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語言所何萬順教授鑽研學術研究外，更抱持社會關懷，以嚴謹、實證的語言學專業針砭時事，包括對語言癌、英語崇拜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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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態度破除語言偏見與迷思

語言學家的任務之一，是採取科學的方法分析人們平時不經意便脫口而出的語言現象，進而發現人們意想不到的面向。這意味著要先懸置任何「價值判斷」，而從「描述事實」出發。

只不過，社會上總存在一群自認坐擁語言權威的人，熱愛對他人口中的話語指指點點，提升自身優越感之餘，也造成許多語言偏見和迷思，卻缺乏事實基礎，禁不起科學考驗。

語言不是「可以溝通就好的工具」，而是動態演變的多面體──不僅涉及實質表意、溝通，更具備展演與形式上功能，也可以視為一種文化美學表現，同時又可能受權力結構形塑，承載著特定的意識型態。面對如生態系般複雜，且不時變動的語言現象，語言學家以一種敬畏而不輕率評判的態度，審慎求取全面、客觀的理解。何萬順強調說：「任何人都不該憑片面標準去貶低、規範、或不正當地獨尊某一種語言，這是看待語言議題的基本態度。」

語言學家的任務之一，是採取科學方法分析人們平時不經意便脫口而出的語言現象，進而發現語言意想不到的面向。這意味著要先懸置任何「價值判斷」，而從「描述事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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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診斷「語言癌」？

「不好意思，這邊幫您做一個上菜的動作。」

這句子曾在臺灣社會鬧得沸沸揚揚。這種摻入冗詞贅字、看似又臭又長的語句被稱作「語言癌」，一旦講出口就可能會招來訕笑。但誰能說自己擁有某種「語言醫學」權威，去診斷別人的語言罹患了「癌症」？

在何萬順看來，高級餐館服務生的冗長語句有其道理，完全不必用「癌」來形容。許多語言中（如日文的敬語），都可以發現長句子具有表達敬意、禮貌等形式功能，這是提供服務方一種放低姿態的語言身段，也是高價位餐廳本該講求的細節。

何萬順感嘆說：「有些人自詡為語言上的衛道人士，說別人講話不乾淨、不夠漂亮，告訴你應該怎麼講。只不過，沒有一個文化用如此嚴厲的『癌』來形容。你認為聽不順耳，可以從客觀角度分析這種語言對溝通造成了哪些缺憾、障礙，不需冠上一個癌。」

臺灣的英語崇拜與語言自卑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雙語教育政策，這些看似再理所當然不過的措施，卻是何萬順所批判的對象。他指出，語言政策必須建立在科學基礎與歷史事實上，但是推動臺灣語言政策的力量，卻是盲目的英語崇拜，以及英語焦慮。

當我們的政府與人民齊聲高喊「雙語國家」的同時，沒人會舉手發問：「雙語指的是哪兩個語言？」何萬順說：「這裡頭暗藏著一種可怕的直覺，表示『華語』和『英語』霸權在台灣人的心中已經根深柢固，而保存臺語、客語與原住民語只不過是表面的象徵意義。」他比較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的語言與社會現狀，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有曾經被英語系國家殖民的背景，才會有今天的語言現實與語言政策，提醒臺灣若一意孤行推動中英雙語國家，不僅斥資甚鉅，仍難以達到這虛幻的目標，更必然嚴重衝擊本土語言和文化。

何萬順提醒臺灣現在若一意孤行推動雙語教育，不僅斥資甚鉅仍難以達到其他國家的水準，過程中更可能衝擊本土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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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一面深怕自己說出「語言癌」，把某些語言視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症；另一方面又極度崇尚英語，將英語視為仙丹妙藥，這些都可能導致臺灣社會的「語言自卑」，對自己的語言沒有信心。

我們是誰，說什麼話？

時空跳回2007年，流行女子樂團S.H.E.一首《中國話》歌曲紅遍全臺，同時掀起論戰：「我們講的是『中國話』嗎？」話說回來，這是個政治問題，還是科學問題？若是後者，語言學界其實已有答案。何萬順一篇發表於2009年的研究，把我們每天習以為常使用的語言稱為「臺灣華語」，有異於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或北京話。

臺灣華語和北京話之間最明顯的差異，除詞彙外尚有句法和語音系統的改變。臺灣華語常在形容詞前面加上「在」或「有」，例如「我手在痠」、「水還有熱嗎？」，這些說法在北京話並不存在，因為它們源自臺灣獨特的語言環境，也就是受臺語的影響：guá tshiú tī sng（我手佇痠）、tsuí kám koh-ū sio？（水咁閣有燒？）

其次，臺灣語言教育雖然包括注音系統，實際上卻因為臺語影響，我們比較不會明確區分捲舌音（ㄓㄔㄕ）與不捲舌音（ㄗㄘ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模仿中國人講話時，直覺就想要強調捲舌音。

何萬順拿自己名字舉例，臺灣沒有人會叫他何萬ㄕㄨㄣˋ，也沒有人會叫何萬ㄙㄨㄣˋ，臺灣華語的發音方式是介於兩者之間，語音反而變成英文的S，於是何萬順的「順」發音就如同「I’ll see you soon」的「soon」。

語音系統的另一個明顯差異，是臺灣華語的三聲（ˇ）只有短促的下沉，後段並沒有往上勾起。相反的，北京話仍習慣往上勾起，他們會說「給我來點麵粉兒」，句尾的「兒」就代表著「粉」的三聲往上揚升的餘音。

不僅如此，臺灣華語在詞彙、語法系統等方面也都有獨樹一幟地方特色。這些透過橫向比較所見到的差異，來自歷時性語言形成過程。何萬順侃侃而談，從洋涇濱語（Pidgin）說到克里奧爾語（Creole），揭開臺灣華語作為一種混成語，背後坎坷的身世。

臺灣華語的美麗與哀愁

「洋涇濱語」指的是一種非自然形成、不成系統的語言。在大航海時代，許多黑人被歐洲列強當作奴隸販運至美洲，他們來自不同部落、缺乏共同語言，只好利用彼此語言中勉強共通的部分，再加上白人主子的語言，組織出一種破碎語言。而當他們結婚產下後代，才以父母的洋涇濱為基礎，透過人類內建的語言機制，以及互動、對話經驗的累積，創建出一套混合父母語言、相對完整的新語種，這就是「克里奧爾語」。

「洋涇濱語」指的是一種非自然形成、不成系統的語言。在大航海時代，許多黑人被歐洲列強當作奴隸販運至美洲，他們來自不同部落、缺乏共同語言，只好利用彼此語言中勉強共通的部分，再加上白人主子的語言，組織出一種破碎語言。圖為大航海時代下販賣奴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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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萬順指出，我們的「臺灣華語」相當程度地符合克里奧爾語的定義，同樣是從支離破碎、拼湊成形、逐漸演進到結構完備，從而代代相傳的語言體系。

臺灣大多數人應該都以為，自己口中的語言是國民政府帶來的「國語」；但實際上，所謂「國語」，從未在這座島上真正實現過。這套以北京話為範本所制定的官方標準語，根本不是誰的母語，更不是一群人在長期互動下形成的自然語言，而是一個人為製造、靜態的語言。

在國民政府遷臺之際，踏上臺灣的外省族群，其實至少擁有橫跨「漢語語系」十個分支的多元語言，他們說起話來「南腔北調」，甚至不能充分互相溝通。這群人裡，母語是北京話的不到百分之一，雖然不少人以北京官話作為第二語，但實際上說起話來卻是鄉音濃厚，拿到當今來播放，恐怕人們還聽不懂。在當時，本省人已有七成接受過日語教育，日語是他們第二語，且仍保有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等母語。

國民政府遷臺之際，踏上臺灣的外省族群，其實至少擁有橫跨漢語語系十個分支的多元語言，他們說起話來「南腔北調」，而當時，本省人已有七成接受過日語教育，日語是他們第二語，且仍保有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等母語。圖為臺中一中舊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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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各自擁有複雜、多樣語言背景的族群，在國民政府、一個試圖強加標準國語理想的政權統治下，都同樣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母語流失。外省族群在流離異鄉的離散經驗下，完全放棄了母語傳承，為了溝通，勉強結合自己和其他族群的母語方言、輔以標準國語，拼湊出類似洋涇濱的破碎語種。到了外省第二代，在正式教育的洗禮下，又經跨族群語言互動的充分累積後，「臺灣華語」這個克里奧爾式的混成語體系，才在權力網絡的縫隙間成形，成為他們的第一語。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改良式清裝與學生西洋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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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複雜的語言歷史環境，一個人的「母語」、「父語」與「第一語」可能並不一致。何萬順以自己為例，他的父親是講湘語的湖南人、母親是山東人，說的是膠遼官話下的青島話，但他從未百分之百聽懂自己的「母語」跟「父語」。相反的，他的「第一語」就是臺灣華語。

人文、科學的拮抗與共存

相對而言，自然科學家不太需要處理價值立場的問題，但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身在人間、叩問人的議題，勢必會頻繁面臨「科學事實」、「價值立場」之間的矛盾。何萬順認為，身為一個語言學家，不能只是停留在「描述事實」，更要有所介入，對社會提出「規範性」的價值主張。

何萬順坦言，身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自己私下也偶爾會對某些語言感到沒來由的偏愛或不滿。然而，一旦將身分切換成一名語言學家，就必須以科學的態度面對任何語言議題，基於證據與論述提出價值判斷，並和不同立場者對話。也是基於這個判準，他認為「語言癌」的指控是忽視脈絡、缺乏事實證據，過於武斷的批判。

換言之，每個人心中都有未經條分縷析的直覺情感、習而不察的文化或道德價值觀。但是面對差異，我們應該以審慎的科學論證作為論辯、對話的樞紐，最終才能邁向一種關於「人」的普世性理念。因此人文學科更要「科學」，以客觀事實作為價值觀的基礎，相異的立場之間才有論辯的交接點。人文學科領域的價值，正在於差異之間的溝通對話、攜手並進。

何萬順坦言，身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自己私下也偶爾會對某些語言感到沒來由的偏愛或不滿。然而，一旦將身分切換成一名語言學家，就必須以科學的態度面對任何語言議題，基於證據與論述提出價值判斷，並和不同立場者對話。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文／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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