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你會想到什麼？鐵路、火車、煤炭、瓦特與蒸汽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鑑慧心目中，漫步田野的牛羊、奮力拉車的馬匹，同樣是對人類工業發展與城市打造卓具貢獻，卻又最被忽略的「隱形功臣」。

關注動保議題的李鑑慧，研究主軸原先是在1820年代以降的英國，堪稱史上最早出現的動保運動浪潮。但在探索史料的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僅只是具有上對下的「保護」關係，而是更為多元與繁複。

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讓動物做主角，牠們怎樣影響，乃至牽動了人類的歷史發展？在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海裡游的萬千物種，如何共同造就人類今日的社會與文明？回過頭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又是怎麼看待與對待牠們，形塑其生命經驗？

牛羊作為「草料轉換器」，促成工業革命

一段不只有「人」的英國工業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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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不僅關乎「工業」。熟悉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會同意，英國工業之所以能順利興起，首先要拜一項關鍵前提所賜：傲人的農業。根據經濟史研究估計，英國19世紀中期的人均農業產量約為西歐國家的2倍，同時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卻持續下降。這是因為英格蘭當時盛行的混合式農業，是有機循環且有助產量提升的生產模式。

李鑑慧分析，農夫在種植作物之同時也飼育牛羊，一方面能產出肉品、毛皮、乳製品以供販賣，又可產生糞肥，滋養土地。換句話說，牛羊形同化身「草料轉換器」，透過進食草料，提供經濟產品與增加土地肥沃度，為英國農業產量帶來巨大貢獻。另外，日益改善的草料種類、牛羊品種，再加上工作效率遠大於牛耕的「馬耕」傳統，共同造就英國農業部門的亮眼表現，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更成功養活十九世紀激增的人口。

李鑑慧分析指出，不斷改良的草料、動物品種，加上「馬耕」的使用，提昇了英國農產量，才能從農地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並回應攀升糧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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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伴隨著人口高速成長。」李鑑慧說，「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憂心預估，英國持續激增的人口將使英國陷入貧窮與飢荒，因為緩慢增長的糧食生產將無法跟上迅速增長的人口。但事實證明，英國從未真正經歷這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馬匹」如何拉動工業化與都市化

工業發展的另一要素是「能源」。英國在深鑿技術問世後，大量進行地下礦坑的開採，以豐富煤礦資源供應工業化的燃料需求。然而，這段歷史不僅承載著礦工的辛酸血淚，更有著動物的勞力、犧牲。

採礦小馬（pit ponies）必須在狹小的坑道中穿梭，甚至長時間身處黑暗導致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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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礦區，馬匹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地面上，由馬匹推動各種工業化機具，也擔任起運輸工作；地面下蜿蜒狹小的坑道中，則有矮種的採礦小馬（pit ponies）日復一日穿梭其中，集中煤塊，終其一生不見天日。

李鑑慧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鐵路網絡迅速擴張，不過「蒸汽火車不但沒有取代傳統馬匹運輸，反而需求變得更大。」想像你走出當時英國的火車站，一整排馬車映入眼簾，等待乘客接駁轉乘各地；後來城市中甚至發展出「公共馬車」與「鋪軌公共馬車」，擔綱長程交通後的短程銜接，形同計程車和公車的前身。

鋪設鐵路、興建城市所需的建材與貨物運輸，更是少不了馬匹。同樣的，在蒸汽輪船被大幅運用前，馬匹也輔助水運，沿著運河水道拖曳載貨船隻，比起陸運能多拉動10倍以上的重量。

「以當時情況而言，部分酪農業者會把牛飼養在城市周邊，也不乏家戶經濟型態的養豬戶雜處於街區間。」李鑑慧笑著說，「再加上絡繹於途的趕集牛羊與無所不在的馬匹，19世紀的英國城市，充滿了動物氣味。」

或許跟你我想的很不一樣，19世紀的倫敦有著無數動物身影穿梭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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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動物轉向」，改寫人類中心的歷史

步入工業化社會，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其實並未擺脫對於動物的依賴。歷史從不僅僅是「人」的歷史，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觀看過去的視界，所有人類引以為傲的歷史發展，幾乎都能見到人類以外的動物身影。

人類社會始終與動物共營共存。動物史學期能打破以「人類中心」的歷史敘事，看見動物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貢獻與經驗。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受到上個世紀的動物解放運動影響，與近年「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所帶動的相關討論，西方史學界在過去10到20年間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旨在挑戰傳統「人類中心史觀」，將動物納入歷史敘事。

「動物於過往敘事中嚴重缺席，這也意味著動物史學仍大有可為，等待史家開疆闢土，為歷史提出新說。」由此意念出發，李鑑慧選擇重新述說「工業革命」的故事，別具指標性意義。

所謂「工業化」，常被想像成「人類」憑藉自身智能，征服並脫離「自然」的過程。工業代表人類的智慧、機械、科技、文明，與充滿野性的大自然、動植物等彼此對立。傳統史學對於文明的看法，也往往同樣落入這「自然／文明」對立的二元框架。「在這概念框架下，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動物歸於自然，進而將之排除於文明發展的故事之外。」

牠們的生命故事，和我們的一樣細膩且多面

人與動物的關係總存在「剝削」、「利用」等負面面向，但故事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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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動物在歷史中的角色，除了標舉牠們的功勳，也提醒人們，這個世界其實是由人類與萬物共同交纏共構，李鑑慧認為「動物生命經驗」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英國近代農業成就，背後有著過度餵食、品種競賽、牛羊生命只能在屠宰場告終等黑暗面；默默為城市交通運輸出力的馬匹，須忍受嘈雜環境、負重過大等嚴苛的工作條件；地底下的採礦小馬，不僅跟人類礦工共同承擔惡劣空氣品質、沼氣爆炸、乃至礦坑崩塌的風險，還時常受到粗暴的虐待霸凌，甚至因為一輩子待在地底坑道，缺乏感官刺激而導致失明。

從農業到工業，人與動物的關係似乎總存在「剝削」、「利用」的面向，不過在李鑑慧眼中，故事並非如此簡單。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逕行批判。整個人類社會對於動物而言確實是個駭人、龐大的壓迫體系，但這個故事已不出人意外。如果不去細究每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人獸關係，就會忽略我們跟動物之間還可能存在著照護、憐惜、責任等等，各式各樣可能的倫理關係。」

時代如何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從「徒步趕集」談起

1840年代前，英國普遍存在「趕集」現象。趕集人領著牛羊，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從蘇格蘭或威爾斯一路徒步前往英格蘭北部或更向南，長達500至800公里的路途，動物會碰到各式疑難雜症：一路上的乾草飼料怎麼來？如何跋山涉水？腳蹄斷掉的話怎麼辦？

深入研究趕集人與動物的互動，李鑑慧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照顧式」的情感關係：「漫長路程中，趕集人十分瞭解動物的需求，他們會順應動物的特質，不違逆其天性去驅趕脅迫。畢竟，唯有細心照顧，才能讓動物以最良好的身體狀態抵達目的地。」

舉例來說，若遇上一條淺淺的小河，趕集人不會讓牛上橋，而是選擇直接渡河，因為牛隻重量十足卻天生膽怯，經過木板橋面所發出的聲響可能會嚇到自己，四處逃竄。至於不諳水性的羊、豬，就必須上橋過河。

「研究到最後，我傾向肯定趕集人對動物的照護。」李鑑慧說，「反而在蒸汽火車與輪船降臨之後，缺乏了趕集人的照顧，動物直接被一群群塞進車廂、船艙，擁擠顛簸的路程，加上噪音與迅速移動，才對牠們造成最嚴重的恐懼和傷害。」

李鑑慧以傳統趕集與現代化運輸的對比，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與動物關係。相較於趕集人因應動物特質予以照護，蒸汽動力運輸對動物而言反而相對殘忍並遭詬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同樣道理，18、19世紀英國農場在飼育階段，由於尊重有機循環法則、動物天性，李鑑慧認為這段時期的動物經驗仍算相對正面。而如今科技進步不可同日而語，在密集式工廠化農業下，從育種、飼養到運輸等各環節，動物的生命受到更加全面且違逆其天性的控制、支配。曾存在於歷史中的人與動物互動模式，值得今日我們借鑑與反思。

動物史學無可避免的「跨域」需求

動物不會說話，該如何瞭解牠們的「經驗」？

李鑑慧坦言，即便研究歷史人物，史學家終究也不可能「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而是基於人與人的共通生理基礎、情感機制進行推論。這對動物當然不完全管用，「但是，動物並非不能被理解。」動物學、畜牧學、獸醫學、動物行為學（ethology）、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等學科一直以來嘗試瞭解動物的身體與心理運作，「研究動物史，就必須跨入這些領域尋覓指引，以便理解生物體在特定情境與狀態下的經驗與感受。」

動物史學家必須跨入動物行為學、畜牧學、動物福利科學等學科，才能瞭解動物所感受的真實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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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勢必得突破傳統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領域二分法。缺少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知識，動物史研究者便不可能書寫完善的人與動物關係史。「如果歷史學家的使命是正確描繪過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關於這個世界完整的知識。」

距今200年前（1822年），英國通過全球第一個家畜保護法案。做為近代工業大國，英國雖在動物剝削上一馬當先，卻也在動物保護上不落人後，彷彿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變遷，都由英國先做了預演。

身在以臺灣史研究著名的成大歷史系，李鑑慧長年投入英國動物史研究，除了為臺灣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引入活水，更期許自己的研究成為史學新取徑的一個範例，帶來更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今臺灣民眾食用比例極高的豬隻，在歷史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以牛隻而非馬匹做為獸力主要來源的臺灣，曾如何在農業、養蚵業中，借用牠們力量，並形塑出哪些特殊人、動物間的互動模式與情感關係？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需要更多人加入，透過多物種敘事的寬闊框架，一起改寫人們所認識的過往世界。
攝影／W. Xiang

「納入動物之後的歷史會長怎樣？」李鑑慧說，「動物史學領域還有太多重要議題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一起透過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的寬闊框架，重新為這世界講述『不獨具人類的歷史』（the more-than-human histories）。」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鑑慧（2018-2019）。被遺忘的族群？英國工業革命的動物功臣與動物生命政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鑑慧（2020），〈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動物貢獻與生命經驗初探〉，《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57-109。
李鑑慧（2020），〈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253-264。
李鑑慧（2022），〈閾態中的人獸生命化成：英國近代農業中的徒步趕集（1700~1840）〉，《新史學》，33卷2期 (2022年6月)，頁191-255。
李鑑慧（2021），〈牛瘟、防疫與動物運輸改革：蒸汽動力時代下的動物移動經驗變遷〉，《世界歷史評論》，「歐亞歷史上的動物與人類專論」，8卷 3期 (2021)，頁13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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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人類殺戮、食用動物獲取生存能量的方式，隨著文明與文化的推進，逐漸有了變化，越來越多人醒悟到動物是可貴的生命，動物、自然保護的觀念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當下全球性傳染病的擴散，就讓不少人注意到，人類活動暫時受到抑制之際，大自然也得以喘息。但這時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去省思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動物的危害，才不會讓環境與其他生命的喘息，只是在疫情中曇花一現。

針對「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這一道複雜的課題，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黃宗慧從人文社會領域的「動物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省思。

黃宗慧指出，動物研究成為新興研究趨勢，不過是近2、30年間的事，但學者針對動物議題的研究，已與傳統從科學出發的角度不同：「如今把動物、動物倫理、人與動物關係，當成是需要思考與研究的問題，相當程度顛覆了過去人類中心主義下，把動物僅僅視為研究工具的態度。」

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的黃宗慧，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展開充滿柔軟靈智之光的追索。

黃宗慧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
照片提供／黃宗慧

跨領域觀點審視動物課題

大學初期黃宗慧尚未確認未來目標，直至轉進外文系才真正感覺到讀書的樂趣，特別是碩士班接觸女性主義，博士班為精神分析理論動心，確認了她想做人文研究的志向。

更具關鍵性的是，就讀博士班時，校園發生了流浪狗被潑硫酸的事件，令黃宗慧痛心，想為動物發聲：「當時我只是一名研究生，實在人微言輕。但也因此讓我確立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能夠說服與影響別人去關心動物的人。」她認為，學者的身分對此必然會有所幫助，事實也證明這些年透過教學與研究，確實讓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動物議題慢慢得到更多人關心。

認為理論並非象牙塔內的自說自話、習慣透過研究來解決困惑的黃宗慧，最初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時，較專注於釐清自身的心理症狀。譬如家中較不受她寵愛的貓咪「二二」久病離世後，她異常的哀悼過程造成自身的情緒困擾。

「我當時重讀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哀悼與鬱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一文，理解了自己種種心情的由來。」

精神分析也並不只是用來「自我治療」的工具，「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在面對創傷的問題上是有許多共識的。」黃宗慧正色道：「所以，文學理論並不是完全無用的，我總覺得理論能開啟不同的思考方式。當你的思考方式不同了，面對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會不同。」換言之，理論可以對我們的意識與心靈，起到實用的功能。

談起和精神分析一樣讓她相當投入的另一個領域──動物研究，她認為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2009）一書的出版對此領域影響相當深遠。

書中揭露實驗動物、農場動物所遭受的剝削與迫害，讓許多人大感震撼，人們也開始察覺，若只是將動物平板化，視為無生命的研究材料，這類作法極可能加劇動物的受害。

於是，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了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的投入，例如從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文學、文化研究等路徑，深入思考人對動物的倫理責任、反省人與動物的關係等等。黃宗慧補充說：「動物研究是相當跨領域的研究，例如我從文學角度介入，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投入，黃宗慧從文學角度介入，探討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圖為黃宗慧與送養的貓咪合照。
照片提供／黃宗慧

以卡通裡的動物受虐情節為思考起點

現代人類社會早已把動物強制牽扯進我們所謂的文明，但這樣的文明，對動物來說有相當野蠻、一點也不文明的一面。譬如魚翅、鵝肝醬，這些食材的取得過程讓動物飽受痛苦，在傳統飲食文化中，卻被當成美味佳肴。

某些展演動物也因為人類「文明」而受苦，例如動物園的出現，和人類文明越進步、離自然就越遙遠的現象不無關係。動物園的出現，讓人能看到、接近動物，滿足了人對自然的「鄉愁」，但動物是否生活在不重視動物福利的空間中，成為人類文明的犧牲品？這問題卻未必受到關注。更不用說以傳統文化為名，難以改變的某些傷害動物的慶典活動。

種種人類文明下的動物迫害事件，都令黃宗慧沉痛不已：「文化本來應該與時俱進、因應環境變化，而不是固守傳統。像這段期間，西班牙就因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鬥牛的相關活動，也獲得不少當地年輕人的肯定。如果疫病當前，這種『傳統文化活動』也不是非辦不可，那麼會不會，原本就不是那麼不可廢除的呢？」

不過這類的動保訴求，對一般大眾來說可能難免仍有「高調」之感，喜歡動物、本身養貓又養龜的黃宗慧，因此常常會從文學與電影作品著手，時而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意圖讓更多人了解動保的困境與可能。

「在觀看《冰原歷險記》（Ice Age）的時候，看到片中那隻史前松鼠瘋狂追逐果實，用舌頭捲回滾落的橡實時，舌頭被冰黏住，動彈不得，全場觀眾跟我都忍不住大笑了，但我立刻意識到，這算動物受虐的場景嗎？動畫裡的動物受虐就無所謂嗎？」

《冰原歷險記》中的松鼠角色以荒腔走板的行徑，營造討喜的戲劇效果。影音為2002年上映的《冰原歷險記》電影預告片。

然而觀看動畫需要如此認真、一本正經的自我檢驗嗎？如果這樣的橋段也算受虐情節，會不會標準太高？畢竟人們觀影常常就是因為需要抒解的出口。

不過黃宗慧不但很認真看待，甚至試著以這個問題為思考的起點，寫了一篇論文，名為〈誰怕米老鼠？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重省班雅民與阿多諾的迪士尼論辯〉，談的就是怎麼看待早期迪士尼裡以施虐為樂的米老鼠，以及總被砸雪球、被火燒屁股的唐老鴨。

爾後，黃宗慧繼續研究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動畫電影的轉變。「過往的迪士尼採用擬人化的方法製作卡通和電影，容易以刻板形象呈現動物，並經常帶起購買的風潮，譬如《101忠狗》（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造成大麥町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則讓珊瑚礁魚類被撈捕的趨勢直線上升，還有《鼠膽妙算》（G-Force）、《料理鼠王》（Ratatouille）等，使得寵物鼠銷售大增，但多數飼主因衝動而購買，厭膩照料之後反而衍生更多棄養，凸顯不負責任的可悲現象。」

但黃宗慧發覺，娛樂效果與動保觀念如何兼顧，是迪士尼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幾年努力的新方向。如《動物方城市》（Zootopia）、《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等動畫，都有更具誠意的呈現與嘗試。

在乎動物的悲傷和喜悅，才會珍惜牠們的存在

比對《海底總動員》的首集和續集，黃宗慧講解說：「第一集上映後，即使影片暗示性地批判了濫捕與爆破捉魚法，但是濫捕小丑魚等珊瑚礁魚類的歪風仍然大起。

而相隔13年的續集，無論是傳遞正確的海洋生物知識——如鯨魚的傳聲定位、魟魚的集體迴游現象、章魚有三顆心臟等資訊；抑或控訴人類製造的垃圾——從馬克杯到廢棄車、沉船對海洋生態的巨大破壞都有；或是指出海洋生物展覽館的缺失可能使其成為充滿傷害的「魚監獄」，都可以見到迪士尼在動保觀念上的進步。

儘管影片裡還是有失真或錯誤的部分，如鯨鯊並非鯨魚，而是鯊魚，但迪士尼的確想要更正確而真實地傳達動物的處境。」

影音為2003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電影預告片。

《海底總動員2》的真實，和早期迪士尼天馬行空的純擬人化、罔顧動物生存實相的作法截然不同，黃宗慧認為此類轉變不止讓孩童注意到動物在現實中的情況，同時連帶引導成人產生查證的好奇。

影音為2016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電影預告片。

「也許，比起要求娛樂片非得要準確傳遞科學知識，迪士尼遊走於嚴肅的保育議題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動能、引導更多人去關心動物，也是一種平衡的作法吧。」黃宗慧有感而發地說：「我想要表達的是，人類終究要願意去感受他者，在乎他者的悲傷和喜悅，才不會認為那些被人逼到滅絕邊緣的動物就算真的消失了也沒關係。」

黃宗慧進一步解釋，「哀悼」的能力其實可以成為倫理行動的契機，這是動物研究讓她深受啟發的一個觀點。過去哀悼多半被當成負面的情緒，或是一個需要被度過的過程，但是在澳大利亞學者托姆．范．道倫（Thom van Dooren）的解讀中，卻成為某種轉化力量的來源。

范．道倫提出「共哀」（grieve with）理論，認為「真摯的哀悼會打開我們的覺察之心，讓我們發現，我們和其他無數已被逼至滅絕邊緣的他者，有著如何休戚與共的關係」。

「而這些他者，都是有著哀悼能力的：動物在失去所愛，失去住處與失去舊有的生活方式時也會哀傷，人卻一直以為只有人才會，動物研究者因此希望更多人能理解，是人類中心主義讓我們以為人是唯一會哀悼的動物。」

黃宗慧認為，共哀的觀點足以讓我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作出徹底反思，即使不可能根本上解除人對動物的剝削問題，許多動物仍以我們來不及挽救的速度在消失中，但至少，我們要懂得哀悼。她直指核心道：「面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他者，如果還有人記得牠們曾經存在過，會哀悼牠們的滅絕，那麼，或許就不會繼續理所當然地傷害更多生物，也就還來得及挽回點什麼吧。」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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