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近年來，許多原本屬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國家開始出現「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趨勢。這指的是，儘管這些國家形式上依然維持著憲政結構和選舉制度，政府卻通過一系列手段削弱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採取了修正憲法、改變選舉規則等措施，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並通過立法限制媒體的自由報導，甚至干預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這些行為不僅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活力，也使得國家的憲政制度變得更加專制，與傳統的自由民主原則漸行漸遠。

但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嗎？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建志深入剖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法系國家的憲政運作模式，看到司法系統如何參與並左右政治決策。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憲法在各國具體政治背景中的彈性與限制，更引發人們思考，何以憲法在實踐中未必完全符合民主的理想？

民主體制是會相互影響的嗎？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spreading globally.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

該如何觀察全球民主發展的現象？林建志與其他研究者提出三種假設：

第一種是傳染假設（contagion hypothesis），這意指憲政發展會受到周邊或全球化的影響，透過「模仿效應」或「示範效應」讓某些地區的政治制度向相似的模式靠攏。這可以理解為民主的「傳染」或擴散。例如在冷戰後期，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相繼擺脫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國家受到周邊改革浪潮的影響，決定進行民主轉型。同樣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北非和中東國家如突尼斯、埃及的群眾運動也在區域內造成了政治變革的傳染效應。

第二種是憲政惰性假設（constitutional inertia），基於「慣性」的觀點，意指國家一旦選擇了某種政權類型便傾向於維持，因為轉型需要克服極大的內部和外部阻力，所以民主國家通常保持民主，而威權國家則維持威權統治。例如，英國、瑞士這些長期民主的國家，即使遇到內部經濟衰退或外部威脅，依然穩定地維持民主制度。相反地，北韓等長期威權國家即便面臨外部壓力，依然難以轉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種則是政權表現假設（regime performance hypothesis），這可以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詮釋：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時，政權會較為穩固，因為大多數人不願冒失去基本需求的風險來反對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政權一直保持穩定，因為政府能夠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使得人們不會急於要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變革。相似地，在經濟成長的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換取了民眾的相對支持，使政治改革的需求較低。

這三種狀況為國家的憲政改變提出假設，但林建志研究東亞、南亞國家，發現到東亞與南亞的憲政發展卻揭示出憲法的運作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更會受到政治與司法力量的影響，出現「政治司法化」現象。

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為全球性現象？
攝影／陳怡瑄

「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現象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多數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經歷了一個稱為「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的現象。何謂政治司法化？根據《牛津政治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司法化意指「依靠法院和司法手段來解決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爭議」，這些可能涉及最深刻人權與倫理衝突的政治議題，理論上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無論是透過選舉或者公投，但事實上卻很少真的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透過一系列司法審查程序，促使國家高等法院經常被要求解決：言論範圍、宗教自由和隱私到財產、貿易和商業、教育、移民、勞工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

林建志以馬來西亞和印度為例，兩國的最高法院在處理關鍵政治議題時，逐漸超越了單純的法律審查，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過程。他說：「因為現代社會道德議題和政治爭議更加複雜了，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往往無法有效處理，導致法院成為解決這些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司法權是否過度擴張的爭議，因為當法院過於積極地介入政治事務時，可能會動搖權力分立的根基，甚至影響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因此，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現象？根據林建志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明顯的憲政民主倒退。但也不能說這完全是好事。「我看到在亞洲，威權國家維持威權體制，民主國家維持民主體制，而持續在兩者間擺盪的則維持擺盪，少部分的半民主國家開始深化其民主。」

法院和司法系統在解決政治爭議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照片為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樓。
圖片來源／wiki

區域的「政治司法化」

在許多國家，法院通常是被動地等待案件到來才做出裁決；但印度最高法院經常主動介入社會問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行使相當於立法或行政的職權，推動社會改革。

印度最高法院的「主動出擊」反應了「司法積極主義」現象，這種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憲政主義中對權力分立的想像，在一方面執掌憲法解釋的憲法法院逐漸成為人民在政治場域的另一個代理人，政治部門不再能獨佔所謂的民意；而在另一方面，法院的正當性基礎也逐漸從中立性與法律專業，轉變成仰賴民意支持的解釋內容。

「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雖然引起對司法制度內在限制的質疑，但以結果論，政治司法化在印度備受民眾歡迎。」林建志提及，司法制度內在限制指的是法院在判決時受到的限制，比如只能在法律範疇內行動，或只能在個案中作出裁決，避免替代立法或行政權。這種限制是為了維持權力分立和平衡，避免法院成為干預政府政策的工具。

但印度最高法院的積極主義行為擴大了司法的範疇，挑戰了這些內在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可能會質疑法院是否越權行事？是否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法院在解釋和執行法律時，是否介入了更多政治議題導致政治司法化？後者更可能影響最高法院不偏袒一方的正當性。

然而馬來西亞的狀況卻和印度不一樣。林建志說：「馬來西亞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法院特別容易面對宗教與憲法的衝突、或是宗教法庭（Syariah courts）與世俗法院相衝突的情形，例如回教徒是否可以改信基督教？配偶若是非回教徒時的嫁娶繼承問題等等，都會遇到國內保守勢力的阻饒。」

馬來西亞的《聯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對穆斯林而言，改信其他宗教（如基督教或佛教）在法律上常會面臨巨大障礙。例如2007年，一名出生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女性希望改宗為基督徒，但國家登記局拒絕更改其宗教身份，要求她先獲得宗教法庭的批准。然而，儘管該女性試圖繞過宗教法庭，上訴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卻仍在最高法院被駁回訴訟。

林建志比較了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政治司法化現象，發現這些國家雖然理論上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解決人權與倫理衝突，但實際上司法系統的介入卻更加頻繁。
攝影／陳怡瑄

憲法應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基礎，但在印度，隨著法院積極干預公共政策，法院的正當性更多地來自於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說，法院的裁決內容往往是符合民意的，而非僅依賴傳統的法律專業和中立性。這種轉變讓法院的權威更靠近民意，而不是僅僅依賴專業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場。

而在馬來西亞，儘管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但穆斯林群體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宗教法庭的裁決在穆斯林事務中具有優先地位，甚至可能凌駕於憲法裁定之上，導致司法權威分裂，並影響憲法的最高性。

亞洲國家大多存在憲政惰性的狀況，此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林建志強調，除了通過加強憲法教育、促進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多元化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人權的實踐與完善，以發展更能適應現代觀念和環境的政制。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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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立足於民主時代，回顧過往的儒學，是否也可能開發出民主的內涵？
攝影／W. Xiang

在今日談論政治，「民主」已是近乎直覺的答案。民主政治從西方世界移植臺灣，再從理論成為實踐，已歷經了數十載的光陰，諸如平等、自由的公民成員，以及公開、對等的對話協商，這些詞彙如同空氣一般存在於日常生活。

但有趣的是，臺灣是一個深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國家，而以往被視為封建、帝制思想的儒學又是華人文化的核心，這不免讓人好奇：當臺灣學習西方的民主經驗時，儒學是否只是阻擋民主意識發展的歷史遺跡？

有沒有可能，當我們立足於民主的時代回顧儒學，也可能開發出民主的內涵？這是中研院歐美研究所所長鄧育仁在《公民儒學》這本書中，要回答的就是這樣的問題，他甚至提議積極地想像，通過儒學而思，為現代社會提出一種更有效力的民主論述。

牽起儒學與民主政治的紅線

鄧育仁畢業於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他的學術生命裡，流著西方學術傳統的血液，重視邏輯、論證的英美分析哲學更是他研究的基底。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轉向儒學與民主的研究？

「我從英美哲學學到的是『批判性』，但我同時也深深體會到『批判容易建設難』，分析哲學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但對於『什麼是對的』很少積極給予回應。」鄧育仁回到臺灣以後，發現學術界習慣從分析哲學的角度，批判儒學缺乏邏輯與論證，傳統儒學陣營的抗拒其來有自，但一味採取對立的姿態，似乎也無助於學術開展。

「傳統有好有壞，有菁華也有糟粕，如果我們不去面對傳統，就會讓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民主意識」，於是鄧育仁動念要牽起哲學與儒學的紅線，不再過問儒學是否不具嚴格意義的邏輯與論證，而是與儒學傳統正面對決，把它的優點找出來，把儒學放到當代公民社會的論壇上，試圖迸出新滋味。

儒學是老牌子，但通過歷史考驗的學術傳承，不是新時代來臨後說分手就分手那麼簡單，一定會有藕斷絲連、無法畫清新舊的部分。「我們在臺灣做哲學、科學、民主思想的研究，看起來好像很西化，其實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他們看到的依然是媽祖遶境、宮廟文化以及四書基礎深厚的民間宗教，這些傳統文化的元素。」鄧育仁試圖從臺灣文化語境中找出一個參與國際學術對話的窗口，結合民主政治與儒學的《公民儒學》就是他的答案。

鄧育仁動念牽起西方哲學與儒學的紅線，把儒學傳統放到當代公民社會的論壇上，來場正面對決，試圖迸出新滋味。
攝影／林俊孝

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其實，鄧育仁之所以催產「公民儒學」，還因為他發現當代民主政治思想內在的「自毀性」。

在當代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民主政治中，一方面，我們認同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為自己信奉的價值做抉擇的理性，且每一個人的抉擇都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又覺得需通過價值立場不同的人們，進行互惠、合作的共同協商一起完成政治決策。

在此，我們勢必迎來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價值多元是好事，對於他人的生命情趣，多數人也能給予尊重，但當社會要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時，總得定下一個確定可行的方向，所以各種多元價值間，勢必要得進行角力。

在民主社會裡，對立的價值之間常常產生激烈的衝突，彼此各是其是，互不相讓。鄧育仁提醒：「捫心自問，對立價值的背後其實也有很嚴密的論述邏輯，在文明世界裡，很少人是完全不講理的，我們不能總是覺得對方很愚蠢。」這種無法透過溝通協商來消弭的衝突，被鄧育仁稱為「深度歧見」，而深度歧見帶來的僵局就是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更須留意的是，「深度歧見」可能危及民主理念本身的存在。鄧育仁指出：「自由主義的自主觀，不能否定有人也會持非自由主義的公民意識，若以箝制的手段要求每一個人都信奉自由主義，將是一種自毀的論述方式，最後否定了民主自身。」換個角度說，如果我們真的要貫徹自由主義的精神，那麼就連「自由主義」自身都應從預設退回，重新放到溝通協商的論壇上，成為被討論的對象。

多元觀點的民主社會，難免會遇上無法透過溝通來化解的衝突的時候，鄧育仁稱為「深度歧見」，而後面臨的僵局，便可能帶來民主政治的「自毀性」。
圖片來源／Unsplash

於是，鄧育仁由儒學對自由主義提出挑戰，他試著提問：民主政治有沒有另一種談論的方式？

用「重設框架」解開歧見的僵局

鄧育仁認為，要退回到一切的起點，既然人類心智多樣性是不可迴避的事實，那麼談論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是試圖為協調歧見與爭端提出解套的辦法。他找尋到儒學的「論辯策略」中，有一種「重設框架」（reframing）的實踐智慧很值得參考。

什麼是「重設框架」？這是一種不停留在表面的爭端，進而挖掘、溝通爭端背後預設價值的討論方式。像孟子與告子辯論人性內涵時，告子以「水流無分東西」為喻，認為就像水流沒有固定方向，會隨地勢流動，人性也隨著外在環境變動，沒有固定的善惡傾向。

支持「性善」的孟子雖然不同意，但他沒有直接否定告子的說法，而是先承接了「水喻」，再重新設定譬喻的框架，指出「水往低處流」的面向，引導告子重新體驗水流仍有固定的特性，由此省思他的預設，並從不同角度觀察人性。

「重設框架」即面對同一個現實，卻因為觀看角度的不同，而展現不同面相，進而做出不同的判斷。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除了改寫情境譬喻以外，也可以透過調整詞彙的定義、使用，來創造不同體驗。如齊宣王問孟子，商湯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紂等事件，都是人臣以下犯上，是否符合原則？這對重視倫常的孟子來說並不容易回答，但他沒有迴避問題，而是運用不同的詞彙重新界定問題，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意思是說，桀、紂是破壞仁義的人，不能稱為「君」，而是「獨夫」；湯、武不是「弒君」，而是「誅獨夫」。

鄧育仁特別指出，孟子回應中以「謂之」引領的句式，目的在於引導對方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事情，因為在價值選擇中，人們會因為抱持不同觀察角度，而對事實有不同理解。

當溝通遇上僵局、死結，不妨重新框設問題，或許有化解可能。
圖片來源／Unsplash

因此，退回起點，進入對方做出價值判斷的框架，適度地重新選擇界定事實的詞彙，許多歧見與衝突，是得以溝通、化解的。「分析哲學的立場會覺得儒學根本沒有在解決問題，但是在實踐層次上，重新框設問題，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問問題，可以解開溝通的死結。」

儒學眼中的公民新定義

說到底，「重設框架」就是戴上另一副眼鏡，去看見另一種世界。鄧育仁認為，我們也運用「重設框架」去發現一種新的民主論述。

當代主流的民主政治，預設「公民」是能夠講理的人，且當他們討論公共議題時，能夠以社會最大福祉為優先，進行互惠合作的協商。在這個版本的民主圖像中，「理性」是一切社會機制運作的前提，也是當我們從個人生活進入社群生活成為「公民」時，必須達到的「底線」。

這樣的說法乍看之下很合理，但這種說法把「人」視為「講理的個體」，把論辯、互惠視為公民的門檻，其實也可能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忽視了現實情境中人的多樣性。例如：有些人不善於溝通講理，但不表示他們沒有他們各自的長處與洞見。

如果我們採取儒學的觀點，把「關懷他人」視為人的本質，接著再以「不忍他人受苦」重新界定「公民」的內涵，就可以得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民主圖像。對儒學而言，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政治運作最原初的出發點不是協商的能力，而是不忍他人受苦的關懷之心，所以願意透過制度的手段，讓每一個人活出自我。

藉由「重設框架」讓我們從古典翻出新意，看見新的民主論述。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換言之，儒學並沒有否定性溝通的價值，但在運用理性溝通的背後，是不捨人間苦難、不願他人受苦的側隱之心，可見儒學並非與當代民主論述對立，反而是從包含惻隱之心的「性善論」補充、轉化了當代民主的困局。

事實上，前面說到的「重設框架」雖可用來解決價值衝突的僵局，但也可能被當成權謀、詐術的手段。因此鄧育仁強調：「『重設框架』需要一個良善的價值作為實踐定向，避免把儒學導向另一種負面發展。」而「性善」就是「重設框架」的指南針，確保我們論辯的目的總是為了他人更美好的生活。

鄧育仁強調，「性善」為「重設框架」的指南針，確保論辯的目的總是為了他人更美好的生活。
圖片來源／Unsplash

儒學公民進行式

我們從前相信人的理性終究會克服私欲，為公共社會尋求最大福祉，但終究不免讓政治協商等同多數決，把政治治理化約為選舉；另一方面，對弱勢者在政策上提出援助，但社會氛圍仍存在許多無形的歧視與排除（exclusion）。在《公民儒學》一書中，儒學意外地華麗轉身，傳統老牌子長出貼近新時代的氣質。

話雖如此，鄧育仁做的是學術研究，而不是政治運動，公民儒學的貢獻在提出論述，為公民文化帶來一些影響，埋下轉變的種子，慢慢去看見：心智是多樣的，價值觀點是多元的，多元有他美好的一面，但也會帶來深度歧見的衝突，但衝突不一定是壞事，並透過儒學的實踐智慧跟價值論述的搭配，為社會提供一個實踐方案。

採訪撰稿／莊勝涵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鄧育仁（2014）。 儒學與公民哲學。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鄧育仁（2015）。公議與公德-儒學作為一種公民哲學立下的觀點。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鄧育仁（2015）。《公民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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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的理解，往往來自科幻小說和電影；然而，複雜而迷人的AI並非遙不可及的未來，其實我們早已身處其中。例如，聊天機器人取代真人客服、工廠用AI挑出瑕疵品提升生產良率、銀行推出智能投資和理財機器人、達文西機器手臂的微創技術顛覆傳統外科手術。

看似潛力無窮的AI，也正一步步踏入法律領域。有沒有可能，有一天AI可以開罰單、預測判決，甚至出現AI法官？當人工智慧代替人類執行國家公權力時，又會如何改寫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呢？

當人工智慧代替人類執行國家公權力時，需要提供AI什麼樣的法律基礎？AI會改寫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嗎？
圖片來源／Unsplash

從量刑預測到AI法官，人工智慧是法律人的好幫手？

綜觀人工智慧涉及的法律議題，「量刑」是國內外都積極嘗試的項目。例如臺灣有學術團隊研發「AI人工智慧協助家事判決預測系統」，預測父母離婚後，子女的親權會判給誰；美國法院運用COMPAS系統推估被告再犯率；愛沙尼亞計劃開發處理小型訴訟案件的AI法官。

這些系統有的已付諸實務，有的還在研發階段，為什麼法律界希望借助AI作為量刑依據呢？除了為人類分憂解勞、消化積存已久的案件，劉靜怡說：「真正的原因，是我們不希望個別法官的判斷有太大的差異，我們希望類似的案件能做類似的處理，這也是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之一。」

迎接AI來襲，各國政府紛紛端出策略報告，法律人也積極投入人工智慧的法律議題研究，劉靜怡直言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不過眼下AI確實能有貢獻之處，「法律裡有很多決定是比較常規化、規律性高，例如你超速被拍下來，超速多少罰多少，這些交通事務絕對比親權判決、繼承或刑事量刑更常規化，這樣的工作就很適合由AI來做」。

但問題又來了，當監視器拍到違規停車，它可以直接開發單嗎？答案是不行！劉靜怡說：「因為法律不容許這麼做，警察開罰單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如果要讓監視器開發單，接下來的問題是你要在法律上提供它授權基礎。」

AI判決預測系統是如何煉成的？

科技的準確度很高，可以聽它的就好嗎？人類會不會被人工智慧取代？在回答這些問題前，劉靜怡認為要先了解人工智慧的技術是如何生成？

如果要打造AI判決預測系統，必須先蒐集並分類大量的判決、找出關鍵字、準確的編碼（coding），將巨量資料（big data）轉化為可用的資訊，再讓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並做出預測，最後提供法律人做出決定。看似程序化的流程，其實步步都是挑戰。

劉靜怡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長期關注網路科技、國家資訊政策與人工智慧治理中的法律議題。
攝影／黃詩茹

劉靜怡說：「如果法官必須仰賴AI作判決，『數據品質』就非常重要，你到底選了哪些判決讓機器學習？」判決品質有好有壞，同樣的法律規定，有些人判得重，有些人判得輕，個案情況又有所不同。在「餵」給機器之前，編碼就是一項費時耗力的大工程。

說到這裡，劉靜怡問：「判決中常出現『非不得為』、『不得不』的文字，這樣的意思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編碼牽涉到文字系統的複雜度和法律文字的特殊性，「無論再怎麼白話，法律還是有專門的表述方式，以及法官如何在判決中，用文字把法律概念鑲嵌到事實裡的問題，所以編碼本身就很困難」。

編碼的品質決定資料的品質，但要下多少標籤，才能將判決轉換成有用的資料？如果設計系統、進行編碼的人都不理解判決的意義，如何正確地訓練系統？劉靜怡說，編碼並不是機械式的貼標籤，而是必須把判決讀懂、做出正確的分析和摘要，才能精準註記。

「背後龐大的人力資源是你難以想像，如果做得好就會是好的系統，但談何容易？坦白說，要讓AI變成非常精確的裁判替代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可能是相當困難的」。

當機器出錯時，人類怎麼接招？

AI判決預測系統的出現，雖然有助於減少人為偏見，卻也引來黑箱、不透明的質疑。劉靜怡提到，已有實證研究指出，在某些國家，有色人種、在某些地區出生，或擁有某些家庭和教育背景的人，在刑事案件中會被判較重的刑度、或較長的刑期。「AI學習這些資料時，可能會把過去判決中對於有色人種、少數性別或弱勢族群的偏見複製進去」。

群體偏見也是演算法衍生的黑箱爭議之一，當AI產生不公平的結果時，法律如何發揮權利保護的功能？
圖片來源／Unsplash

除了在編碼的過程中，將個別法官的價值觀或社會的刻板印象灌輸給機器外，偏見也可能來自法律界內部的因襲。

「預測系統是告訴你，如果有什麼狀況，法官通常會怎麼判。所謂『通常會怎麼判』，除了法律規範，很多時候是如果不這樣判，案子可能被撤銷發回，所以法官也會自我制約而選擇那樣判，這是內生的」。

所以人工智慧究竟有沒有可能取代法律人扮演的「推論衡量」的角色？劉靜怡認為，AI量刑系統或判決軟體無法代替人類找到一個完美的、唯一的、或毫無偏見的判決。

「它只是告訴你，過去遇到這樣的狀況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但不會告訴你要如何克服過去的偏見和判決本身可能的錯誤。它畢竟是從經驗創造出來的東西，因為這些資料就是人類社會如何解決各種紛爭的經驗」。

學習自人類經驗的人工智慧，是否可能取代法律人扮演的「推論衡量」的角色？
繪圖／Yent

人類面對AI始終有股複雜的心情，有的人樂見AI起飛，認為政府應該收起管制的手以鼓勵創新；有的人恐懼AI失控，要求政府預先立法管制人工智慧的發展方向。劉靜怡則說：「我對科技的發展是一半樂觀，一半悲觀。」

但她認為除了選邊站，我們更應該問：在機器犯錯時，可以怎麼處理？「有時候機器犯錯我們會發現，因為太不對勁了；有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做錯了，所以問題在於怎麼稽核和除錯」。

她也看到，在這段防疫時間，媒體常過度使用大數據、人工智慧、數位防疫等詞彙，看起來酷炫卻容易誤導大眾想像，「民眾會樂觀地以為機器非常萬能，其實機器目前能做的事情還很有限；或者悲觀地覺得人的權利岌岌可危，人會被機器取代或物化，我覺得這些都需要再去分辨」。

當我不想被研究，可以選擇退出嗎？

AI提供預測和決策的本質，在於不斷地形塑剖繪（profile）個人，透過收集個人的經濟、健康狀況、偏好、行動軌跡等資料，建立評估、分析和預測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隱私與資料自主性是否會受到侵害？政府規範又該如何嚴肅以對？

劉靜怡認為有兩種權利特別重要，一是「獲得解釋的權利」（right to explanation），二是「退出的權利」（right to exit）。

「獲得解釋的權利」，是指當我們的權利因人工智慧參與決策而受到限制或損害時，人工智慧應該提出論證、說明決策的理由，「法律最重要的就是給理由、說理，讓大家來檢驗理由是否正確」。至於「退出的權利」，是指法律是否容許個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選擇退出AI作成的決策影響圈，只接受單純人為決策的權利。

人工智慧治理下，個人是否有權利選擇退出AI作成的決策影響圈？
繪圖／Yent

劉靜怡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第54號判決」為例，民間團體拒絕將個人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用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的目的，因此提起行政訴訟。這個案件涉及的討論包括民眾是否可以拒絕個人健保資料被用於學術研究、保險方案制定等就醫以外的用途？以及過世的人已經沒有健保行政需求，親人是否可以要求刪除健保資料？

她提到，《個人資料保護法》最重要的原則，是除非當事人同意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不得將個資做目的之外的應用。「法律中有個資刪除和個資修正的規定，但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尤其是當涉及和政府有關的資料庫時，常可以找到理由說不能刪除，因為刪除是不效率的」。

法律背後，還有深刻的哲學問題：已經死亡的人有義務參與學術研究嗎？「但我們通常不去想這些問題，於是產生許多爭議」。在該案中，最高行政法院以健保資料庫可供國內健保相關研究、提升醫療衛生發展為理由駁回請求，目前正在等待大法官釋憲。

一卡在手好方便，我的個資誰來保護？

近來國際間政府機關與企業被駭客攻擊的事件時有所聞，資安問題也成為人工智慧治理的隱憂。劉靜怡說：「資料庫被駭，涉及的不只是資料被偷走，更大的問題是，駭客把資料偷走後做了什麼？」

以戶籍資料為例，有心人只要比對相關資料，就能讀出某人有哪些鄰居、去哪些地方進行哪些消費？這時候，擁有龐大個資的人工智慧加上行銷的投放技術，會發生什麼事？

政府掌握國民個人資料，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時，資安風險、隱私權退後的法治課題仍須審視思考。
圖片來源／Unsplash

「以前的假消息是鋪天蓋地亂撒，現在可以利用AI做更精準的投放。甚至為你的社區客製假消息，引導你的思考，進而影響選舉，這可能會讓我們的民主因此癱瘓」。

劉靜怡認為，在「演算法社會」（algorithmic society），「治理」與「監控」本就是相依相生的難解問題，科技確實讓治理更有效率，卻也是最好的控制工具。「人民有沒有權利主張，我不想被人工智慧治理？大部分的憲法學者還是相信，人有某種程度的離群索居、不被打擾的權利」。

如果有一位國民，因為不願意接受人工智慧治理，而喪失國民基本權利，意味著什麼？「意思是政府有可能藉由限制或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比如：參政權）強迫你受監控，如果你不接受機器統治，就被驅逐到生活共同體之外」。劉靜怡認為，人工智慧很可能讓一個群體一不小心就踏入完全不同的統治模式，而且和這個國家是威權或民主沒有必然關係。

演算法社會中，「治理」與「監控」是相依相生的難解問題，劉靜怡認為，AI時代的「公民」概念可能變成program citizen。
圖片來源／Unsplash

人工智慧衍生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也是在討論民主社會如何避免「演算法社會」成為「黑箱社會」的議題。劉靜怡說：「在AI時代，『公民』的概念可能變成program citizen」，利用個人資料，透過各種程式、軟體和機器來定義何謂公民。

「但我們沒有把問題談清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願意被監視到什麼樣的地步，以換取什麼樣的方便？我們把它變成非黑即白的命題，中間沒有光譜，沒有類型化，也沒有討論，這是最大的問題」。

法律人，做文藝復興人吧！

人工智慧從四面八方襲來，法律人該如何接招？劉靜怡說：「其實每個環節，法律人都有介入的空間。」

她認為法律人最基本的工作是告訴產業，法律管什麼？業者要怎麼解決？至於法律不涉及的部分，業者有哪些優勢和風險？另外，法律人可以針對新興的AI產品應用推動政策、設計法律規範；當糾紛出現時，法律人也能協助解決。她也建議人工智慧的設計者和法律人開啟對話，「讓正確的法律價值、倫理價值在研發過程中就放進去，可以避免很多後續的倫理問題或價值判斷的困境」。

同時，她對法律人的養成還有更多期許，「法律人的基本功要練好，也要努力了解法律以外的世界，讓自己成為『文藝復興人』。對這個世界的必要知識有一定的掌握和理解，不要失去對知識的興趣，才有辦法用法律專業進行對話，這都是法律人可以貢獻的地方」。

採訪撰稿／林希庭
編輯／黃詩茹
攝影／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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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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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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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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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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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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