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被八卦的對象是你自己，你還會覺得有趣嗎？

對很多人來說，「被八卦」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壓力源，成為八卦中心的當事人經常會說：「知道別人在背後談論你，卻無法控制別人如何談論的，這種感覺實在是讓人抓狂。」尤有甚者，在八卦猖狂的辦公室裡如果議論者又幫你取了個代號，你明明就知道他們當著你的面在議論你，卻無法為自己辯白，那真的會憋屈到內傷！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郭建志教授長年研究組織心理學，他將俗稱的「八卦」定義為「傳遞第三者不在場時，評價性訊息的行為」。他進一步說：「通常八卦都是用第三人稱描述，釋放訊息者試圖用非正式的訊息、私底下流傳，達到影響聽眾們對不在場當事人的觀感、想法或情緒。」

直覺來說，職場八卦會被認為是職場上的負面言行，並且伴隨不少負面情緒，組織通常不歡迎八卦。然而，郭建志卻為我們釐清八卦的存在可能具有「正向」效果，包含資訊交換、建立友誼、紓壓減壓和行使社會影響力四種功能。

八卦的正向效果

以資訊交換來說，辦公室八卦可以讓員工得到有效的獨特資訊，辦公室內的新進人員，可以透過八卦知道主管喜歡怎樣的員工、公司內部的其他人是什麼個性、該如何相處等話題。「八卦可以避免新進員工不小心踩線。」郭建志言簡意賅，指出首要關鍵：「有時候藉由資深員工傳遞公司或人際間的八卦，反而更能夠協助新人快速融入這個群體之中，減少錯誤的嘗試，並非壞事。」

八卦具有四個正向效果。
製圖／張力予

對於散播八卦的員工，也能達到與新進人員建立關係的效果，可以展示他是公司內部消息最靈通的人，同時行使社會影響力。郭建志指出，只要事情和自己無關，談論的是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那麼人人都會覺得聊起來很有趣，也可以把自己不想要的那一塊情緒投射在第三者身上，達到紓壓減壓的效果。

而員工之間的八卦，和主管向員工傳遞的八卦，會有不同的影響。這裡筆者舉個例子方便讀者們理解。

主管Ａ在新人訓練上提起辦公室裡一個不在場的同事ｆ，不但強調那位同事的時間觀念不佳，經常有遲到的行為，並且宣稱ｆ有高層背景還有暴力行為。這裡，Ａ的行為是在講述一個不在場的同事，符合八卦的定義。他正在向新進同仁交換一個資訊，就是「ｆ愛遲到」以及「ｆ不好惹」，並順勢行使了社會影響力告訴新進同仁「我是公司裡面的萬事通」。

如果新進同仁因為好奇而想了解更多，那麼Ａ就和新進同仁建立了友誼，並且因為談論別人的事情而能像是談一件奇聞軼事一樣達到紓壓減壓的效果。與新進同仁一起談論另一個同事的八卦，還讓Ａ將另一位同事塑造成令人害怕的對象，增強新進員工對ｆ的恐懼情緒，自己則彷彿是新進同仁的朋友一樣八卦著另一位同事，持續維持良好的友誼而不會因為主管的權威等因素，讓新進同仁感覺有距離、不敢靠近，反而可以對新進同仁進行更多掌握。

但對ｆ而言呢？他會不會覺得這根本是個莫須有的造謠？自己被主管塑造成一個對公司無益（遲到）且具威脅性（有背景）的人物？我們不太容易知道，因為被八卦的對象，基於種種原因，通常不會與被八卦的第三者核對訊息。只知道，這對於被八卦的第三者來說，確實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而且不一定是被八卦的第三者所希望的影響。

言者有心，聽者無意，無論是八卦者還是被八卦者，都難以預料八卦傳遞的後果。
圖片來源／xframe

什麼特質的人比較容易遇到八卦？

職場中，主管本身的職位具備突出性、顯著性，因此大家聚集起來談論主管的八卦是最常見的事。郭建志說：「所以主管們對自己成為被八卦的對象，其實可以放寬心來看待。」但是另外有兩群人，可能就要戰戰兢兢了。

任何人都可能八卦別人，或是成為被八卦的對象，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在常態分配兩端，表現特別不同的人都很容易成為被八卦的對象。例如，小時候班上第一名的學生，大家可能會背地說他只在意成績、人緣不好；但如果是最後一名的學生，同學們也可能會說這個學生很不努力、分組都不想和他同組。

「績效高和績效低者，都可能會成為被八卦者，甚或是成為職場中被霸凌的對象，這兩者因為不具備主管的身分和權力，因此在組織裡面也會比較辛苦。」郭建志以「社會訊息處理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深入解釋，他強調所有的八卦都透露重要的人際線索，對於接收者來說，八卦裡頭含有豐富的社會訊息，對接收者而言，這些八卦就可以輕易地進行「社會比較」，去了解自己和被八卦者具備那些相同或相異的特質，需不需要修正自己的行為？

「社會比較是一個自動化的行為，每個人都會出現這樣的直覺反應，它又可以分為向上比較和向下比較。」郭建志進一步說明：「兩種比較的基準，都來自於團體中績效最好或績效最差的人，那是很基本的人類行為。」

當職場員工向上比較時，可能會產生羨慕和忌妒的情緒，羨慕者會期許自己要努力跟對方一樣好、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出現忌妒情緒者，就可能會用各種方法影響對方，試圖讓對方和自己同樣水平。

郭建志提到：「向下比較也是八卦中很重要的功能。接收者可能會認為，這樣聽起來我比對方好太多了，所以我現在應該不會被團體討厭或排擠。」舉個例子，如果主管Ａ在新人面前特別提到「ｆ太喜歡遲到了，上次竟然還讓客戶等了半小時，再不改進的話今年會給他績效最低。」這樣的情況下，主管可能也透過八卦在對新人展示「遲到」是不被允許的行為，讓新人檢視自己是不是也經常遲到，進而修正自己的行為與主管的標準靠近，同時也疏離被主管批評的ｆ同事，好讓自己更快融入辦公室環境。

職場工作者應該如何看待八卦？

八卦之所以人人愛聊，卻又不想成為被八卦的核心，就是擔心被攻擊。但如果八卦難以根絕，職場工作者又應該如何面對八卦呢？

郭建志再次以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說明：「人是會記憶、學習與調整的動物。透過八卦，辦公室的同仁會學到如何展現團體想要的樣貌、且讓自己更符合團體規範。」根據「社會衝擊理論」的研究，人是容易受到團體影響的，而且越認同團體，就越會遵守團體的核心價值。所以，組織裡面最核心的人，一定都是認同公司文化並且執行公司文化的人，不遵守團體規範的人自然就會被群體排擠或淘汰。

同時，郭建志也溫馨提醒：「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成為八卦中心的經驗，那種感覺也通常不是很好，若是職場八卦演變成職場不文明行為，或是演變到排擠或霸凌他人的地步，可能會完全影響到了被八卦者在公司的名譽與工作機會。這種情況下，組織就會被恐懼給壟罩，工作者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人人自危的結果，即使是高績效者也會選擇離開，長久下來對組織成長沒有益處。」

職場人可以將八卦作為自我調整的訊息參考來源，讓自己盡快判斷是不是適合留在這個崗位上，或是應該立刻轉職。
圖片來源／photo-ac

過去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ies）顯示低績效者容易被排擠、被汙名化，因為他們脫累了大家的進度，但同時高績效者也會被影響，甚至可能會拉低自己的績效以更融入群體之中，郭建志說：「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主管可以改變社會比較的框架，不要把個人當作是比較基準，而是以團隊的模式彼此競爭，這個比較基準就可能從個人轉移到團體。也能夠透過訓練的機制，讓績效較差的員工習得必要的技能，協助提昇他們的產能，避免成為受攻擊的目標。」

而八卦討論的內容也需要慎選，郭建志指出，如果八卦的內容都是私人的、私密的訊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因為談論八卦者很難預測接收者會有什麼樣的感受，訊息對被八卦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甚至對主管本人會產生怎樣的評價。」以上述例子來說，ｆ與高層的關係屬於隱私，這個訊息雖然可讓新人心生警惕，調整與ｆ的相處方式，但同時也傷害了ｆ的名譽。

但相對的，郭建志慎重地強調，八卦的內容如果完全是公事，才有助於組織。再如前文的例子，除了被八卦的ｆ之外，其他人就知道Ａ主管不喜歡遲到的人，同時也可以增強其他同事對時間觀的關注度，如此才可能提升團隊的整體績效。

當主管在釋放任何訊息時，都要給予高度的同理心，並且多給予員工一些心理支持，讓員工可以因應負面八卦對他的影響，避免影響員工的工作士氣或對公司的認同感。研究顯示，越是友善、支持、給員工發揮空間的職場，八卦對於員工的負面影響就會越低。

採訪撰文／艾　彼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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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印象之中，黨爭是兩個不同群體的政客互相攻擊的政治鬥爭。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認為並非如此，他研究宋史五十年來，特別將火力集中於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南宋中、晚期，透過獨門議題研究，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對人際關係的經營，不止是結黨營私、獲取名利而已，更有著時代不得不然的生存法則。

學術研究牽繫社會

生長在宜蘭蘇澳的黃寬重，幼年時家境清苦，哥哥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只能打零工過日子。自言弱勢家庭的黃寬重語中帶著柔軟情感：「雖然我的原生家庭缺乏資源，但家中的兄長們都很關注世界變動的局勢，也喜歡討論時事，這或多或少是造成我對政治、社會充滿興趣的根源。」

黃寬重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夠自外於社會。他高一時加入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曾任宜蘭分會會長。年輕一代的覺醒在當時是一股新興的力量與希望；讓黃寬重強烈興起改造社會的使命。

因此連帶影響黃寬重選擇大學的志願，他在歷史、法律或政治系之間掙扎。

當時兩個決定性的關鍵讓黃寬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第一是我出身貧寒，不具備能言善道的領袖氣質，在那強調『吹台青』的年代，我的家沒有足夠的條件讓我從政，邁向改變社會的道路。畢竟讀大學、當老師是我們那個年代會讀書的人最普遍且安穩的出路。另外，更重要的是曾任自覺會總會會長的許席圖被補，那是有名的統中會案，入獄後他精神異常，如今……唉。」語氣不勝唏噓，表情哀憐，在這個警訊下，只能選擇安身立命的歷史。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因此他的學術研究隱然與社會環境的有所牽連，這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比如採集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的新興中型士族的個案研究裡，黃寬重以樓氏家族推動家族內部，以及鄉里經濟互助的義莊、學校和橋梁等公共建設的貢獻為例，指出其時知識分子不僅關懷社會且付諸行動。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的隱性牽連，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
攝影／張傑凱

「樓氏家族超越了『家』的概念，重視『族』的意識，在購田創辦義莊、資助貧苦無業的族人這件事特別能夠看得出來。」黃寬重強調樓鑰一代與同鄉親友共同推動跳脫家族思維、具有社會意義的鄉曲義莊的維持與經營，讓慈善救濟建立起常態、持久的制度化組織與經濟互助體系，而不是短效性的慈善活動。他說：「因此才能跨出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透過集體的力量去關懷鄉里、標幟士人階層的理念與價值。」

顯然，黃寬重身上保有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也才能對應到遙遠的南宋，在歷史研究中，呈現另一種關懷社會的獨特途徑。黃寬重語氣沉緩：「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並非我們誤以為只顧爭奪鬥利的政客，他們的公義之舉並不短少啊。」

循環式興衰的南宋士人家族

南宋的社會變動劇烈，且信息傳遞快速，士人透過類似中央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並藉書信聯絡，乃對政治情勢、軍事、經濟、文化方面的變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並頻繁交換意見。

黃寬重提到南宋文人雖看似汲汲營營於功名，在科舉制度搶破頭想要出人頭地，但那是高度競爭的現實使然。因為獲取官位才可能獲得資源，買田置產，並經營朝廷與地方的人際，讓家人親友經濟生活無虞，進而培養小孩受教育，以維持家族競爭力，避免家族中衰。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起與沒落，但不能只專注於鑽研這一點，需要從時代的整體性去看，才能釐清宋代家族對社會的意義。」黃寬重強調家族的崛起既是知識份子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因應時代的需求。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衰。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進一步強調，看待一個朝代，並不能只有單一觀點，比如一般人認為南宋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對立鬥爭，就不是事實。「一概而論這件事，對學術發展是阻礙。南宋文人對自身能力、才華的厚實，以及重視人際關係是並進的。像太學生入學後，不止考慮學術成就而已，還得設想未來發展，所以會慎選師從哪一位學問家。這是經過思辨後的多元選擇，畢竟在個體的成敗以外，還得將群體的利益納入考量裡。」

以基層官僚孫應時的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黃寬重從家族發展及個人際遇，發現孫應時的官場之路和學術之道，都映照著南宋眾多中低階層文人的身影：他們在慶元黨禁中存活，並持續對地方和社會有所貢獻。

這要談到南宋時的思潮流變。南宋是道學蓬勃高度發展的時代，到中期，重要的道學家分別為張栻的湖湘學、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和陸九淵的心學等學派。

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寧宗繼位之後，右丞相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不和，兩派明爭暗鬥。最後韓侂胄以「宗室不得為宰執」的祖宗家法，逼使趙汝愚離開朝政，進一步批判道學，視之為偽學，掀起整肅朱熹及其門人，對道學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是為慶元黨禁。

孫應時最早師從於陸九淵，爾後轉向朱熹，但在黨禁後，又與朱熹漸行漸遠。黃寬重提出這是宋代士人從學多師：「一開始陸九淵鼓勵學生向其他學者問學。但理念分歧後，陸九淵發現孫應時等人親近朱學，就憤而寫信指責。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黨禁之後，朱熹門生怕受到牽累，與他保持距離，朱熹也曾公開批判。」

過往都是道德至上的標準，指責門徒怎麼能背叛師門？黃寬重則認為當學術與政治糾葛太深時，道學追隨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們除了考量聲譽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對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存續，等多元因素，不宜只用簡易的二分法去判斷，更不好只從政治的對立性、尖銳化的角度作解釋。

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慶元黨禁不但是政治鬥爭，同時關係南宋的路線之爭。」黃寬重指出，當權者一方面要剷除政敵，鞏固自身，另一方面也會要求一般官員必須表態，選邊站，甚至讓應舉士人不得學習被定調偽學的道學。這種強制手段與政治壓力，讓不少道學追隨者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是個體如何在大時代的巨網下，為自己、為家族掙扎求生的殘酷物語。

以孫應時與周邊友人來做對比，黃寬重認為是最鮮明的例子：「孫應時出自寒門，沒有太多資源，道學興盛之時，他選擇在科舉與道學兩方面並進。而後，身處黨禁陰影下，他就非得轉身尋求執政核心如張孝伯、趙彥逾的協助，試圖勉強保住職位。但還是被長官責難，最終被劾罷，實在無可奈何。」

黃寬重提及孫應時處事作風謹小慎微，以保身為要，與其友人呂祖儉大不相同。

呂祖儉是道學名儒呂祖謙的胞弟，出身世家大族，性格耿直、急躁。他因力挺趙汝愚得罪當權者，遭到貶黜，甚至因病致死。但到理宗褒崇道學時，他又備受推崇，贈諡號並惠及子孫。

此外與孫應時交好的項安世、石宗昭等人則都是地方望族，也是陸九淵門人，但由於人脈廣深，即便是黨禁政爭中受到牽連，但後來轉而贊成恢復，重返政壇，甚至獲拔擢晉升。

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宋‧宋徽宗〈文會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放大）。
圖片來源／wiki

黃寬重細膩且獨到地分析道：「由這些例子便可知曉，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過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論述，因於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的印象過於深刻，而常有偏頗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入，究其人生際遇和宦海浮沉，可以發現文人的命運和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所刻畫出的前後一貫或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藉著各自人際網絡，採用多元的回應對策，來因應政局變化。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此在政治的變動之中，有人堅持道統，有人轉向積極支持當道，也有人委曲求全，情況複雜異常，不可單一論斷。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不是總能往上晉升，他們就會把理想與熱情實踐在鄉里。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與實際行動，也看到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之外，仍懷抱理想。他說：「像孫應時中科舉的士人成千上百啊，但在員額缺少的南宋朝廷要找一個闕，卻無比艱難。孫應時的官階最高就到通判而已。」黃寬重語音哀微，露出苦笑：「正如同臺灣現在流浪博士滿街跑的景象，南宋的流浪進士何其之多啊。」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難獲往上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致力追求政績、廣佈人脈之外，也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再加上舉業挫敗的讀書人，也仰賴知識與學問在鄉里從事不同職業謀生，彼此結合推動鄉里建設，植根於基層社會。可以說科舉考試配合教育，讓士人成為時代主流群體，除了推動政治改革與建設，更讓南宋社會、文化有高度的發展。

黃寬重強調：「一直以來，南宋的孱弱被過度描述了，反而忽略當時多元、精緻文化的進展。」

他以取代韓侂冑，權傾其時的史彌遠舉例，一般總認為他是奸相，讓南宋民不聊生。但黃寬重的看法是：「南宋晚期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絕望且腐敗的黑暗時代。史彌遠當朝，除了文化有多元發展外，醫療與養生觀念更為普及，說明當時的社會富庶。宋代黨爭也不僅僅是派系之間的爭戰，而是理想與現實的多面性表現，涉及複雜的人際網絡。我想，學問需要更全面性地去理解、觀照，不宜留滯於以偏蓋全的主觀印象。」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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