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佑宗運用調查數據、社群媒體等取徑，洞悉當代民主政治的困境與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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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政治理想曾經風行全球，甚至被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1952-）視為「歷史的終結」，但目前卻面臨重重困境。它的聲望正在下滑，定義受到挑戰，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民主制度真是人類政治的最終解答嗎？1987年解嚴後逐步自由民主化的臺灣，一路來也不乏類似聲音，質疑民主選舉比起威權統治更沒效率、不公平，甚至「更不民主」。

我們該如何理解全球民主倒退的現象？臺灣民主的未來何去何從？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佑宗運用調查數據、社群媒體、實驗方法等多樣取徑，指出歐美各國陷入民主危機的共通因素，更針對臺灣的地緣政治與歷史脈絡進行精彩剖析，同時點出「媒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洞悉當代民主政治的困境與轉機。

話說回來，「民主」究竟指什麼？中國是民主國家嗎？中國人理解民主的方式，是否和臺灣人截然不同？張佑宗透過大型調查不斷探究兩岸認知差異，推敲臺灣、中國，以及全球民主的未來發展。

全球民主退潮，為什麼？

民主自由，並非理所當然。綜觀全球政治發展，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新生兒，到近半世紀才成為主流。1970年代開始，由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席捲全球，從南歐蔓延至南美、東亞、東歐等區域，包括臺灣在內，許多國家紛紛脫離威權、獨裁、軍政府等形式的高壓統治時期。

然而，踏進網路科技、社群媒體發達的21世紀，人民似乎取得更多發聲權，民主卻逐漸失寵。

張佑宗指出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是歐美國家面臨民主危機的重要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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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當選美國總統，是歐美國家面臨民主危機的重要跡象。不認同現行制度，甚至願意接受強人威權統治，這樣的民意越來越高漲。」張佑宗說，「川普敗選卸任時，他的支持者不服選舉結果、進攻國會，就顯示對國家體制的不信任。」

在歐美，非法移民、工作機會流失、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使人民的不滿情緒水漲船高，催生出「民粹主義」，對民主體制帶來危害。張佑宗解釋：「所謂民粹主義，指的是一群人覺得被國家忽視、邊緣化，自己的聲音不再被尊重，權益也不受體制保障了。所以他們殷切盼望一個克里斯馬型（charismatic；透過個人魅力吸引群眾支持）的領袖登場，起身改變或推翻當前體制。」美國的川普、英國的強森（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1964-），亞洲也出現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Rody” Roa Duterte,1945-）等。

歐美世界因非法移民、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催生「民粹主義」，對民主產生巨大挑戰，衝突隨時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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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宗指出，由憤懣不滿而生的民粹主義，會製造出一種極端化的社會狀態：「如果我認同一名政客，覺得他和我屬於同一團體，他提出任何主張我都會舉雙手贊成；但如果我不認同這名政客，認為他是敵對群體的一員，不論他說什麼我都反對。」只有黑白，不容許中間意見的存在；只有我們和我們以外的其他人，缺乏有效溝通。這種民粹主義造成的「情感極化」，正是歐美與臺灣民主所面臨的最大警訊。

同溫層X假消息：社群媒體如何斲傷民主

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分配不均，是群眾激情的根源；但在背後推波助瀾，最終促發民粹主義崛起的關鍵，則是「社群媒體」。臉書等網路平臺讓人與人之間得以隨時隨地遠端連結，卻諷刺地造成「同溫層」與「假消息」現象，推升民粹主義與情感極化，對民主造成危害。

「社群媒體」熱絡發展下，加劇「同溫層」、「假消息」現象，也危害到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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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溫層體現在特定政黨、理念的支持者，在Facebook、Instagram等社群上振振有詞的發表言論，然後看到無數按讚與回文，便認定這就是民意，但實際上卻只在自家圈子內轉來轉去，難以跨出同溫層之外，不過也因為一次次首長大選，加劇著社會、種族與世代間的對立。

社群媒體的同溫層現象可能妨礙民主發展，另一個惡名昭彰的是猖獗的「假消息」。張佑宗調查發現，臺灣有九成以上民眾接收過假消息，多數人也都認為假消息應該受到管制。但問題在於，一旦這些假消息牽涉政治立場，人的判斷難以避免地會陷入偏誤。

「政治議題的假消息，比醫療、生活等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更容易取信於人，尤其當政治消息的立場和受眾一致，會變成信者恆信的情況。」張佑宗說，「如果是醫療類的假消息被指出錯誤處，一般大眾會感謝你；但如果是政治類的假消息被糾正，相信的人反而會生氣，罵你多管閒事。」

一則訊息就算錯誤百出，也能成為滋養既有政治立場的肥料。當社會大眾的政治心理陷於信念固著（belief perseverance），張佑宗認為應該優先訴諸媒體自律：「網路平臺業者都應該建立事實審查的機制，發現假消息就要下架或標註修正。目前業者都還沒盡到該有的責任。」

張佑宗認為，政治議題的假消息，比醫療、生活等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更容易取信於人，容易演變成信者恆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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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即將走到盡頭，或者絕處逢生？

所幸在民主患難時，政治學家反而從中看見轉機。除了剖析民主危機，學界近年也提出相應的積極概念：「民主韌性」。

「歷史向來不是直線發展，而是不斷擺盪的過程，民主也一樣，有時稍微偏往威權化的方向，有時又能擺盪回民主化的正軌。」張佑宗說，「民主制度會不斷受到衝擊，但又能從中習得教訓，往前推升，形成起起伏伏的發展動態。」

民主制度不同於威權體制，透過定期選舉與權力制衡，具有「自我修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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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雖然世界各國對民主的質疑增長，支持民主的聲音仍是主流。張佑宗根據調查資料指出，近年臺灣民眾支持自由民主觀念的比例仍持續上升，尤其年輕族群的支持程度更大幅提升，「臺灣社會對民主的支持其實有越來越穩固，還沒出現消退狀況。」

其次，民主制度不同於威權體制，定期選舉與權力制衡，讓民主具備「自我修復」的功能。當執政出現問題，在野黨和人民能透過許多管道檢討、改變、甚至反轉執政黨的作為，這是威權或極權國家所缺乏的自我矯正機制。

特別在臺灣，張佑宗發現「情感極化」不如預想中嚴重：「雖然政治菁英出現明顯的極化，例如一言不合就被退黨；但臺灣民眾似乎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主流意見一向趨中，不會輕易被政治菁英帶往極端。」

「臺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海峽對岸有個中國。」張佑宗解釋，正因如此，民主和威權的體制差異對臺灣人而言可以說歷歷在目。「反觀歐洲國家，很多年輕人根本難以想像什麼叫威權統治。我們多出一個對照的觀點，不論香港或臺灣年輕人，都更能深刻體會自由民主的意義與價值。」

民主發展並非一條直線，而是在歷史動盪中起起伏伏──當社群媒體的同溫層、假新聞現象助長民粹主義與社會分裂，臺灣民眾基於地緣政治與戒嚴歷史的借鑑，仍能對自由民主抱持堅定信念，這是臺灣民主韌性的特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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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有點敏感：中國夠民主嗎？

2021年底，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一句「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為此國際間掀起一片爭論。也浮現一項值得省思的議題：民主該由誰定義？

「民主（希臘語：δημοκρατία）」最早來自於希臘文，被用來形容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城邦中的一種政治制度。當今的民主又該怎麼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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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宗指出，如自由之家等跨國機構大多委請專家來評鑑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但這和人民評估自己國家的民主程度，兩者間可能存在落差。「如果由專家評鑑，臺灣一定比中國民主，但如果由中國人民來評分呢？」

過去普遍認為歐美國家注重民主的程序與制度面，將民主選舉、允許競爭、投票權等制度形式視為界定民主的要素。「但這也許只是西方傳統對民主的理解。」張佑宗說，「相對而言，東方社會可能更重視實質民主，追求實現一個均富、公平、人民生活美好的社會。」

只不過，張佑宗實際進行調查，發現兩岸人民對民主的理解並沒有明顯差異，不論程序面或實質面皆然。進一步分析來自超過80個大學、4,000多名樣本的中國大學生資料，更發現他們其實知悉自己國家民主程度的實情：「他們自評的民主程度跟俄羅斯差不多，比臺灣和美國低了一階。」

更重要的是，中國學生其實也重視「程序」民主。張佑宗使用列表實驗法（list experiment）發現中國學生對「政黨競爭」真正的同意度超過八成，只是因為民主議題在中國高度敏感，直接詢問僅能得到兩成多的同意度。「在一黨專政的中國，人民內心期望政黨競爭，卻不太敢直接表達。」張佑宗也點出，相對而言，中國學生對「人民直選」的認同程度就沒那麼高。

「列表實驗法」是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用來調查人們對敏感議題的真實想法。受訪者要從既有的問題選項中，提出他所認為「民主必須特徵」的數量，但不必勾選出他認同的確切選項。藉由實驗操弄，有一半受訪者（實驗組）會比另一半的人（對照組）多看到一個敏感選項，如果實驗組提出的選項數量明顯多於對照組，就代表人們其實暗自同意這個選項，例如「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應該允許政黨競爭」、「最高領導人應該由人民直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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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重視競爭，之後才來追求直選，這正與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若合符節：先從政治菁英的競逐，再到20世紀開放全民普選。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想法，隱約與全球民主發展歷史的普遍軌跡遙相呼應。

後記：臺灣民主的未來航向

自由民主化迄今約30年，臺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也通過了民粹主義的挑戰。談到臺灣民主的未來，張佑宗表示樂觀：「時至今日，根據臺灣民眾這些年來在實踐民主過程中累積的信念，很難想像臺灣民主會倒退或崩潰。」如果人民繼續保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意識到同溫層與假消息、民粹主義與情感極化的危險，將更能維繫臺灣民主的未來發展。

張佑宗也正帶領研究團隊打造「臺大動態民意調查平臺」，能跨介面且兼備效率與系統性地蒐集全國資料，時時觀測比對，幫助政治學研究者繼續推進對臺灣民主與政治的瞭解，同時指引著臺灣的民主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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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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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來源
張佑宗（2014-2016）。年輕人對民主作何理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16-2019）。網路民意與兩岸政策：以臺灣和中國大陸網絡平臺的大數據分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19-2021）。臺灣社群媒體中的假新聞、同溫層與極化現象：一種人機整合創新的研究途徑。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21-2024）。情感極化、投票抉擇與臺灣的民主危機：以混合模式進行縱貫式的調查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21-2024）。網路輿情與社群媒體實驗室： 創新研究方法與建立動態資料庫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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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開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吳重禮帶領研究團隊進行「中國印象調查」，致力理清臺灣、中國間的千頭萬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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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每個人心目中的「中國」樣貌也許不盡相同：是政治經濟上的合作夥伴？是同文同種的手足同胞？或是應該避而遠之、戒慎恐懼的潛在敵人？無論如何，臺灣民眾看待中國的方式足以影響兩岸關係走向，對我們未來至關重要。而你的「中國印象」怎麼樣呢？集體來看，臺灣民眾的中國印象又是如何？世代間存在差異嗎？背後原因又如何？

2013年開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現任所長吳重禮帶領研究團隊進行「中國印象調查」，致力蒐集具代表性的大樣本資料，嘗試理清臺灣、中國之間的千頭萬緒。除了探究臺灣民眾中國印象的變化趨勢，以及影響因素，更透過巧妙的問題設計，突破人們接受調查時因議題敏感而築起的心牆，取得更貼近人們真實想法的數據。

根據吳重禮調查顯示，2018年前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印象呈現五五波，但到2020年，抱持正面印象為30%，高達68%呈現為「不太好」或「非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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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資料，臺灣民眾近年對中國的觀感明顯惡化。2018年前，臺灣民眾對中國整體印象偏向正面者約佔45－50%，與印象偏負面的比例呈現五五波。但到2020年，對中國抱持正面印象的人為30%，認為對中國印象「不太好」或「非常不好」的比例總和甚至高達68%。

「中國印象變差，意味著兩岸關係將越來越緊張，令人憂心。」吳重禮進一步思考，企圖從兩岸歷史、人民日常互動中，尋覓化解敵意的線索。

戰後的兩岸：從嚴守界線到開放互動

1949年，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遷臺，兩岸處於劍拔弩張的態勢，甚至偶有零星戰火。長期分治下，臺灣海峽仿若一道界線，明確區分兩個群體，群體成員之間幾乎毫無交流，頂多透過國家教育、媒體宣傳，來認識海峽對岸的另一個國度。直至九〇年代兩岸政治氛圍轉趨開放，政府、民間才陸續展開對話與互動，並且漸趨熱絡。不相往來到頻繁互動，也讓兩岸人民對彼此的關係、觀感，有了微妙轉變。

日益增加的「接觸」究竟會改善兩群體之間的關係，讓雙方變得更加緊密、和諧；還是會適得其反，造成更多摩擦、衝突，助長敵意的滋生？吳重禮指出，「兩岸互動」長遠來看只會越來越頻繁，這些問題顯得格外重要。

兩岸人民的頻繁「接觸」，究竟會帶來和解，還是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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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是解方，還是一把雙面刃？

「接觸」會如何影響群際關係？在紐奧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吳重禮，借鑑美國種族政治與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舉出兩個對立的理論觀點：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與威脅理論（group threat theory）。

群體之間的接觸存在兩面性，既可能增進相互理解，也可能助長敵意滋生。吳重禮由此切入，觀察兩岸人民日益頻繁的接觸如何影響中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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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理論認為，接觸將能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讓社會更加和諧，消弭敵意。「美國總統甘迺迪積極推動跨種族互動，並強力撤除黑人就學限制，提升大學校園中的種族多樣性，就是基於這一個觀點。」

然而，1950年代開始成為學界主流的接觸理論，卻在1970年代末期受到挑戰。「後來學者漸漸發現，一旦接觸發生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群體之間的敵意很可能不消反漲。因為人們會更切身感受到：對方正在跟我們爭奪所剩不多的資源。」吳重禮說道。

接觸可以增進理解，也可能衍生成為雙方爭搶資源的零和賽局。吳重禮提到，香港曾出現醫療資源、民生用品及奶粉被大陸遊客「搶購」的爭議，便是一個例子。

回到美國，如果說接觸有助於社會和諧，種族多樣性越高的社區，照理來說會具備越良好的社會信任，但吳重禮指出，美國政治學家Robert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一書提到的數據卻呈現相反趨勢：「這份研究調查20幾個城市，囊括30,000多名受訪者，發現一個社區越是融合不同種族，人們彼此間的信任反而越低，且越不願意參與教會活動。」再度證明接觸雖然有用，卻不是消弭群體對立的萬靈丹，甚至可能成為助長敵意的雙面刃。

那麼，臺灣人與中國的接觸會有什麼效果呢？

接觸的頻率與意願，如何影響中國印象？

吳重禮指出，依目前調查證據，「接觸」（因經商或旅遊前往中國，不含港澳地區）原則上能部份改善臺灣人的中國印象。不過細究起來，接觸頻率如果一年至少接觸1次或1次以上，且長達五年，對中國的印象反而又會慢慢變差。「這可能是因為熟悉了中國當地的實際狀況，於是重新修正態度。但是整體而言，對中國印象最差的群體，仍然是從來沒有前往、親自接觸中國的民眾。」吳重禮強調。

吳重禮調查顯示，因經商、旅遊前往中國，不含港澳地區，原則上能部份改善中國印象，但若接觸頻率頻繁，對中國的印象反而逐漸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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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接觸頻率」外，接觸的「品質」和「意願」更是關鍵。吳重禮針對涉及個人主觀的接觸意願進行調查，題目如：「如果你有兒子或女兒，願不願意讓他們到中國大陸讀書或求學？」、「你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兒女跟中國大陸人結婚？」結果發現，主觀接觸意願對中國印象的預測力，甚至比客觀的接觸頻率還要更強，顯示正面印象與接觸經驗，兩者相輔相成。

呼應接觸理論的觀點，臺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似乎能透過接觸而減少，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政經動向，也對臺灣形成與日俱增的威脅。吳重禮細數近年中國逐漸被視為「威脅」的緣由，包括：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Covid-19疫情等，都使得臺灣人對中國的看法更趨負面，而這些影響，顯然不是光靠頻繁接觸便足以抵銷。

年輕人更討厭中國？後物質主義的因素

「我們有一個調查題組，詢問在哪些條件下，你對中國的印象會變好。例如：中國提供臺灣更多經濟利益、撤除對臺飛彈等，大多屬於經濟或國防面向。」吳重禮說道，「沒想到，有次跟研究助理聊天，他竟然說這些條件對他而言，其實都沒那麼重要。」相對而言，年輕人似乎更重視基本人權、網路自由、性別歧視、環境汙染等面向，也就是所謂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吳重禮解釋，後物質主義是由美國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提出，由於每個世代的成長過程身處不同的時空背景與物質環境，造成「資源稀缺性」的感受差異，衍生出不同的價值觀。「像我們這些傳統世代，Inglehart稱為物質主義，會比較著重經濟發展、國安外交等實質需求；至於年輕世代，因為在基本需求獲得保障的時代下成長，傾向發展成後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態，更重視非物質性的價值信念。」

吳重禮認為，傳統世代較為追求「物質主義」，特別注重經濟發展、國安外交等；年輕世代則在基本需求獲得保障的時代下成長，轉而傾向「後物質主義」，強調基本人權、網路自由、性別歧視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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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世代差異，吳重禮發現，年輕世代（生於1979年後）的中國印象比起中年世代（生於1954-1978年）與更年老的第一世代（出生於1953年前）都更加負面；儘管在中國提供物質性，或者後物質性的條件下，仍難以提升年輕世代的中國印象。只有較年老的第一世代會受到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條件影響，從而提升對中國的好感。

這調查結果，凸顯年輕世代對中國的負面印象相當堅定，就算針對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進行遊說也不為所動。「長期來看，年輕世代的中國印象，將越來越傾向負面。」吳重禮語重心長地說，「這對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是個隱憂。」如何找出應對之道，則是往後政治學者、政治人物們的功課。

調查研究的小巧思，探測人們真實的對中態度

對很多臺灣民眾來說，談論「中國」勢必挑動敏感神經。受到大環境影響，人們可能不大情願在調查中表露自己真實的態度，這時社會科學「間接測量」的技術便能夠派上用場。

「一個人口頭宣稱的態度，與他的實際行為、真實想法，可能存在落差，」吳重禮解釋，「像在中國印象調查，受訪者可能會猜測研究團隊的政治立場，或者去順應社會的氛圍，也就是受到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影響，進而改變回答，造成問卷調查的偏誤。」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吳重禮運用了名為「項目計數法」（item count technique）的技術。這項技術不會直接詢問：「你認為中國是臺灣的朋友或敵人？」而是將受訪者分成兩組，一組詢問「你認為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其中有幾個是臺灣的朋友？」另一組則只詢問「美國、日本、韓國」三個國家。藉由兩個組別的數據差異，即可推估「將中國視為朋友」的真實比例。

「項目計數法」能夠間接偵測群眾對於敏感議題的真實態度，操作方式是將受訪者隨機分派至實驗組、對照組，實驗組接受的問題比對照組多出一個「敏感選項」，而兩組都只需回答符合問題描述的「選項數量」，不必實際勾選。如果實驗組的選項數量明顯多於對照組，代表有些人暗自同意「中國是我們的朋友」，儘管直接詢問的話他們不一定會表示同意。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吳重禮指出，在臺灣社會近年對中國較不友善的整體氛圍下，如果直接詢問，只有25%民眾把中國視為朋友；但如果利用「項目計數法」來間接推估，竟有近55%民眾將中國視為朋友。「臺灣居然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會受到社會期許影響。」他坦言自己相當訝異，不過，這項結果也暗示兩岸關係仍存在改善的潛力。

當然，戰爭或者和平，絕非僅取決於我方的態度。「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吳重禮提醒我們必須留意國際政治的多變，隨時準備好面對潛在風險。身為一名政治學者，他也持續將自己的研究關懷，投注於對兩岸政治變化的觀察與守候。

「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吳重禮提醒須時刻留意國際政治的多變。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

研究來源
吳重禮（2016）。中國印象調查研究，2016-2019。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重禮（2013）。中國印象調查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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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之症，其來其去，均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患了神經衰弱。他在六百萬字的日記、一千九百多封的書信中，反覆寫到自己深受神經衰弱之苦。

顧頡剛自我分析患病的原因，是就讀北京大學時，用功過度，經常熬夜，又常在戲院聽戲，讓樂器刺激感官情緒。隨後妻子與祖母相繼過世，學業壓力與悲傷引發失眠舊疾，生活接連失序，精神無法安定，身體飽受煎熬，從此擺盪在中西醫與各種方濟、秘方之間。

其實顧頡剛的身心病症，現代人也頗為熟悉。焦慮、失眠、煩躁、心悸、消化不良等症狀，現在也許會被診斷為焦慮症、抑鬱症、自律神經失調等，但在上個世紀，往往被稱作「神經衰弱」（neurasthenia）。

1950至60年代臺灣報刊的醫藥問答，仍常見關於神經衰弱的提問。
圖片來源／《臺灣民聲日報》，1954年10月4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提到，「神經衰弱」在一百多年前的許多社會都是相當流行的精神疾病，包括魯迅、宋教仁、郁達夫、蔣宋美齡等人都曾受其苦。

相較於西方精神醫學界自1930年代後，已鮮少以神經衰弱作為診斷，中國對神經衰弱的關注仍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各類專家在報刊上發表神經衰弱的論述，宣稱治療神經衰弱的成藥與診所廣告充斥媒體。大眾對神經衰弱的注目，讓它不僅是影響個人健康的疾病，更牽涉到國族興衰的問題。

知行未必合一：神經衰弱的花式療法

神經衰弱的概念約於清末民初傳入中國，短短一、二十年間，就成為廣為盛行的疾病名稱。

王文基提到，在精神科學尚未專業化之時，症狀龐雜模糊的神經衰弱主要是由大眾醫療文化的論述所定義。而學者也指出，「衰弱」也與中醫的「虛」嫁接匯合，讓從西方飄洋過海的神經衰弱，從此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新舊思潮交融的歷史情境中，顧頡剛的擇醫試藥可做為一個認識神經衰弱的案例。

為了治療神經衰弱，顧頡剛同時進行中西醫療法。他既服用失眠散、天王補心丹等中藥方劑，也使用西式安眠藥、葡萄糖針、補血針，並嘗試各種食療、攝生之道，例如睡前用力擦足心兩千下，足暖後好入睡，注重衛生，起居有序，不耽溺聽戲等。

顧頡剛頻繁更換醫師與療法，如神農嚐百草般嘗試各種治療，王文基稱之為「治療的折衷主義」（therapeutic eclecticism）。

表面上好像盲從追求療效，但顧頡剛並非沒有反思他的作法。治學上強調證據的他，卻認為治療神經衰弱，「知行不必合一」。

他在信中寫道：「診病與服藥是兩件事。診病是看出他病的來源，病的程度，病的將來，是屬於『知』的。服藥是制止病狀，屬於『行』的。『知』只有一條路，『行』卻有無數條路。」在紛雜的醫療理論中不斷實驗，只要身體會變好，都是好方法。這對我們理解當時不同醫療體系在民眾端如何被實際瞭解與操作，或者說「身體力行」，有頗大的啟發。

各式中西醫廣告以治療神經衰弱為宣傳。
圖片來源／《臺灣民聲日報》，1949年2月1日

同時間，不同系統的醫學觀，對神經衰弱也各有詮釋。

日德系統的神經精神醫學認為，神經衰弱是一種與遺傳和作息有關的現代病，加上強國保種的觀念，先有健康的個人才有強健的國族。以美國為主的動力精神醫學則強調，神經衰弱是心因性疾病，應該視為一種焦慮反應（anxiety reaction），例如傳統的家庭觀，讓中國青年無法面對現代化社會，導致適應不良的心理衝突。這些醫學觀雖然可以幫助民眾理解相關病症，但觀點及處置方式的不同，也加深了焦慮。

無論如何，在當時中西醫主導的論述下，精神科學仍處於邊緣，但這樣的情況在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變化。

快速綜合療法：精神科學的「躍進」

王文基提到，神經衰弱在1950至60年代的中國仍十分常見。各內科門診中，神經衰弱與風濕症的病人，僅次於慢性胃腸病；尤其是知識份子、高校生、幹部和「為鋼奮戰」的鋼鐵廠工人都是容易罹病的族群。

在群眾動員與追求生產力科學化的政治氛圍下，精神疾病的防治逐漸成為政策重點。1950年代末期，隨著整風運動、大躍進，精神科學與政治動員的關係愈加緊密。在「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追求生產力的「建設總路線」下，精神科學的輪子，隨著政治動員的步伐快速轉動了起來。

當時許多疾病預防（尤其肺結核、瘧疾等傳染病）的宣傳都以增加生產、完成建設為號召。
圖片來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Digital Collections, NLM Image ID:E00032

尤其1958年，在南京舉行的「全國精神病防治會議」上，將精神衰弱的防治與研究訂為工作重點，並設立首座「神經病防治站」，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群起投入。

王文基說：「這在民國時期很難想像。民國時期雖然罹患神經衰弱的人很多，但多數醫生更重視防治傳染病。如今神經衰弱被視為防治重點，可以看到精神科學的專家如何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中，以其專長回應大局變化。」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北京醫學院精神醫學教研組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單位合作發明的「快速綜合療法」，宣稱能在23天的療程治癒神經衰弱。

這套集結中西醫與民俗治療的綜合療法，在工廠、學校等地將罹患神經衰弱的工人、學生集中管理，實施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奴弗卡因及胰島素注射）、物理治療（梅花針，電刺激及電睡眠）、勞動與體育鍛鍊（太極拳、站樁等），並搭配規律的團體生活。經過數週治療，宣稱超過80%的病人皆病癒或顯著好轉。

實行快速綜合療法，宣講神經治療防治知識，並施以中醫的梅花針。
圖片來源／《光明日報》，1958年9月29日

尤其快速綜合療法不只試圖緩解症狀，還要徹底根除。透過組織小組座談、醫療講座、健康躍進會，提供病人「能動性」，並藉由政治動員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提升病人對神經衰弱的正確認識。

在高舉科學教育與政治信念的年代，這群快速綜合療法的推動者認為唯有「認識」疾病才能戰勝疾病。王文基說：「透過學習、透過改變對神經衰弱的認識，強調改變『意識』就能戰勝神經衰弱，將心理學的課題和當時政治環境強調的『主觀能動性』連結起來。」

圖片來源／《光明日報》，1958年9月23日

快速綜合療法很快受到中共支持，許多醫院開始用它治療神經衰弱，並推行到高血壓、痢疾、潰瘍等慢性病治療。當時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研究員王景和就認為，「只有經過了這種政治動員，心理治療才可能發揮作用」，彷彿注定了此時中國精神科學發展的政治性格。政治社會賦予精神科學發展的舞臺，而精神科學挹注政治動員的能量。

現在看來，快速綜合療法更像是一場瘋狂的運動，但它的影響力絕不只如此。王文基提到，改革開放後，當中國開始發展本土精神治療的初期，幾位重要推手都和當年的快速綜合療法有關。直到1990年代中國的「心理熱」，甚至有人認為快速綜合療法是中國精神治療的起源，是東方心理治療的重要範例。

政治與科學之間，中國精神科學的生存之道

群眾、精神科學、政治，讓精神科學家在1950年代走到交會的路口。神經衰弱防治，成為他們奮力一搏的機會。

例如創建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學家丁瓚（1910-1968），在抗戰期間即著手關於中國精神科學的建設工作，致力促成中國精神學科專業化。在戰後社會總動員的風潮下，丁瓚召集中科院的心理學家加入全民大躍進的行列，投入研發快速綜合療法，或可視為邊陲學科力圖表現的嘗試。

這段時間，中國精神科學界對於神經衰弱的病因、機轉與治療重點未必有共識。但這些專家，尤其是一群年輕的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學家，都試圖將神經衰弱放在當時精神疾病的整體醫學研究下審視，「大家都用自己的專業發展出一套生存策略」。

丁瓚於報紙發表神經衰弱的科普論述。
圖片來源／《重慶大公報》，1943年5月31日

從政治史的視野，也許精神科學只是社會總體動員的一環；王文基則從精神科學史的角度指出，大躍進時期的精神科學家並非只是政治傀儡，他們同時也是精神科學場域中的行動者。

呼應用科學管理群眾的需求，精神科學家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鑽研快速綜合療法，不只是為了迎合官方，他們其實有專業化的企圖，期待打造新的學術環境，創造屬於中國自己的精神科學」。

研究精神科學，為了拆解精神科學

從顧頡剛的個案，到中共建政後防治神經衰弱的熱潮，王文基說：「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就是這些科學是好的，精神疾病的治療一定要以科學為基準」。但這套東西如何在中國發展，必須考量中國特色，要能解決中國精神疾病的問題。

從東亞精神科學史的角度，一路追溯神經衰弱的移動軌跡，王文基說：「西方的疾病觀念或醫學理論都不是從甲地直接移植到乙地，從中可以看到『東亞轉化』的痕跡。例如民國時期，很多關於神經衰弱的討論都有五四運動的影子；大躍進時期，精神科學家則是希望運用心理學建設新中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
圖片來源／王文基提供，勞維俊攝

從事1950至60年代的歷史研究，由於特殊的政治與社會因素，蒐集和判讀史料不易，也增加研究難度。王文基除了參考上海市檔案館等單位的官方資料，也蒐集知識青年的回憶錄、書信傳記、公開病歷，並訪談曾參與過快速綜合療法的當事人。

他提到，拼湊出精神科學發展的過程，不是為了還原一個無暇的歷史，而是試圖認識精神科學在過去百年的華人社會走出多少曲折與複雜的路徑，並且成為今日的面貌。

「精神醫學是一種解釋精神疾病的資源，但對精神科學史研究者來說，是必須去拆解的對象」。

採訪撰稿／蘇郁欣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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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早在毛澤東時代，「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做法就已經開始了。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的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教授談到：「真正系統性的大佈局，則是在北京奧運辦完後，中共開始擴大資源挹注宣傳系統，也就是我們近年來常聽到的『大外宣』。」

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蔡文軒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
攝影／張傑凱

「透過各種非官方人士，用軟性的語言傳遞自身思想，正是中國的對外宣傳策略！」蔡文軒說今年以來，隨著中美關係愈趨緊張，以及疫情蔓延全球後，中共為緩解輿論而做出的各種行動，「大外宣」一詞多次躍上媒體版面，引起討論。

「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是毛澤東在1955年對《新華社》下達的指示。」蔡文軒提到中共是很懂得宣傳的政權。在中日戰爭時期，就有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進入紅區採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撰寫《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便是對外宣傳讀物的早期代表之作。

蔡文軒說：「他們在革命戰爭時期就很重視結交國際上對中共友好的人士，組成統一戰線，向西方國家宣傳。」到了二十世紀末江澤民主政後，1997年中共中央將官方「對外宣傳」一詞中「宣傳」的英譯從propaganda改為publicity，開始運用西方國家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思維進行外宣。

這兩個單字翻譯成中文都有宣傳的意思，不過propaganda在英文世界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有強迫他人接受一個理念或意識型態之意；而publicity則著重於廣泛傳播資訊，較沒有明顯的主觀企圖。「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共外宣的思維，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55年毛澤東對《新華社》下達指示：「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圖為北京天安門廣場。
圖片來源／Unsplash

蔡文軒說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時，中共才開始積極進行大外宣。但事後卻發現宣傳過程中，外國人很不買帳。「像是聖火傳遞到巴黎時，就有很多聲援西藏的抗議活動，這讓中共覺得困惑——花了這麼多錢，為什麼還是那麼討厭我？於是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方式和手段不對。」

蔡文軒研究2008年前後世界各國對中共的觀感，發現中共宣傳系統在海外媒體的宣傳，幾乎沒有取得外國人的信任，早期的這些努力似乎沒有成效，西方國家仍普遍對中共抱有負面看法。

「所以為了增強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音，並建立塑造自己形象的權利，2009年由時任總理的胡錦濤向對外宣傳系統挹注了450億元人民幣。此後，續任總理習近平更加大力度，意圖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

靈活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規則進行宣傳

中共的大外宣方法是從何學習而來的呢？蔡文軒說：「中共的學習很活，只要有利於讓外國人相信他們的，他們都學！」

為這個目標，中共向外國的行銷公司、媒體宣傳公司或危機處理公司學習，透過吸收西方思想加強對外宣傳的運作和有效性。

「儘管共產黨經常以中華文化、思想和觀念解釋西方思想，對公共外交的理解也與西方政府大不相同，但方法的改變，讓中共官方逐漸掌握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中共不再使用僵化或平淡的意識形態語言，他們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傳遞訊息，再借力『軟實力』宣傳。蔡文軒闡述：「中共的外宣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和交流方法，讓外部宣傳更容易被外國讀者理解。」

2011年中共宣傳組織租下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看牌，播放中國形象廣告。圖為時代廣場，非當年照片。
圖片來源／Unsplash

新華社於2009年建立了英語電視台，在2011年甚至租下了紐約時代廣場的巨幅廣告看牌，播放宣傳中國形象的影片。試圖向西方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蔡文軒說此時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

另外蔡文軒提到非官方媒體和參與者在中共的對外宣傳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中共進行宣傳的另一種方式是將中文書籍翻譯成外文，主要用來反駁西方對中國的誤解。」2014年7月，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多數書籍都包含宣傳中國政策的內容，其上級單位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則會參與重要國際書展，例如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向西方讀者推廣這些翻譯作品。

中共除了使用翻譯來增強公共外交外，還改變了外語播送的風格，使其更易於被外國觀眾接受。蔡文軒指出，由於新華社和央視與共產黨的緊密連結，它們往往不被西方所信任，因此中共改為藉由海外華人媒體進行對外交流，與中國媒體不同，這些海外媒體沒有官方特徵，也更了解它們所在的社會，產出更讓當地人所接受的內容。

近年來，中共一直積極招攬海外華人媒體組織，甚至購入股份，並為員工規劃培訓課程。當中國國內發生重大事件時，中共就會向這些媒體組織提供報導指南。

此外，中共還試圖讓西方媒體協助。隸屬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五洲傳播出版社」在美國已經確認了許多中共支持者，並利用他們在多個主要城市建立由中國控制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蔡文軒提到該公司間接從美國三大電視網絡ABC、NBC和CBS租賃頻道，以促進宣傳中國的聲音到美國社會。

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試圖向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
圖表繪製／陳雪

最先，中共意識到外國人對官方媒體普遍缺乏信任，而且官媒的內容大多古板、枯燥，無法引起國際觀眾的共鳴，反而經常遇到砸大錢後，效果卻很有限的窘境。

為此宣傳單位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口號「講好中國故事」，蔡文軒說：「具體來說就是透過非政府行動者分享日常生活故事，解釋中共思想、提升中國形象。」

蔡文軒表示這個概念由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的演講中可看出端倪，當時習近平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因此中共在進行外部宣傳時，逐漸透過講故事向世界解釋中國的特徵和價值觀。

為了進一步改善對外宣傳、講好中國故事，中共也尋求外國專業人士的幫助，因為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常常導致西方人誤解中共宣傳材料的內容，甚至可能激起敵意。蔡文軒舉例到：「曾有一部宣傳片描述中國政府為解決貧困問題如何支持養肉狗的農民，而這部影片不但沒有使觀眾讚賞中國政府，更讓西方人把中國視為一個野蠻的國家就是一個例子。」

此後發生西藏議題，中共加強投入、改善上述種種策略的做法。

如直接使用外語宣傳西藏議題、使用其他國家人民熟悉的歷史典故闡述西藏政策、擺脫意識形態修辭的同時敘述藏民的生活故事、委請海外的派遣學者和民眾解釋西藏現狀、利用西方學者和海外媒體介紹中國政策、及動員藏人自己講自己的正向故事等等，都是新一波的宣傳策略。

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有所改善？

蔡文軒補充道：「雖然中共採取西方公共外交的思維進行外宣，但黨內對此概念的理解，很可能源於周恩來在冷戰時期提出並運用的『人民外交』手法。」當時中共以此手段呼籲與第三世界國家，及西方親中國的基層組織進行交流合作，以形成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冷戰時期中共提出並運用『人民外交』手法，利用外部宣傳與親中國政府、全世界人民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圖片來源／Pixabay

「『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的概念不可互換，但兩者確實有一些共同點。它們都強調非政府行為者的重要性，並且都主張對外部宣傳採取易於理解且較為軟化的方法。」

蔡文軒說明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最終目標」。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透過建立網絡來改善一個國家的形象，鼓勵與其他國家拉近關係和相互信任；人民外交的目的則是利用外部宣傳與親政府組織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具有較大的政治功能性，用以增強國家的國際影響力。

毛澤東「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呼籲，蔡文軒認為似乎已被當代中國實現，但他隨即拋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因此改善呢？

中共發布的官方調查報告顯示，與2013年相比，2014年中國的國家形象有所改善，這似乎表明中共的宣傳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過世界是否願意完全擁抱並接受其『紅色聲音』，其實尚待觀察。」蔡文軒慎重道：「更何況中共對外宣傳有其目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容易相信中國的善意和友好姿態。」

而且正逢今年疫情蔓延全球，中共的國家形象遭遇重大危機，蔡文軒觀察研究發現，中共的對外宣傳方式相對正在改變。

今年疫情突發蔓延全球，連帶影響各國國民的日常生活。
圖片來源／Pexels

「今年外交人員屢屢出現『戰狼式發言』，這與早先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的做法背道而馳。」蔡文軒說，大外宣雖然是為了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存續，因此，整體策略的前提是國家穩定。

「中共激起民族主義，正是維持內部穩定的好方法之一，因此這些戰狼式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對內的宣傳。」當內部夠強大時才有餘裕對外，因此蔡文軒總結認為，中共的大外宣基本上主要是為了維穩。

在這動盪不安的一年，許多事都在改變，疫情過後，究竟會讓中共政權更穩定，還是走向衰弱？對於這個隨時在改變策略的政權，所有問題似乎都不存在定論，而蔡文軒仍持續透過觀察，試圖聽出「中國聲音」背後的可能手段。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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