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朝代的更迭，都伴隨著一個政權的覆滅和另一個政權的建立，我們俗稱為「改朝換代」。政權的轉換往往非常激烈，巨大的轉變策動了好幾代人的情感與記憶。

「易代（改朝換代）歷史書寫」是李卓穎博士專精的研究主題，他試圖探究，前朝遺民在滅國後如何在新朝代安身立命？如何看待自己家國的毀滅？又是如何重新安放自身於時代的洪流之中？

李卓穎深入分析蘇州地區，歷經元朝、元末張士誠（1321-1367）、明朝朱元璋（1328-1398）等政權之後，蘇州文人對政權和領導者的觀察、思維和評價，同時展演出官方觀點和地方看法的多樣性差異。職是之故，李卓穎開啟了對明代蘇州文人歷史書寫探溯的長期研究，特別是對張士誠、朱元璋兩位實質統治者評價的流變。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李卓穎。
攝影／陳怡瑄

官方歷史說法也會出現分歧

元末明初的歷史大多以兩本傳世的官方史書為主，一是《元史》、另一本是《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下稱《續通鑑》）。

《元史》編成於明朝開國之初的洪武三年（1370），裡面載述了當時文人對元朝歷史的基本看法，同時透露了他們對包括張士誠在內元末群雄的態度。

李卓穎指出，《元史》的撰作者並不全盤否認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反倒對它有極高的評價，只批判了順帝時代的晚期。在他們看來，群雄角逐是順帝失政導致的後果。而在認可元朝統治正當性的前提下，如張士誠等人的起兵，就屬於「叛亂」，朱元璋則是結束元末大亂，取代元朝、恢復天下秩序的新君王，因此有「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的論定。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冊明太祖高皇帝》（局部）明太祖朱元璋與孝慈高皇后馬氏半身畫像。
圖片來源／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一百多年後，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完成的《續通鑑》，則採取了另一套迥異於《元史》的觀點，裡頭根本性的否決了元朝統治的正當性，不但不再稱頌元朝的政治或文化成就，更凸顯出排斥元朝為外族的漢人中心論述。李卓穎解釋：「這和當時發生的『國難』土木堡之變極有關係。」

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御駕親征北方的外族瓦剌失利，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境內）被瓦剌軍俘獲，一國之君淪為階下囚，使當時的士人對外族普遍懷有極深的敵意。這同時也影響到《續通鑑》的態度──蒙古人的元朝是禮樂敗壞的外族政權，天選真主朱元璋繼承了代表漢人正統的宋朝，全盤掃除元朝的「腥羶之風」，恢復了秩序。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說朱元璋是撥亂反正，恢復中國正統的真主，那麼同時期中所有稱兵起事的人，就不能像《元史》一般，將其稱為「叛亂」，而是「起義」了。李卓穎分析道：「這也就為張士誠等人洗刷了《元史》以來賦予的叛亂者身分，且成為與朱元璋一樣，和元朝並立、稱王道帝的英雄，並令元朝降格為列國，喪失了正統地位。」

緊接著這個論述核心的調整，《續通鑑》的編撰者又要面對另一個疑難，那麼朱元璋與張士誠的分別是什麼呢？李卓穎指出，於此新論述中，《續通鑑》明白地強調，朱元璋所以突出，是他「神武」卻不嗜殺，且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心，但其餘豪傑卻只是貪圖榮華富貴，完全不及於朱元璋具有撥亂安世、關懷人民福祉的長遠擘劃。

《元史》和《續通鑑》都是官方正史，卻有不同的歷史評價。
繪圖／李昀

「從這兩套官方範式，也就是明代的官方歷史說法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其大不同。」李卓穎緩緩說道：「歷史的敘述有其章法，背後一定存在著邏輯，只是我們如何去找到那些千絲萬縷的關係，如何去看見藏在歷史敘述後面的心理、時代影響，也要瞭解到歷史書寫者會根據自身立場、時代或治理者的所需，去調整、修改或強化某一部分的歷史記憶與事實。」

然而無論是《元史》還是《續通鑑》，對於朱元璋和張士誠的功過評述，都十分明顯。「官方自然是擁戴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李卓穎笑說：「但在民間，尤其是張士誠曾經統治過的蘇州，那可就不見得了。」

蘇州士人記憶中的「好人」和「壞人」

元朝末年（14世紀中葉）中國各地反抗中央政府的武裝勢力規模逐漸增強，在東南方以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的勢力最大。1367年，歷經十多年的朱張之戰在朱元璋軍隊攻入張士誠首府平江（今蘇州）後結束。

在官方記載之中，張士誠眾叛親離，死守平江之後，戰敗被俘。李卓穎微笑道：「蘇州士人並不同意當時流通的《元史》或《續綱目》範式，將張士誠描寫成一無是處的無賴，同時，他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關切是兩種範式都無法顧及的，因此他們藉著凸顯張士誠的某些側面，不僅表述他們對元明易代的理解，也陳述了他們的關切。」

李卓穎認為，元明易代並非單純由元朝直接轉變為明朝的過程，其間曾有過既非元、亦非明的階段，那是有實存統治者（也就是張士誠）並且有各方面實際作用的中間時期，而包含士人在內的地方民眾如何理解、界定與官方的關係，也就至關緊要。

清‧徐揚《盛世滋生圖》（繪於1759年，又名《姑蘇繁華圖》。局部。）反映18世紀時蘇州的熱鬧與繁華。
圖片來源／wiki

若從張士誠的角度來看，《續綱目》去除了《元史》範式加諸其身的叛亂者污名，但《續綱目》為了映襯朱元璋的王者風範，便對張士誠採取了詆毀的態度。李卓穎說明：「換言之，這是將張士誠從叛亂者變成貪婪者。與此同時，卻有一批蘇州士人訴諸口傳說法，以筆記體將它們錄入書寫文化中，從而形構了相當程度上與《續綱目》針鋒相對的，另一套理解元明之際蘇州及張士誠的範式。」

李卓穎細加考察蘇州士人前後一百多年間的諸多論著，一一列舉。如永樂年間曾任戶部尚書的夏原吉（1366-1430），依文書資料及口語流傳纂輯而成《一統肇基錄》，其中隱含了地方人民對張士誠敗亡頗為痛惜的元明易代感受。

此後，還有陸容（1436-1494）的筆記《菽園雜記》，記述了蘇州人的觀點，認為張士誠投降朱元璋，並非為了自己的官爵厚祿，而是避免蘇州人民陷入戰火之中。並特別紀錄了朱元璋集團受降後，強迫蘇州人遷居南京的擾民行徑；也記錄了蘇州的賦稅與前朝相比，在明朝之後的負擔越來越重。

同時期曾官至禮部尚書的吳寬（1435-1504）編寫《平吳錄》，鋪陳了他所認定的元明易代過程中的蘇州處境，李卓穎簡要說道：「吳寬不以叛亂者看待張士誠，對他個人並沒有批評，甚至還有相當程度的肯定。但吳寬依循官方認可的《續綱目》，諸如張士誠戰敗被俘，沒有任何投降以保城民的念頭或行動，並強調真正有仁心的是朱元璋，並以『蘇州居民晏然』為朱張之戰作結……等等範式。顯示了吳寬對口傳說法採取了針鋒相對的立場，於此也凸顯了蘇州士人對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評價。」

然而，此一復述《續綱目》的書寫行動，並未得到其他蘇州士人的響應，相反地，有數種筆記作品，多次訴諸地方傳聞，提出了相異而有爭辯性的理解。

有別於官方的書寫範式，蘇州士人們站在士人的立場上稱頌張士誠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繪圖／李昀

歷史記憶的多樣性

如黃暐（1446-?）的《蓬窗類紀》紀錄朱元璋軍隊攻入蘇州後，屠殺半個蘇州城的悲痛；以及詳細敘述張士誠被困城內時，以一身投降換一城百姓安全的決心，得到了蘇州人的衷心愛戴。

祝允明（1461-1527）的《野記》完成於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收入了兩條已被吳寬駁斥的傳聞，構成了相對於官方範式的另類理解，再次表露對張士誠失敗之慨歎。

蘇州士人對於元明易代的複雜感受，在楊循吉（1458-1546）的《吳中故語》中更是展露無遺。一方面楊循吉和其他蘇州士人一樣，對於張士誠沒有天命，天下終須歸於朱元璋沒有疑義。但另一方面，楊循吉強調張士誠「仁厚」，說張士誠起兵有保全眾人、以義相合的特質，拒絕《續綱目》範式以貪求玉帛子女界定張士誠的說法；甚至強調當時的蘇州城葑門區域蕭然，正是因為朱元璋軍隊曾於該處屠戮破壞所致，直接否定了所謂「居民晏然」之說。

同於官方說法不會完全不變，民間說法也有很多種，不會只有單一的聲音。
攝影／陳怡瑄

李卓穎表示，他想要探討的不只是蘇州文人的在地論要對抗明朝官方的正統論，而是這些文人在歷史書寫中所展開的對話與深沉討論。他說：「百餘年前蘇州的遭遇也就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仍然實存於蘇州士人所處的當時生活世界中。換言之，那不是一個往事，而是在舉目可見的地景差異中，仍持續不斷喚起蘇州人記憶的沉重創傷。」

強調朱元璋有仁心、而張士誠僅有玉帛子女之貪求的《續綱目》範式，並不能為蘇州當時的處境提供任何可資參照的解脫之道，因此，祝允明和陸容解釋了蘇州人何以感念張士誠的原因，黃暐展現了張士誠非以脅迫而得到了蘇州人民的擁戴。這些蘇州文人委婉地提出一項訴求：朱元璋取得了蘇州之後，應該要實現「居民晏然」的承諾，以符合其有天命而以王者自居的宣稱，而非以重賦的報復或移民填實京師的懲罰對待蘇州人民。

李卓穎強調，這一套另類書寫範式，彰顯了即使到明代中葉，蘇州仍處於百餘年前的創傷陰影之中。蘇州士人和張士誠之間的關係，並非通盤一致的，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透過書寫產生的。

明朝中葉的蘇州士人藉由召喚張士誠的記憶，以及其中豐沛的感情，表達了對元明易代的見解，也陳述了他們對明朝政府措施的異見。李卓穎進一步補充，人們該學習以更寬大的心智去理解多樣性的可貴，若僅以單方面主張的正確否定別人，壓制他者正確的可能性，如此標準化、單一性很容易窄縮了我們對他人、對世界的認識。

歷史沒有斬釘截鐵的定論，時代也不會有一個確然無疑義的定位，必須在不同意見碰撞中，持續產生意義的更新。換位思考是比較合適的態度，可以讓人對自身立場有警覺性，不會一味固守於自我認同的經營。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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