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我們為何還要讀一個百年前的德國法學家？他對我們今日的生活有什麼啟示呢？

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1878年出生於德意志帝國漢莎自由邦的貿易大城呂北克（Lübeck），這個城市的名稱據說來自於西斯拉夫波拉比亞語的辭根「愛」（lub-），某方面彰顯了此地歷史文化的多元。

這位出生自呂北克的子民，將於68年後提出舉世聞名的「拉德布魯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亦即「當法律與正義嚴重衝突，法律必須讓位於正義」。這是現代關於「惡法非法」相關討論的里程碑之一。

拉德布魯赫主張，法律的核心價值是維護正義，而非僅服從法律的形式效力。當法律極端背離道德與公平原則，法律便失去其作為法律的正當性，法官應在此時選擇遵循正義，而非盲目遵守惡法。

很多人會直覺以為，拉德布魯赫在1946年提出這項公式，是基於對納粹德國的反思，但臺灣大學法律系特聘教授顏厥安指出，儘管納粹迫害猶太人、箝制學術自由的惡行十分重大，但拉德布魯赫並不只是因為納粹而做出這樣的主張：「一個人的哲學思想不太可能是兩年、三年就可以形塑出來的，而是關乎其一生的思辨與追求。」

回顧拉德布魯赫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他的畢生追求與信仰軌跡。照片為拉德布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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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被逼入絕境的法學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意志帝國覆滅，第一次試行共和憲政的「威瑪共和國」於1918年誕生。而在威瑪共和時期開始沒多久，拉德布魯赫就差點被叛變的軍閥抓去處死。

拉德布魯赫雖然出身富商家庭，但一直是個熱血文青，對工人運動起家的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心懷認同。1913年，拉德布魯赫偷偷跑去蘇黎士參加社民黨創黨元老畢貝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喪禮，還匿名發了篇弔文。1918年才正式加入社民黨，成為其中少數的法學者。雖然今日社民黨是德國主流政黨，但在20世紀初期還未成形，加入當時較為激進的社民黨可能導致學術生涯告終。

1920年，部分右派民族主義者意圖顛覆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卡普政變」（Kapp-Putsch）爆發，政變軍人與支持威瑪共和的碼頭工人產生嚴重流血衝突。拉德布魯赫自告奮勇前往調停，希望能靠談判讓一切和平落幕，結果卻被抓起來，政變當局的軍事法庭甚至判處他死刑。

「拉德布魯赫被關了六天，當了六天的死刑囚。直到政變奪權失敗才被釋放。這段經歷讓他更加確認自己的反死刑立場。」顏厥安提到，日後，拉德布魯赫代表社會民主黨數次出任威瑪共和的法務部長，他在任內提升婦女工作權益，讓女性得以出任法官。然而兩項他認為最重要的議程，亦即女性墮胎除罪化、廢除死刑則皆未獲通過。

威瑪共和只存在短短15年，至今卻仍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前車之鑑」。照片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菲利普‧謝德曼在國會大廈宣布德意志共和國成立。發表於1918年11月24日的《柏林畫報》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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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威瑪共和在1933年被納粹黨從內而外「奪舍」，希特勒以「民選領袖」之姿，破壞了民主體制，並相繼制定了一連串不人道的法律：如集中營、種族滅絕、恐怖優生學等等。

在納粹德國時期，拉德布魯赫是第一位被政府「禁止教學」的學者。他沒有被殺害，而是被禁止教學，純粹只是因為運氣好，沒有猶太人血統。顏厥安表示，這是一種思想上的軟禁，與1965年的殷海光有點類似。在這段教授職位被剝奪的時間，拉德布魯赫只能繼續埋頭寫作。

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拉德布魯赫立刻在海德堡大學復職，擔任法學院院長，並於納粹倒臺隔年，拉德布魯赫提出了「拉德布魯赫公式」。這項公式不僅指出法律可能違背正義，更隱含了對於德國全民責任的反省。爾後，在1948年受邀參與德國基本法的起草。

正義 vs. 法律

「威瑪共和到納粹政權的歷史教訓，讓世人知道，『防衛性民主』有其必要，並不是只要透過民選出來的人，『要做什麼都可以』。」防衛性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又稱「戰鬥性民主」，最早由德裔美籍學者卡爾·羅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 1891-1973）於1937年提出。當時，希特勒透過民主選舉取得權力後，德國迅速從民主走向極權主義。這讓羅文斯坦意識到，民主若不自我防衛，便可能被敵對力量利用。他認為，民主體制必須內建一種保護自身價值的「戰鬥能力」，例如透過憲政制度防止反民主力量奪取政權，以確保民主真正能夠延續下去。

「這個歷史教訓同時也讓拉德布魯赫改觀。」顏厥安強調，拉德布魯赫公式所處理的是法律表面與真正目的之間的落差：「他起初是個法律實證主義者，主張法律和道德沒有關係。但後來他看到納粹政體的建立和崩解後，反而更為務實，他不再肯定法律等同於永恆不變的真理，法律仍是人所制訂的規則，法律並不是十誡，也會出錯。」

顏厥安逐步分析拉德布魯赫的法學思想。
攝影／馬藤萍

由此，顏厥安說明拉德布魯赫傾向價值相對主義，認為每個時代與社會都可能擁有自身不同的價值判斷，並無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法律的有效性，正是基於對不同價值觀的相互尊重，而非單一價值的絕對支配。拉德布魯赫當然理解法律具有強制力，但他認為這種形式上的強制未必能真正贏得人民的內心認同。」

例如法律可以強迫公務員執行「逮捕猶太人」的命令，而公務員可能會因畏懼處罰而服從。但這種表面上的服從，並非真正的遵從，除非法律同時觸動了公務員內心深處的價值觀，使他們相信自己的行為是真正正當的，才會主動且真心地執行法律命令。

反過來說，當一個不認同迫害法令的公務員，他可能會刻意拖延、怠慢，把這項任務做得很差、績效很低。這種消極抵抗，反映的是法律無法召喚出人內心的認同，亦即，當法律無法引發一個人內心深處真正的認同時，這樣的法律所規定的，也就不是他真正的道德義務。

「法律或許從來都不完美，有種種缺失需要改進，拉德布魯赫公式強調的就是這種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顏厥安補充說：「透過立法及權力保障的實證法，即使內容有所不公或不合目的，仍然應該優先適用。然而，當實證法律與正義產生極端且無法容忍的衝突時，法律便應該讓位於正義。亦即，當法律的制定者完全不追求正義，甚至刻意違背作為正義核心的平等原則時，這樣的法律根本不具備法律的本質，因為法律之所以成為法律，根本目的便在於實現正義。」

人性與尊嚴

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18世紀提出「人性尊嚴」：無分等級身分或社會階層，凡是生而為人則必然具有的一種價值與尊嚴，不是因為我們做對什麼才被恩准賦予，而是天賦，是人類憑藉理性自主而固有，不能被剝奪的特質。但這種想法卻過了快一百年才真正被用在政治領域，直到20世紀才寫入德國基本法。

在人性尊嚴尚未被視作政治的基本前提之前，人往往是由性別、性向、種族、宗教、膚色、社經地位等各種標籤所拼湊而成，並被劃分到不同的階級。這些階級內又各自形成封閉的小群體，彼此之間難以流動。儘管每個人的差異十分明顯，但真正享有平等權利的，卻往往只是少數人。

然而，在承認人性尊嚴之後，人類便應該以理性來追求價值。我們之所以能夠分辨是非對錯，便是因為理性使然。顏厥安指出一個大哉問：如果當初有足夠多的德國人，意識到「這不只是我個人喜不喜歡甚或也不是我自己是不是猶太人的問題，而是我能不能這樣活下去而無愧良心的問題」，那麼納粹能夠如此順利的追捕、囚禁、屠殺猶太人嗎？

顏厥安強調，當法律失靈時，我們便須仰賴正義介入。
攝影／馬藤萍

「當法律失靈時，我們便須仰賴正義介入。」顏厥安進一步指出，正義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因此不可能絕對；但正義是一種特殊的價值，它可以用來「衡量各種價值」，是「追求最佳平衡狀態」的工具。當法律或具強制力的社會規範嚴重抵觸正義時，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正義價值被破壞，而是整個支撐價值存在的系統遭受了威脅。拉德布魯赫公式談論的正是如此重大的問題。

於是，我們必須再一次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在21世紀，為什麼我們仍需要讀拉德布魯赫？

或許，因為我們的時代依然充滿著未解的難題：法律與道德間的衝突、民主與集權的拉鋸、人性尊嚴遭受威脅時我們的選擇。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挑戰與責任，正如拉德布魯赫公式提醒我們的，法律不是完美的終點，而是持續追求正義的起點。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閱讀他的最大理由。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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