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萬3千名藏人跟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翻越世界屋脊，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踏上未知的流亡之路。接下來的幾年裡，數萬藏人陸續加入這場漫長的遷徙，分散到印度、尼泊爾、不丹等鄰國，尋求一片安身之地。

這段歷史，如今已被許多人知曉。但鮮少人注意到的是：藏人沒有停留在「難民」的角色裡。他們不僅僅是被動接受援助，反而在異國的土地上，用雙手創造出一套獨特的生存策略，甚至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推手。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說：「藏人在印度和尼泊爾等國，從最初依靠接收國安置的過渡階段，到逐漸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並在市場中持續實踐『西藏意識』（Tibetanness），是我非常關注的一環，我想打破難民的受難印象。」

做為經濟社會學學者，相較於更多人關注藏人流亡的政治面向，潘美玲則將目光放在了他們的生存與生計，探討藏人在經濟領域的發展。
攝影／陳怡瑄

「在流亡的初期，和許多國家的難民一樣，藏人沒有太多選擇，無論僧俗貴賤都需要投入苦力工作，依靠微薄的薪資和當地政府配給的少量食物生活。」不過20多年前，潘美玲在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的協助下，首次走進印度的藏人社區。她驚訝地發現，藏人攤販在市場上賣的毛衣，竟成為當地人爭相購買的熱門商品。「他們不是被動等待援助，而是主動尋找機會。」這個發現，點燃了她對藏人經濟體系的好奇。

經過多年田野調查，潘美玲逐漸拼湊出藏人流亡社會的經濟版圖。其中，「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和「尼泊爾的西藏地毯出口」，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產業。

這些產業不僅養活了流亡藏人社群，更讓「西藏製造」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獨特品牌。藏人沒有讓流亡定義自己，反而在異鄉的土地上，織出了一條回家的路。

印度的西藏毛衣市場「不二價」

在印度冬季的市集裡，一排排帆布搭建的簡易棚子下，藏人攤位總是特別顯眼。他們巧妙運用五色風馬旗、八吉祥等傳統圖樣點綴，旗幟隨風飄揚，色彩鮮明，即便身處異鄉，也處處流露著濃郁的西藏風情。

印度毛衣市場。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這些熱銷的毛衣並非來自遙遠的西藏高原，也不是流亡藏人親手編織，而是他們從印度工廠批發而來。然而，奇特的是，儘管印度本地商家也販售類似商品，顧客卻更青睞在藏人攤位前駐足。這背後的原因，除了藏人堅守的誠信和對品質的嚴格把關，更交織著當地人對藏人難民身分的同情，共同成就了這道印度市場上獨特的「西藏風景」。

在潘美玲實際走訪的西藏市場（Tibetan Market），藏人租賃的臨時住處即使簡陋，仍會空出一角擺放達賴喇嘛或上師的照片，以及念珠、轉經輪等宗教物品。這個宗教角落不僅是藏人冬季離家多月的心靈寄託，也提醒他們恪守佛教的經濟倫理——誠實、不說謊、不貪婪。

藏傳佛教的理念，深刻影響著藏人的商業行為。在某些西藏市場，毛衣商們甚至會組成協會，共同制定價格標準、銷售守則與輪值制度。他們會輪流使用熱門攤位，甚至對生意較好的攤位實施配額管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價格戰和內部惡性競爭破壞族群和諧。對藏人而言，不追求快速致富，更不願因個人利益而損害集體關係。

「對一般商人來說，不打價格戰、不抬高價格給顧客議價空間，是很難理解的。」潘美玲提到，「但一位藏人攤販告訴我：『這和我們的信仰有關。達賴喇嘛教導我們要有信念，不說謊，做生意要心存善念。』」

潘美玲認為這便是藏人信仰帶來了節制的力量，其所發展出的道德經濟，解決了他們在「宗教信仰」（不貪）和「經濟活動」（賺錢）上的矛盾，達到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藏人所要求的誠實無欺，形成族群的良善形象。

此外，藏人將毛衣帶往各大城市販售的經營模式，也促成印度毛衣生產商（藏人稱之為lala，意近臺灣所謂的中小企業主）藉由藏人攤販銷售商品。長期生意往來之下，流亡藏人與lala之間建立起跨族群的深厚情誼。lala會在毛衣標籤上印製西藏的雪山獅子旗、「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等英文標語，或贊助與藏人有關的活動。

「由此可見。」潘美玲說：「流亡印度的藏人並未出現『外來族群搶奪當地生計』的情況，雙方反而透過商業往來實踐了「印藏友誼」（Indo-Tibetan Friendship）。」

尼泊爾藏毯「織」出世界級品牌

相較於印度游擊式的攤販經濟，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則走出一條更具規模的企業化道路：將西藏地毯出口歐美，打造出一門結合文化與產業的生計模式。

在流亡初期，藏人借助瑞士技術援助機構的支援，開始建立藏毯生產體系。這些藏毯融合西藏圖騰、宗教符號與細膩手工，逐漸在國際市場上展現獨特的文化價值。到1990年代，地毯出口甚至一度超越觀光業，成為尼泊爾最大的外匯收入來源，推動著國家整體經濟成長。

然而，潘美玲話鋒一轉提醒：「尼泊爾藏人當初順利起步的地毯產業，與當地經濟的互動，最終卻沒有像印度藏人那樣走向『共好』，反而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隨著出口市場日益擴張，藏毯生產逐步融入尼泊爾整體經濟結構。藏人經營的工廠大量僱用當地尼泊爾工人，生產方式自手工轉為機械化，部分訂單甚至外包給尼泊爾本地工廠承製。產業在全球化浪潮下高速成長，卻也日漸遠離了當初保存西藏文化的初衷。

進入1990年代末，隨著尼泊爾人紛紛投入藏毯行業，市場逐漸出現生產過剩與價格競爭，再加上童工問題浮現，導致重視產品道德與文化特色的歐美客戶相繼撤單。2006年尼泊爾政體轉型為共和制，毛派政權的親中政策，更使流亡藏人的地毯產業雪上加霜。

儘管經歷高峰與衰退，藏人經營的西藏地毯業最終並未消失。許多藏人企業家選擇回歸初心，轉向手工編織與家庭工作坊模式，重新強調文化傳統，並朝向高端客製化市場轉型，重新吸引歐美訂單，並同步開拓中國市場。

流亡藏人製作的藏毯，竟然可以賣回中國？是的，你沒看錯！潘美玲指出，在中國生產的藏毯除了政治因素外，更多依靠機器取代人工，逐漸失去了手工編織的精緻傳統。反而是流亡到尼泊爾的藏人，回應了中國客戶對「正宗藏毯」的收藏需求。

儘管在尼泊爾生產的藏毯無法加上雪山獅子旗、自由西藏等標示，但另一方面，這些藏毯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文化特色，是印度的西藏毛衣所缺乏的優勢，藏毯本身就具有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意義，同樣是在實踐西藏意識。圖為藏人正在編織西藏地毯。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韌性與難民

潘美玲強調，藏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流亡歷程，不僅僅是一部政治、宗教與文化交織的故事，更是一段充滿經濟實踐的生命經驗。雖然以難民身分出發，他們卻不是被動等待援助的弱勢群體，而是一群在異地艱苦奮鬥、開拓新生的移動者。許多人不僅重建了自己的生計，甚至反過來促進了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成為當地社會的一份子，在市場中形塑出既扎根在地、又維繫離散身份的藏人認同。

有別於在印藏人的道德經濟，尼泊爾藏人企業家賺取了大量財富，乍看違背了佛教徒不貪的經濟倫理，但他們透過出錢、出力幫助藏人的政治行動，積極投入高風險的西藏志業，為其財富積累提供了正當性，同時也表達了對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藏人身分的認同。

「難民這個身分，在藏人身上，有著不同的面貌。」潘美玲另外分享了自己研究過程中的一段插曲：「當我申請研究計畫時，依照制度規定，只要研究涉及難民議題，就必須將研究對象歸類為易受傷害（Vulnerable）族群。但我的研究重點，正是他們的生存策略與堅韌行動，目的就是要說明他們並不是易受傷害者。如果照規定勾選，不就違背了我研究的核心立場嗎？」

儘管經過多次溝通，最終仍無法改變行政規定，潘美玲只能在計畫書中特別註明，這項分類並不符合她的判斷。她堅持認為，這些流亡的藏人，正是憑藉著令人敬佩的韌性，在流亡歲月中撐起了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採訪撰文／李娉婷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流亡半世紀，他們是難民，也是經濟推手？陽明交大潘美玲揭秘西藏人的異鄉生存經濟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尤其近年來，許多原本屬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國家開始出現「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趨勢。這指的是，儘管這些國家形式上依然維持著憲政結構和選舉制度，政府卻通過一系列手段削弱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採取了修正憲法、改變選舉規則等措施，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並通過立法限制媒體的自由報導，甚至干預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這些行為不僅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活力，也使得國家的憲政制度變得更加專制，與傳統的自由民主原則漸行漸遠。

但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嗎？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建志深入剖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法系國家的憲政運作模式，看到司法系統如何參與並左右政治決策。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憲法在各國具體政治背景中的彈性與限制，更引發人們思考，何以憲法在實踐中未必完全符合民主的理想？

民主體制是會相互影響的嗎？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spreading globally.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

該如何觀察全球民主發展的現象？林建志與其他研究者提出三種假設：

第一種是傳染假設（contagion hypothesis），這意指憲政發展會受到周邊或全球化的影響，透過「模仿效應」或「示範效應」讓某些地區的政治制度向相似的模式靠攏。這可以理解為民主的「傳染」或擴散。例如在冷戰後期，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相繼擺脫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國家受到周邊改革浪潮的影響，決定進行民主轉型。同樣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北非和中東國家如突尼斯、埃及的群眾運動也在區域內造成了政治變革的傳染效應。

第二種是憲政惰性假設（constitutional inertia），基於「慣性」的觀點，意指國家一旦選擇了某種政權類型便傾向於維持，因為轉型需要克服極大的內部和外部阻力，所以民主國家通常保持民主，而威權國家則維持威權統治。例如，英國、瑞士這些長期民主的國家，即使遇到內部經濟衰退或外部威脅，依然穩定地維持民主制度。相反地，北韓等長期威權國家即便面臨外部壓力，依然難以轉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種則是政權表現假設（regime performance hypothesis），這可以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詮釋：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時，政權會較為穩固，因為大多數人不願冒失去基本需求的風險來反對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政權一直保持穩定，因為政府能夠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使得人們不會急於要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變革。相似地，在經濟成長的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換取了民眾的相對支持，使政治改革的需求較低。

這三種狀況為國家的憲政改變提出假設，但林建志研究東亞、南亞國家，發現到東亞與南亞的憲政發展卻揭示出憲法的運作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更會受到政治與司法力量的影響，出現「政治司法化」現象。

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為全球性現象？
攝影／陳怡瑄

「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現象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多數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經歷了一個稱為「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的現象。何謂政治司法化？根據《牛津政治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司法化意指「依靠法院和司法手段來解決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爭議」，這些可能涉及最深刻人權與倫理衝突的政治議題，理論上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無論是透過選舉或者公投，但事實上卻很少真的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透過一系列司法審查程序，促使國家高等法院經常被要求解決：言論範圍、宗教自由和隱私到財產、貿易和商業、教育、移民、勞工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

林建志以馬來西亞和印度為例，兩國的最高法院在處理關鍵政治議題時，逐漸超越了單純的法律審查，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過程。他說：「因為現代社會道德議題和政治爭議更加複雜了，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往往無法有效處理，導致法院成為解決這些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司法權是否過度擴張的爭議，因為當法院過於積極地介入政治事務時，可能會動搖權力分立的根基，甚至影響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因此，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現象？根據林建志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明顯的憲政民主倒退。但也不能說這完全是好事。「我看到在亞洲，威權國家維持威權體制，民主國家維持民主體制，而持續在兩者間擺盪的則維持擺盪，少部分的半民主國家開始深化其民主。」

法院和司法系統在解決政治爭議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照片為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樓。
圖片來源／wiki

區域的「政治司法化」

在許多國家，法院通常是被動地等待案件到來才做出裁決；但印度最高法院經常主動介入社會問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行使相當於立法或行政的職權，推動社會改革。

印度最高法院的「主動出擊」反應了「司法積極主義」現象，這種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憲政主義中對權力分立的想像，在一方面執掌憲法解釋的憲法法院逐漸成為人民在政治場域的另一個代理人，政治部門不再能獨佔所謂的民意；而在另一方面，法院的正當性基礎也逐漸從中立性與法律專業，轉變成仰賴民意支持的解釋內容。

「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雖然引起對司法制度內在限制的質疑，但以結果論，政治司法化在印度備受民眾歡迎。」林建志提及，司法制度內在限制指的是法院在判決時受到的限制，比如只能在法律範疇內行動，或只能在個案中作出裁決，避免替代立法或行政權。這種限制是為了維持權力分立和平衡，避免法院成為干預政府政策的工具。

但印度最高法院的積極主義行為擴大了司法的範疇，挑戰了這些內在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可能會質疑法院是否越權行事？是否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法院在解釋和執行法律時，是否介入了更多政治議題導致政治司法化？後者更可能影響最高法院不偏袒一方的正當性。

然而馬來西亞的狀況卻和印度不一樣。林建志說：「馬來西亞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法院特別容易面對宗教與憲法的衝突、或是宗教法庭（Syariah courts）與世俗法院相衝突的情形，例如回教徒是否可以改信基督教？配偶若是非回教徒時的嫁娶繼承問題等等，都會遇到國內保守勢力的阻饒。」

馬來西亞的《聯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對穆斯林而言，改信其他宗教（如基督教或佛教）在法律上常會面臨巨大障礙。例如2007年，一名出生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女性希望改宗為基督徒，但國家登記局拒絕更改其宗教身份，要求她先獲得宗教法庭的批准。然而，儘管該女性試圖繞過宗教法庭，上訴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卻仍在最高法院被駁回訴訟。

林建志比較了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政治司法化現象，發現這些國家雖然理論上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解決人權與倫理衝突，但實際上司法系統的介入卻更加頻繁。
攝影／陳怡瑄

憲法應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基礎，但在印度，隨著法院積極干預公共政策，法院的正當性更多地來自於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說，法院的裁決內容往往是符合民意的，而非僅依賴傳統的法律專業和中立性。這種轉變讓法院的權威更靠近民意，而不是僅僅依賴專業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場。

而在馬來西亞，儘管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但穆斯林群體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宗教法庭的裁決在穆斯林事務中具有優先地位，甚至可能凌駕於憲法裁定之上，導致司法權威分裂，並影響憲法的最高性。

亞洲國家大多存在憲政惰性的狀況，此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林建志強調，除了通過加強憲法教育、促進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多元化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人權的實踐與完善，以發展更能適應現代觀念和環境的政制。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中研院林建志從東亞和南亞國家的法治特點回望民主全球化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文中寫道：「有人提議在廣州或澳門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持一個『自然史和藝術奇珍品陳列室』的設置，希望願意共襄盛舉的人士都能署名。」這所由英人社群出資的小型博物館落腳澳門，後多稱作「澳門博物館」（Macao Museum）。

《廣州記事報》提及「在華不列顛博物館」於1829年2月22日創立。
圖片來源／Early Chinese Periodicals Online

澳門博物館幾乎未曾出現在中國博物館史的討論中。同樣由外國人設置，它的名氣不若徐家匯博物院（1868）或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1874），也不如「第一間中國人自辦」的南通博物苑（1905）。但隨著晚近國際學界的注意，澳門博物館的歷史面貌逐漸浮現，並且將「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的出現時間又向前推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戴麗娟近年研究多個中國早期博物館，因此也注意到澳門博物館的存在。「澳門博物館的出現，標誌了當地私人收藏變成公共博物館的轉捩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戴麗娟研究員。
攝影／汪正翔

澳門博物館的奇珍陳列

為什麼博物館選擇在澳門？

清乾隆年間（1736-1796），廣州成為中國最大口岸，澳門則做為其外港。當時清廷規定，在廣州貿易的外商僅能在貿易季（約每年10月至隔年3月）停留，期間不得攜帶女眷。因此，澳門便成為外商在貿易季之外的居住地，他們的眷屬也多長住於此。

隨著對華貿易量增加，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773年在澳門設立正式據點，約百餘人的英人社群在此安居，人數僅次於葡人社群。富裕的英人社群在澳門逐漸發展出各種科學、文化與休閒活動，博物館便是其一。

19世紀，澳葡時期的澳門港口。
圖片來源／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戴麗娟提到，關於澳門博物館的直接史料不多，過去也有人認為它僅是未實現的計畫，但她在零星資料中找到參與者及參觀者的見證，證明澳門博物館確實曾經存在。

其中，越南外交官李文馥（Lý Văn Phức, 1785-1849）於1833年曾經到澳門參觀過這個博物館，並留下漢文詩一首，題為〈登洋人博物樓〉。他在詩後的注文寫道：「西洋人最機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骨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

由此可知，當時澳門博物館位於建築上層，對外開放，藏品頗豐，包含站立的人類骨架及栩栩如生的剝製動物標本。加上其他參觀者的見證，可拼湊出博物館約有數個陳列室及小型圖書室，藏品包括動植物標本、化石、武器、圖版等，現場還有一位管理員。

獨角獸的角，其實是「獨角鯨」的牙，是當時歐洲博物館的熱門收藏，澳門博物館內也有展出。
圖片來源／Wikipedia

一群業餘自然史愛好者

澳門博物館由哪些人參與運作？

首先要回到《廣州記事報》的報導。戴麗娟認為，這份鼓勵設立博物館的文章應出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之手。他是來華第一位新教傳教士，當時也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同時也是《廣州記事報》主要的撰稿人。

馬禮遜推廣博物館的熱忱有跡可循，早在1820年，他在麻六甲成立英華書院時，就曾在校內設立一處小型博物館。其本身也有收藏中國文物與標本的習慣，很可能是澳門博物館的重要支持者。

此外，博物館管理人瓦爾契（George Harvey Vachell, 1799-1839）、秘書小李富士（John Russell Reeves, 1804-1877），分別在東印度公司擔任牧師與茶葉檢查員，兩人都熱衷採集動植物標本。

其中，小李富士的父親老李富士（1774-1856），是知名的動植物收藏家，也是澳門博物館的重要捐贈者。他曾雇用中國畫師繪製中國植物，他過世後，後代將他收藏的2,000多幅的花鳥動物標本畫贈予大英博物館自然史部門，現典藏於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類似的標本寫生增進了當時英國人對中國動植物的認識。此圖為老李富士收藏的「紫藤花」。
圖片來源／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頁31（戴麗娟提供）。

澳門博物館並非由東印度公司成立，來自各行各業的參與者多是業餘的自然史愛好者。他們熱衷採集、收藏、製作標本，許多物種都是後續透過鑑定，從此在自然史中有了一席之地。隨著個人收藏的物件與出版品的累積，希望集眾人之力來成立博物館和圖書室，更有系統地保存研究，也是很自然的發展。

加爾各答經驗：亞洲學會與博物館

分析澳門博物館的參與者及其人際交往，不難發現這群在華英人積極將中國物件與知識帶回母國。但戴麗娟提醒，「當時澳門不是英國殖民地，英人社群並非以殖民者之姿建立澳門博物館，而是有另外的脈絡」。

尤其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她發現「加爾各答」一詞一再地出現。例如《廣州記事報》的報導提及，在澳門成立博物館需考慮環境潮濕，標本保存不易的問題。但撰稿人指出，「位於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能在更濕熱的環境維持多年，澳門博物館應該也可以。

甚至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因失去對華貿易的壟斷權而撤離澳門，運作僅5年的博物館隨之關閉，館中上百件剝製標本不是送回英國，而是贈予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戴麗娟認為，英人在澳門的博物館經營，多少受到加爾各答經驗的影響。

十九世紀初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住宅的晚近面貌。
圖片來源／William Roxburgh: The Founding Father of Indian Botany，頁46（戴麗娟提供）。

加爾各答於1772年成為英屬印度的首都。其後50年間，加爾各答亞洲學會（The Asiatick Society）、加爾各答植物園（Calcutta Botanic Garden）、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 of Calcutta）陸續成立。

1784年成立的加爾各答亞洲學會是全球第一個亞洲學會。雖然過去英國本土就有科學性質的學會組織，但未曾以「地域」為研究範圍，「可見對當時的英國人來說，亞洲是他們想要努力去認識的地域，他們想要有系統、有規模的研究整個亞洲」。

作為一種推進知識的模式，亞洲學會並非由帝國中心輻射擴散到殖民地，而是從加爾各答開始，陸續複製到其他英屬殖民地，同時也傳回英國本土，也就是1823年在倫敦成立的「大英與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加爾各答亞洲學會成立後，會員踴躍捐贈收藏，鼓吹成立博物館，但直到1814年才成立，也就是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亞洲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而這種先成立學會、後成立博物館的模式，後來也被各地的亞洲學會仿效。

澳門博物館籌建時，英人社群原本也想成立學會來支持博物館運作，或許是人數有限，成立學會較困難，倒是博物館只要有藏品就能運作，於是就先設了博物館。「從原始資料來看，他們很明顯的參考了加爾各答的學會和博物館，然後有點帶實驗性質地在澳門建立一個小型博物館」，戴麗娟說。

加爾各答亞洲學會和博物館所在的初始建築。
圖片來源／The Indian Museum, 1814-1914，無頁碼（戴麗娟提供）。

中、印、英的植物流通網絡

值得注意的，還有1787年成立的加爾各答植物園。經過歷任總管的努力，加爾各答植物園在19世紀中葉成為東印度公司的植物資訊和種子交換中心，也是僅次於倫敦皇家植物園（邱園），全帝國第二大植物園。並與加勒比海聖文森島、檳榔嶼、錫蘭、新加坡、非洲聖海倫娜島等地的英屬植物園都有交流。

戴麗娟提到，相較於邱園在1820至40年間陷入衰退、近乎解散，英國海外屬地的植物園卻在此時蓬勃發展，幾乎是殖民地的標準配備。由此，就更能理解澳門博物館參與的中國植物流通網絡中，其實和當時海外最大植物交換中心的加爾各答植物園往來更密切，邱園並非一直扮演主導角色。

加爾各答植物園中的蘭花園。
圖片來源／Wikipedia

當英國在海外屬地有計畫地採集植物時，這些英屬植物園就發揮重要功能。過去大批植物直接輸往倫敦，常不耐船運而耗損死亡。而今，可以在途中的英屬植物園盤點重整，或先「寄養」在該地植物園，待植物體質調整完善後再送往英國。

包括中國茶樹，也是在福建、廣州採集後，先送往加爾各答植物園，再移植至風土合宜的大吉嶺、阿薩姆等地。最終讓印度成為全球重要茶葉產地，英國也從此擺脫倚賴中國茶葉進口的情況。

改寫中英貿易史的茶樹移植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加爾各答植物園建立的植物運送管道功不可沒。而背後可追溯的是十九世紀初在廣州與澳門的英人社群，如老李富士等人長期協助寄送植物、提供運輸支援、摸索移植知識，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中、印、英之間自然史資訊與物質的流通。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國第一個博物館」

近年陸續研究天津北疆博物院、徐家匯博物院、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山東青州博物堂等多個由外國人設立的博物館。戴麗娟說，「我很感興趣他們如何透過『物件』，而不是透過『文字』來認知新事物？這是一種物件取向（object oriented）的認知過程」。

對來華的外國人來說，物件是他們快速探索異國的方式；而對於一些識字程度不高的中國人，參觀收藏大量物件的博物館同樣發揮了某種啟蒙功能。尤其走進博物館空間，在短時間內觀看大量新奇事物，感受某種有秩序的陳列，「無論你知不知道或認不認同那個秩序，你會有一種大開眼界的感覺、一種驚奇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的『博覽會』會這麼吸引人」。

攝影／汪正翔

探尋規模小、存在時間短的澳門博物館，卻意外地連結到印度、英國及其殖民地。戴麗娟強調，「我們要看的是它和英屬殖民地之間的橫向連結，而不完全是與母國的直接連結。在澳門博物館的例子，釐清這種橫向連結網絡，才能凸顯這個個案所透露的歷史意義」。

也因此，當澳門博物館因為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而受到關注，看似挑戰了過往以南通博物苑為第一個中國博物館的史觀，但戴麗娟認為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它為何在那個時間點、那個地方出現？以及出現的意義為何？若觀照到澳門博物館背後的亞洲脈絡，便能理解，「這一系列研究不僅是『中國的博物館』，它不是一種國別史的意義，而更是跨國史、全球史的意義」。

採訪撰稿／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戴麗娟（2014）。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十九世紀英人社群在澳門的科學文化活動遺緒。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戴麗娟（2020）。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3，519-577。

The post 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中研院戴麗娟探索被遺忘的「澳門博物館」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