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彭仁郁負笈法國，花了6年作田野調查、實習、完成博士學位，又再花了6年，才取得臨床精神分析師資格。談起這段經歷，彭仁郁說當時正在猶豫是否要出國深造時，剛好讀到鋼琴家琳達‧卡汀（Linda Cutting）一點一滴重建創傷記憶的自傳《記憶空白：鋼琴師的童年、音樂與傷痕》（Memory Slips: A Memoir of Music and Healing），讓她下定決心鑽研這個領域。

書中敘述天才鋼琴師卡汀幼年時遭受父親性侵，隨著年歲漸長，儘管被性侵的記憶曾藉由音樂而逐漸淡忘，但於25歲的新秀首演時，現場一位遲到觀眾突如其來的腳步聲，使卡汀出乎意料地陷入解離狀態（dissociation）。

幼年時期被性侵的記憶，忽然如快拍影像般浮現，失去樂譜記憶的雙手懸滯在琴鍵上方，第一個樂句以後，是一整片空白。破碎不已的受暴記憶驀然湧現，使卡汀開始無法正常言語，她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療養。在一連串的波折之下，卡汀終於在1995年重返舞台。

「卡汀的故事是我的第一個『案例』，我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嚴重暴力的創傷記憶會被忘記？為什麼經過長期練習而幾乎已被身體記住的音樂會化為烏有，甚而讓一個人失去原本精湛的技能？」彭仁郁的眼神帶著堅定。

彭仁郁經由調查實際案例，研究受創主體的內在狀態。
攝影／張傑凱

當家內性侵發生時，一個小孩要承擔多少壓力？

彭仁郁指出，現在臺灣對於未成年強制性交的法制化和社會扶助，確實已有長足進展，但家內性侵的通報比率仍偏低，政府提供的處遇也不見得能滿足受害者需求。

由於大部分家內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年齡較低，性意識尚未啟蒙，且與家庭成員關係緊密，反而也就更容易相信加害人諸如「小朋友要乖乖聽話」、「這是愛你的方式」、「只是跟大人玩遊戲」等說詞。

孩子通常不會防範家人，往往要等到學校性教育課堂上談論性議題，或旁人談論性侵事件的態度，才隱約察覺不對勁。

「在大部分的童年性侵案件裡，受害者通常難以靠自己的判斷，來掂量自己受暴的嚴重性。」彭仁郁說道：「同時，整個社會也不斷在灌輸集體的評斷，包括以妖魔化的方式描繪加害者，並對受害者抱持著標準化的想像，往往容易擊潰受害者的情感依附和心理秩序。」

家內性侵的複雜性正在於施暴者同時是親近的家人，然而無論是一般人的觀感、社會處遇或司法體制，仍習慣斷下善惡二元對立的評價，使得亂倫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加大，導致受害者產生新的傷痕。

受害者可能為了保護加害者，或不想成為「破壞」家庭的人，選擇忍氣吞聲，因而出現「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他／她不是壞人啊？」、「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是不是不該說出來？」等自我否定和自我歸咎的想法。

對受害者來說，應當是避風港的親愛家庭，卻成為難以面對的痛苦來源。
繪圖／李昀

彭仁郁指出：「家庭性侵事件的未成年受害者往往不太願意接受社工、師長或檢調單位的協助，主要原因在於，在自我保護和保護家人之間，難以找到兩全的解決方法。」

一般情況下，當學校老師發現孩童精神不好、有複合性家暴性侵等情形，為了保護兒童而必須向主管機關通報。但彭仁郁說其後檢調的一系列動作，往往容易讓家人指責孩童是「說謊者」或「告密者」。

由於通報後進入訴訟程序的雙方依然是一家人，對受害者來說，這些外來的「幫助」形同強制她／他「背叛」家庭，或是逼迫家人選邊站，讓搖搖欲墜的家庭關係進而崩毀。

彭仁郁肅然道：「實際上，孩子只是想要停止加害者性侵或施暴的那個行為而已，並不想與家人分開。」矛盾的是，當法律保護機制啟動時，受害者便會與家人敵對相向。

創傷主體的發聲困境

「這真的相當兩難。」彭仁郁感慨，許多專業工作者經常反映，性禁忌、性汙名與傳統家庭價值是阻礙通報的重要因素。受害者往往會擔憂社會觀感而備感壓力，特別在臺灣社會「家醜不得外揚」的傳統觀念下更是如此。她提到：「專業工作者在處理案件時，遭受的不只是被害者家族成員的抵制，有時甚至是一整個社區的敵意。」

除了通報上的困難，當事人是否能被好好的「信賴」也是難處。

相較於語言表達能力未發展完全的孩童，具有社經地位且善於表達的家長，可能運用誠懇的言詞，聲稱孩子的控訴僅是幻想，說服有關單位不要介入。

此外，受害者也可能因長期受暴，而對於他人的言行接觸有更多防衛心，或令人看來誤以為是精神疾病的徵狀，這些與人相處的言行舉止，都可能引發別人質疑其話語的真實性。

「當受害者被標示『瘋子』或『病人』，便不會有人相信他的言語。」彭仁郁強調此時受害者便更加確信，加害者可以全面掌控她／他的生命，讓她／他永遠無法脫離原生家庭的暴力。

過於善惡二元對立的負面評價往往容易擊潰受害者的情感依附，成為新的傷痕。（此為情境圖，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Pixabay

性侵伴隨著的不只是肢體暴力，還有心靈摧殘、言語暴力與情感操縱等行為。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有時性侵事件中的性行為本身甚至不一定是最嚴重的暴力。

彭仁郁提到：「儘管理性告訴受害者，過錯來自他者，但他／她們依舊會責怪自己無知、脆弱或不知躲避。當受害者接納了加害者推卸責任的說詞，反向地斥責自己，將錯誤攬在自己身上，以致反覆進入自我毀傷衝動的黑洞，那是更可怕、更無處可逃的困境。」

也因此，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種場景線索，尋常的肢體接觸，都極有可能成為喚醒創傷記憶的鑰匙，彭仁郁補充道：「受害者長期身陷緊繃的情緒，連簡單的握手、完全沒有性意味的觸碰，都可能感到極為不舒服，久而久之開始漠視自身的情感、情緒與身體，貶低自己的價值。」

受害者可能因為精神症狀、羞愧與罪惡感、避免再度喚起創傷，或出自於對家庭的情感等原因，無法詳實描述受害細節。但在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之下，當事人必須要有詳實且具體的案發描述，臺灣司法檢調單位才能起訴加害人或核發保護令。

彭仁郁說道：「是以，如何在受害者難以具體說出受害事實的情況下，對受害者（尤其是成年受害者）提供保護，是現行體制下專業工作者一致認為難以解決的困境。」

建構社會聯繫和互助平台

除了探討性暴力對身心層面造成的創傷，彭仁郁同時檢視現行心理衛生、社會福利與司法制度處理這類案件的困境。

「許多被害人無法獲得家庭支持，安置機構與互助平台就必須重新支撐起受害者渴望的關懷、協助與庇護。」彭仁郁說：「可是臺灣的助人專業領域是被切分的，在受害者向制度尋求助的每個環節中，必須運氣很好，才能遇到願意瞭解與相信的警察、檢察官或醫護人員。畢竟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較為輕忽的對待，便又會使得被害人心生畏懼、再次退縮。」

除了協助受害者維護自己的法律權益，如何讓受害者回到社會中正常生活，正是專業人員努力的目標。
圖片來源／Pixabay

不論經驗深淺，當專業助人者協助曾遭遇極度暴力創傷的受害者，往往都會感到如履薄冰。一方面要注意尊重對方的界線，另一方面也需要適時靠近，協助其從混亂糾結、令人窒息的情緒團塊中掙脫。

「然而，」彭仁郁表示：「就連專業的心理師也很難想像受害者內心的破碎程度，導致在處遇的過程中，容易將嚴重創傷個案推往精神疾病的範疇，無法被療癒的關係網絡承接。」

由於部分創傷的外顯症狀的確容易與某些精神病症混淆，例如：人格裂解、恐慌、憂鬱與自毀傾向等等。因此彭仁郁認為若不真正進入受害者的生命史，便很容易誤判。她提及臺灣不同專業領域的助人工作者，對於亂倫暴力創傷的認識普遍不足，時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造成二度傷害。

曾遭受重大創傷的受害者極度渴望被人理解，卻又容易對建立新關係感到恐懼，這使得助人者往往需要花上大量時間，才有機會減緩受害者的防衛心理，逐步展開療癒之路。

因此彭仁郁一再強調必須推展「跨專業處遇模式」，讓不同強項的助人工作者，能具備足夠的創傷敏感度，並擁有共同語言以發展成日常的共作關係。

目前，國外即有處理政治難民、人際暴力等複雜創傷的跨專業整合服務機構，讓多個助人專業織成緊密的關係網絡，定期交流彼此的訊息與意見，並以共享的視域理解案主的創傷與所需療癒。這減緩了創傷個案自行去跨接不同專業服務時所遇的困境，包含東奔西走、跟不同機構/單位建立新關係的信任問題、反覆訴說創傷經驗、自行費力整合不同專業知識等問題。

彭仁郁認為這樣才有機會使社工師、心理師、醫護人員與法務諮詢等專業助人者，形成一個真正有能力承接受創者、也彼此支援的跨專業療癒團隊。她期許公部門除了應成立真正能以案主為中心的跨專業團隊，亦須給予團隊充分的時間和資源。

受害者樣貌不是單一的

同時，彭仁郁提到十九世紀末，佛洛伊德從「（性）誘惑理論」轉而發展「伊底帕斯情結」概念，曾觸及創傷主體的相關問題。

佛洛伊德的理論提出後受到不同世代精神分析學者們的修正。彭仁郁強調：「曾遭受過亂倫暴力的人，在解除伊底帕斯情結的路途異常艱險。當中掀起的自我質疑巨浪和自我毀滅衝動，已經超出古典精神分析中伊底帕斯理論的指涉範圍。這也是為什麼我提出『遭亂倫扼殺的伊底帕斯』（法文是œdipe incestué）這個概念來說明受創主體的內在狀態。」

彭仁郁指出，一般人能夠相對安穩地走過伊底帕斯歷程，也就是性／別認同的主體化過程，是因為幸運地遇到足夠好的父母或替代父母。她也進一步說明：「我們不必為了捍衛伊底帕斯潛意識欲望的存在，而把受害者所描述的經歷看成是幻想，不需要把亂倫性侵和伊底帕斯情結視為互斥的概念，因為對遭受家內性侵的人來說，兩者同時確實同時存在於他們的經驗之中。」

「受害者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彭仁郁以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參與觀察法國民間創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向政府要求改革受害者處遇政策的倡議運動為例：「受害者們同時也可以是倖存者、見證者與抗爭者，在協力要求政治人物回應改革需求的過程中，受創者獲得重新認識自己，與自己和社會建立新關係的機會，從而能成為創傷療癒的主體。」

採訪／曹馭博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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