系統一路追蹤，簡旭伸發現北京的水源大量引自長江中游，橫跨湖北、河南二省的丹江口水庫。

而丹江口水庫如何確保水量不僅足供當地使用，還能穩定北送？「只要有雲飄過來，就把雨水打下來。」他補充解釋，使用人造雨技術的國家，多是碰到需求才調度機器上場，但丹江口水庫周圍的人造雨設備，卻是採取「定點化」、「常態化」設置。

「湖北省空中的雲，被人工力量變成水庫內的水，透過南水北調送到北京，再用技術變成冬奧所需的人造雪。」對比2014年南京青奧開幕式卻是下雨天，除了天氣條件不同，兩地的政治層級差異更是關鍵。北京市長是中國最重要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之一，政治權力足以調度北京軍區空域，讓渡資源來影響天氣；南京則只是江蘇省十三個地級市之一，市長的政治份量顯然不足。

這便是中國辦理國際賽事背後的量體地理與政治：水，在中國經歷長程旅行與種種人工操作，反映特定政治體制如何結合當代技術，形塑人類與環境的關係。「中國是少數把雲水政治做到淋漓盡致的國家。」簡旭伸感嘆，「然而，不受民主治理節制、資訊不夠公開透明的天氣工程，乃至地球工程，未來可能帶來無法想像的後果。」

值得一提，簡旭伸「中國人工影響天氣運作」的文章，發表在國際期刊《地球論壇（Geoforum）》後，受到國際媒體如：美國CNN、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亞洲自由電台 (Free Asia Radio) 、英國衛報 (Guardian) 、印度Down to Earth等媒體報導 (詳閱請至文章下方「延伸閱讀」。) ，顯示利基臺灣的中國治理相關研究，若能兼具議題即時、原創觀點，仍可創造一定國際能見度。

「因為空汙看見風」──空氣的流動與政治

對比土地與水，「空氣」更加無形無色、自由穿梭流動、充滿不確定性，如今也備受地理學家、社會大眾重視。2018年臺中市長選舉，空氣汙染就成為熱議焦點，顯示「地方治理」的意涵不再只是治理疆界內的土地，更要管理好圍繞市民周遭的「空氣」。然而，無形的空氣如何治理？當人民碰到空氣與風的難題，又該怎麼因應？

簡旭伸曾指導研究生深入高雄大林蒲社區，當地除了西南側在填海造陸後尚未開發，四周幾乎全被工廠包圍。居民的日常生活充斥清除粉塵、隔絕空汙等勞動，更練就一身以感官辨認當下空氣品質的本領。唯有夏季從海那方吹來的西南季風，能夠帶來短暫的清淨空氣。

因此，當高雄市政府推動在填海區打造遊艇產業園區的「南星計畫」，馬上遭到社區民眾強烈反對，成為臺灣第一個，也可能是唯一一個以「保護風」為宗旨的社會運動。「保衛西南風」運動不僅成功阻止開發案，更催生「西南瘋音樂祭」，深化當地人與風之間的關係。

「空汙議題凸顯了：流動的空氣與風，其實早就跟當地人的生活緊密糾纏。」簡旭伸說，「海風的鹹味，連結到居民過去港邊生活的歷史記憶，彷彿可以跨越感官，藉由風的氣味望見海洋。」簡旭伸從量體觀點省思高雄大林蒲的空汙議題，發現居民與天氣世界相互呼應、緊密的動態關聯。

風能吹走汙染，卻也可能吹來威脅暗影和死亡氣息。簡旭伸指出，2019年香港佔中運動，政府用以驅離鎮暴的「催淚瓦斯」，便是政權利用空氣流動特性管理人民的鮮明案例。而催淚瓦斯的始祖，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襲擊法軍領地施放的毒氣（氯氣），只是用途、攻擊性至今經過調整，「馴化」為針對國內人民使用的低濃度化學武器。

空氣與風的量體議題，折射出經濟開發與社區福祉的拮抗，國家與人民的對峙關係，以及戰爭殺伐的型態轉變。這都是過去探討人與環境關係研究相對忽略的觀點。

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毒氣做為戰備武器，在人類歷史產生重大改變，從此只要改變敵人周遭的環境，無須肉體接觸，就能控制對方行動。「德國哲學家Peter Sloterdijk（1947-）甚至認為，人類在真正意義上邁入20世紀，並非紀年上的1900年，而是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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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有感」的「天／空／氣之環境舒適度」

踏出地理學專業圈，一般人如何感受和理解自身所處的環境？簡旭伸也與校方、社區合作，結合公民科學理念推動「環境知情權」，並嘗試運用量體地理知識，改善人們的學習與生活。

當代地理學處理的問題具高度複雜性，必須仰賴跨領域合作才能透徹瞭解。簡旭伸強調，這不只是指社會科學內部的跨領域，更要跨及自然科學、人文學，以及諸多實踐與田野場域的多方合作。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以前學生上課睡覺，都是老師怪學生、學生怪老師。」簡旭伸笑著說，「我們跟臺大教務處合作，在各大型教室安裝微型感測器，發現重點是二氧化碳濃度太高，也就是通風問題。」另外，包括路燈啟閉時間點的設定，校園各處的噪音監控，皆能透過感測器加以測量評估。

結合風、光、濕（度）、溫（度），空氣質量、噪音等偵測儀器的微型感測器，是簡旭伸的秘密武器。透過微型感測器，可得知哪些地方又髒、又吵、又熱、又暗，再透過資訊開放，有助於建構一套在地化的「環境舒適度」指標，幫助居民快速掌握。

這個環境舒適度健檢系統，包含：機器研發、量測校正與資訊系統建置等，可見環境（量體）議題需要自然科學、機械工程、資訊管理、社區營造等跨領域合作。簡旭伸興奮地說：「難度高卻有樂趣無窮，很難想像竟然有機會和其他老師跨領域合作，還共同申請了一個專利案！」。

跨域合作，開展人與環境的創新知識體系

跳脫傳統、持續開創新方向的研究能量，並非只憑一人之力。簡旭伸回憶，當初會從政治經濟研究轉向「加入Z軸」的量體地理研究之路，源自於臺大地理系屬於理學院，同時有地球科學系所的制度背景，才有機會接觸大氣系學者，以及相關學問，進而在中國霧霾、雲水議題上有所交流。

「人與量體環境議題，還有太多研究題目，必須跨領域合作才能實現。」簡旭伸說，科學中「三維量體」這類詞彙，其實就像人文地理學常提及的「空間」，不止具有自然科學意義，還蘊藏更豐富的人文社會科學意涵。例如：大氣（atmosphere），可以是空氣污染作為一種大氣自然特徵 （nature atmosphere） ，也可以是因為空污議題在選舉過程中造成兩造「政黨氣勢 （political atmosphere）」消長。這些都需要透過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的交匯，才能一同攜手開展人與環境的創新知識體系。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簡旭伸（2011-2014）。中國環境治理：統合協力治理觀點──子計畫四：權力、資本、論述與生態城市：以中國為個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CHIEN, Shiuh-shen*, Dong-Li HONG and Po-Hsiung LIN (2017), Ideological and Volume Politics behind Cloud Water Resource Governance- Case of Weather Modification in China, Geoforum, Volume 85, pp 225-233,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7.08.003
簡旭伸（2019）。再理論化量體政治: 以臺灣與中國霧霾治理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廖昱凱、簡旭伸（2019）。地理學中的量體轉向：領土立體化、地球物理政治與環境中的情感氛圍。地理學報，92，1-29。
張怡婷、簡旭伸（2021）。量體流動與風的時空政治－以大林蒲的空氣污染為例。臺灣人類學刊，19，147-188。
潘怡帆、鄭毓瑜、李育霖、周泰立、簡旭伸 (2022)「生之動」的跨域共感:時空意識、認識體系與描述的關鍵性. 中國文學學報第十二期，1-16 頁。

延伸閱讀
01.印度／Down to Earth
Weather modifications by China need more discussions on its ethics
02.美國／華盛頓郵報
The Winter Olympics could highlight China’s innovative — and troubling — efforts to control the weather
03.美國／CNN
China to expand weather modification program to cover area larger than India
04.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冬季奧運
綠色情報員：北京穹蒼（上） “冬奧藍”的運動進行式
綠色情報員：北京穹蒼（下）改變天氣顧得了面子？
05.英國／衛報
China plans rapid expansion of ‘weather modification’ efforts
China ‘modified’ the weather to create clear skies for political celebration –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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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黃慕萱，運用書目計量方法（Bibliometrics）研究「撤稿」現象，同時對大學評鑑制度、排名系統進行多項研究。
攝影／林俊孝

從國立臺灣大學的正門迎向椰林大道，左側依序有文學院、土木工程學系館，右側則是生農學院、園藝系、森林系，繼續深入校園，化工、數學、電機、外文、心理……錯落各處的系館建築，代表著一個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彷彿每跨過一條柏油路，便能抵達研究旨趣與技術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從理工生農到人文社科，所有領域的學術研究者都有個共通的工作項目：撰寫、發表論文。

將埋首研究的成果落筆成文，經過同儕審查的錘鍊，發表於專業期刊上，是一名學者累積自身履歷的方式，也是升等的依據，更是衡量一所大學或學術機構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問題是，已經發表的論文卻有可能遭遇「撤稿」的命運，這是怎麼回事？一所大學又該達到什麼標準才稱得上是「好大學」？

當新聞報導某學者陷入「撤稿風波」，或者某大學排名掉出前百大之外，往往無法真正傳達完整的背景資訊給閱聽眾。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講座教授黃慕萱，運用書目計量方法（Bibliometrics）研究「撤稿」現象，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的她，也對大學評鑑制度與排名系統進行了一番探究。

撤稿：學術界一種「正常的異常現象」

黃慕萱發現，遭撤稿的學者大多屬於「一次撤稿者」，只有極少數屬於多次撤稿的累犯，很可能抱持著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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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臺灣某位學者因涉入審查過程造假的學術醜聞，導致其發表於國際期刊的60篇論文皆遭撤稿，而後續引發的一連串政治效應，也讓「撤稿」議題受到大眾高度關注。這便是黃慕萱開始研究撤稿現象的契機。

「回到學界現實，撤稿究竟是怎樣的現象？」黃慕萱起先在課堂帶領學生初步討論，而後逐漸形成系統性的研究計畫。她著手分析各大學術資料庫的撤稿公告，指出撤稿現象其實是「學界運作常態中的偏差」，或者說是一種「正常的異常現象」。

照理而言，學術論文的撰稿與審查是極為細膩的過程，如果一篇論文在發表後仍發現細節小錯，作者可以透過「更正」程序來處理；但若是資料蒐集，或者分析過程中出現重大錯誤，便須以撤稿處置。黃慕萱發現，遭撤稿的學者其實高達八至九成屬於「一次撤稿者」，整個學術生涯只有那麼一次記錄；只有極少數學者屬於多次撤稿的累犯。

「當然，絕大多數的學者畢生都不會經歷撤稿。」黃慕萱解釋，「撤稿固然代表作者並不夠嚴謹，卻還是會發生，畢竟人難免有犯錯的時候。」至於那些三番兩次逾越界線的多次撤稿者，很可能抱持惡意心態，可能就不能以那麼寬容的態度看待。

撤稿面面觀：原因、領域、時代的差異

當民眾在媒體上看到有學者慘遭撤稿，到底該同情，還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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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上看到名人、學者遭到撤稿，當初的研究隨之變成廢紙，到底該給予寬容，還是譴責？黃慕萱的觀察重點是「原因」；當撤稿事由不同，所代表的嚴重程度與對學者生涯的影響也不一樣。審閱大量撤稿公告，她將撤稿原因區分為兩大類：與「內容」有關以及與「作者」有關。其中，論文雖然可能因作者涉及利益衝突，或者違反期刊政策被撤下，但多數撤稿案例主要還是與「內容」有關。

最常見的撤稿原因為「內容錯誤」，舉凡原始資料、分析結果、研究方法、圖片呈現、實驗材料等各環節都可能出錯，釀成論文結論有誤的嚴重後果。有時是論文原作者自己發現錯誤，向期刊申請撤稿，這種情況並無須過度苛責。

第二常見的原因則是「內容造假」，比如無中生有捏造數據、操弄圖片以呈現更「漂亮」的研究結果，黃慕萱特別指出，這類違背基本研究倫理的作法相對難以原諒。至於第三常見的撤稿原因，則是「重複利用」，包括一稿多投、自我抄襲等形式。

黃慕萱提出的撤稿原因分類架構中，最常見的仍是內容問題，包括內容錯誤、造假以及重複利用，由於一篇論文被撤稿可能同時涉及不只一項原因，三者比例在重複計算下總和大於100%。過去很少有研究對包羅萬象的撤稿原因進行有系統的歸納或分類，所以較難分析不同研究領域的撤稿原因是否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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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慕萱發現，最常出現撤稿的生醫領域期刊文獻，問題其實主要出在「圖片」：製作細胞組織等生物分子影像時，學者容易使用錯誤或不當的方法，乃至刻意修圖，進而遭到懷疑、檢舉與撤稿。

異常現象反映日常秩序，從各式各樣的撤稿原因，即可窺見學者在論文寫作上需要注意多少細節，以及必須忠於證據、誠實報導等倫理原則。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代進展和資訊流通的加快，一篇學術文獻從發表、刊登到被發現有誤而遭撤稿，歷經的時間差越來越短。「2001到2010年間，被撤稿的文章平均已經發表5年；但到了近10年，有問題的文章幾乎馬上就會被撤稿。」黃慕萱分析道。

好學者、好大學，誰說了算？從同儕互評到書目計量法

什麼才是好論文？同儕互評、書目計量學就真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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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觀察撤稿現象，黃慕萱也長期投入「學術評鑑」的研究。所謂學術評鑑，簡言之是針對學術機構與研究人員的表現評估。然而學術工作具備高度專業性，產出的成果甚至可能艱深難懂，該如何對其品質做出客觀評定？

「Peer review，同儕互評，是學界的悠久傳統。」黃慕萱解釋，「就像論文發表必須先經過同儕審查，我們要評鑑任何一個系所，也會聘請該領域中其他專業委員，透過他們的意見來評定、把關學術單位的工作表現。」

然而交由學術同業執掌評鑑，不僅勞師動眾、成本較高，還容易被質疑過於主觀。「有些人會半開玩笑，peer review會不會是反映學者的公關（public relation）做得好不好，兩個都簡稱PR。」

為了追求客觀公正，以數據分析為本的「書目計量學」於焉興起。既然做研究的最終產出都是論文，學者的論文發表數量、發表期刊的品質以及論文本身被引用的次數，自然可視為學術表現的客觀指標。綜合這些數據，便構成了學術研究者的KPI（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黃慕萱點出，注重量化指標的書目計量方法，變相鼓勵學者「快速量產論文」，間接導致造假、重複利用等不當行為發生。
攝影／林俊孝

「但你覺得這個方法好嗎？」黃慕萱點出，注重量化指標的書目計量方法，幾乎形同鼓勵學者「快速量產論文」，相反的，導致須經年累月琢磨思考一個研究問題的傳統模式難以運行。「體制要求學者寫更多論文，更嚴重的影響，就是變成造假、重複利用等不當行為的誘因。」

此外，偶爾也會出現引用俱樂部（citation club）的現象。「論文作者的自我引用，通常會受到比較嚴格的規範。」黃慕萱解釋，「但如果是相同領域的三、五名研究者慣性互相大量引用，不僅能快速累積帳面引用數，也不容易被偵測到。」

換個角度，分析學術論文的引用關係，偶能意外發現作者本人不會輕易說出口的實情。黃慕萱透過引文分析發現，學界常能見到兩位學者有「共被引」關係（兩人寫的論文常被其他論文一起引用），雙方卻幾乎不曾互相引用的情況。這表示兩人的研究主題、方法、觀點高度相關，才會經常被相提並論，然而他們卻不太參考對方的研究成果，這也多少反映出學者間的人際網絡狀況。

同儕互評注重學術同行的專業判斷，書目計量則以學者產出的論文書目資料為主體，兩者各擅勝場，應為彼此截長補短的互補關係；至於兩者的權重分配，則應視研究領域的特質而定。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同儕互評與書目計量各有優缺點，兩者如何權衡運用？「這又要回到研究領域的差異。」黃慕萱說，「理工生農醫領域相對適用書目計量法；人文社科領域的評鑑標準就比較難拿捏。」舉例來說，近年社會科學領域熱烈進行本土化研究，但若論文發表於國內期刊，數據上的表現可能就不那麼「亮眼」，但不等於研究品質不夠好。

多元方法、多重指標：邁向客觀公允的進路

媒體上的世界百大大學、企業最愛大學等，琳瑯滿目的各種排名，又該怎麼看？圖為臺大文學院頂樓。
攝影／W. Xiang

談到以量化角度評估學術表現，大眾媒體最熱烈關注的相關話題，無非是「大學排名」。黃慕萱坦言，許多人認為排名抹平事物的多面性，是一種最差的量化方式。「但說實在話，從小學生到大學評鑑，每個人都渴望看到排名，因為這是最能快速、簡單得知自己定位的方法。」

評鑑一所大學，不只是為研究成果、教學表現打分數，亦須納入行政效率、國際化程度等面向。各項目的評估標準、彼此間的權重分配，更是難題。「我們都沒坐在教室上課，如何衡量其他老師的教學表現？」黃慕萱說，「所以只好採用如生師比等間接指標，當一位老師平均照顧比較少學生，就視為教學品質較好。」

各種排名、指標猶如瞎子摸象，各自所見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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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排名指標的計算方式具一定任意性，每一套排名系統的結果往往不盡相同。「就如同瞎子摸象，每個人摸出來的結論都不一樣。」黃慕萱比喻道。

舉例而言，臺灣大學2022年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中心QS世界大學排行第68名，卻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THE排行第113名，掉出百大之列。從新聞媒體到大學本身，鮮少細究背後的指標意涵，而是常以表面排名大作文章。

在黃慕萱眼中，即便排名系統存在差異，仍不至流於相對主義。「除了跨年分的排名變化趨勢是一個判斷大學有沒有進步的依據外，一所真正的好大學，就算用不同面向、權重作評估，結果都應該一樣好。」她說，「比如耶魯、劍橋的排名相對穩定，臺大在不同系統的排名落差就比較大，表示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空間。」

如果說學者負責研究這個世界，誰來研究學者？將複雜多面的學術活動化作數字與指標後，如何正確詮釋與運用，才是真正關鍵的問題。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黃慕萱（2006）。社會科學者學術評鑑之研究：以經濟學者與社會學者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黃慕萱（2019）。學術論文撤稿現象之探討：撤稿論文特性、撤稿原因及其影響力關係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特約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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